从敦煌经卷流失看古代官员的拖拉懒散

原标题：从敦煌经卷流失看古代官员的拖拉懒散

晚清时期，敦煌经卷被看守藏经洞的王圆禄道士发现，很快就吸引了一批“探险者”。俄国人奥布鲁切夫、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先后来到了这里，用一些小玩意和银子换取了大量经卷，回到自己的国家。而当时王圆禄已经把事情汇报给晚清政府官员，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十年以后，才得到重视，而那时，敦煌的很多经卷已经流失了。由此可以看到古代官员拖拉懒散的习惯，也可以看到他们到底在为谁服务。

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自称“不知所措”的王圆禄道士向当地官府上报，知县严泽得到王圆禄送来的一些手卷，没当回事。两年后，新县令汪宗翰到任，又得到王圆禄送来的一些经卷，他便将此事汇报给甘肃省州府衙门。甘肃学台叶昌炽在1903年收到汪宗翰寄来的拓片和写经后，建议将这批文物送兰州保管。然而一切都没有下文了，直到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炫耀他从敦煌弄来的遗书照片，才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国学者罗振玉等人大声疾呼，清政府这才下令把劫余的遗书运至北京。当时是1910年，距离王圆禄道士上报的时间整整十年。在这十年里，官员们玩忽职守，拖拉懒散，让公文经过漫长的旅行，却漫不经心，开始重视的时候，还是从法国人伯希和那里得来的信息，岂不是一种悲哀？在这十年里，外国“探险家”们已经拉走了很多的文物经卷，看看各国博物馆存着的遗书文物就知道了。据统计，敦煌遗书文物共计五万件以上。粗略统计，英国有一万三千多件，法国有三千多件，前苏联有一万一千多件，日本、美国、丹麦、原朝鲜共一千多件，中国存有三万一千多件。还有数千件下落不明，只是伯希和取走的文献就有六千多份，但法国公开的只有一半的数额。况且，他曾经将部分文物运到北京的六国饭店展出，估计这些文物已经被官员或私人收藏。

1910年劫余遗书运往北京的时候，王道士早就转移了一部分，运京途中，遗书被各地官员窃取，遗失无数。进京后，京官何震奕、李盛铎等人又藏掖偷盗，损失很多。仅仅这些文物经历兵火战乱，时代巨变，保管不当等劫难，似乎也就湮没无闻了。1981年，北京图书馆征集收购了一千五百件敦煌遗书，可见流入民间的遗书数量并不少。

敦煌的遗书经卷应该得到官府的有效保护，而不能任由外国人偷盗。可是，王圆禄已经报告给官府了，但官府的老爷们并不重视。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重视负载重要文化信息的敦煌经卷，反而从法国人伯希和的展览中看到了本国宝贝的流失问题，才开始加以保护。而在保护过程中，又损失了不少。当然，比起不保护要好得多，但保护过程中的损失，无论如何也不能找借口搪塞，只能说是古代官员甚至是古代官场的问题。

古代官员还是刻苦攻读的书生的时候，就树立了修齐治平的理想，一旦考中，就会自动适应官场的潜规则，要搜刮银子，互相倾轧，还要吃了原告吃被告，直到吃得一方或双方都负担不起了，才会寻找一个两边都不得罪的判决。他们大搞权力寻租，还要卖官鬻爵，只是为了搜刮银子，送给上级一部分，而上级也会如此办理。那么，他们的本职工作就不是为了国家和人们，而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不那么办不行吗？当然不行。古代官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惯例，而惯例本身就是靠银子维持的。缺少了银子，官员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好的。要说古代官员没有银子，清贫，除了像海瑞那样的人物，几乎所有的官员全都拥有很多积蓄。上任的时候一穷二白，做官员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富得流油，即便治理的地方出了点事，也会弹压事态，不会扩散。于是，官员们只会为了自己的乌纱帽操心，为了自己的仕途送银子，还要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拼命搜刮，哪里顾得上抢救遗书经卷呢？

文化在他们眼里一钱不值，只有当上级重视，并强制他们抢救的时候，他们才会执行命令。不过，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照样会玩忽职守，任由王圆禄转移一部分，还要拿出平时吃拿卡要的本事，搂一部分进入自己的腰包。没人监督，也没人说什么。这就是古代官场的毛病，缺少监督管理，有的只是面子上的话和事，官员们早就打点好了上下级，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太多的限制。一旦权力在握，就要充分利用权力，而不是按规定办事。他们大多拖拉懒散，以至于厚黑教主李宗吾说的“做官六字真言”里就有“拖”字诀。古代人做官要会拖，遇到一些能办的事和不能办的事都要拖，拖起来才有人送银子，不拖，立刻就办理，一是不能显示自己的权威，二是不能让别人送来银子，况且没人监督，何必非得立刻就办呢？于是，每隔两三年，衙门里就要处理一批“失效”的状子和文书，直接焚烧，没有什么可惜的。因为很多人在官员“拖”字诀的应付下筋疲力尽，没有财力继续维持下去，就不再坚持了，自动不去衙门告状了。于是，很多状子自动失效。由于官员的拖拉，很多上级派发的文书没有得到重视，也就是很多项目没有得到运作，就已经失效了，也就只能被处理掉了。官员会挑着紧要的事情办，什么是紧要的事？一是上级压下来的立刻就办的事，二是能带来银子收入的事，别的都不是紧要的事。如此一来，在别的事情上，官员们就要拖拉懒散了。而抢救敦煌遗书文物的事情很显然被官员们看成了别的事情。

敦煌遗书文物的流失王圆禄应该负直接责任，而当时的官员们应该负主要责任，自己保管不善，还要偷窃，互相赠送，甚至倒卖，凸显了官场的腐败风气。看看查抄和珅的官员都私藏了不少和珅的东西这件事，就知道官员们是什么做派了。而当时官员拖拉懒散的作风已经形成，不是一两个官员能够改变的，当然也不是皇帝以及太后能够改变的，只能寄希望于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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