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2023年宏观政策配置主线就是市场主体

12月28日，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网易财经、网易财经智库联合主办的“202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在北京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高培勇在会上表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期。面对当前超出预期的经济下行压力和更为严峻复杂的经济发展环境，做好2023年的经济工作，特别是做好2023年的宏观政策配置，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

高培勇指出，当前社会各界对2023年的经济发展，以及2023年的宏观政策配置的期望值相当高，这显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瞻前顾后、仔细权衡，将可供选择的各种宏观政策的举措做一系统的比较分析之后，我们可以看到，2023年的宏观政策配置，应该选择好一条主线。现在看来，这个主线就是市场主体，要围绕着市场主体的关切而展开。

为什么做这样的判断？高培勇给出了4方面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有限的宏观政策的资源要用在刀刃上。从2022年这一年，经济下行压力以及宏观政策的操作当中，越来越清晰地折射出两个不同于以往的新情况。其一，以往的经济下行压力对财政收支往往影响不大且可控，这一轮的经济下行压力已经传递到财政收支领域，而且影响颇大。特别是以市县为主体的地方财政收支运行持续承压，其运行状况令人关注。其二，以往面对经济下行而实施的宏观调控，往往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向发力，共同发挥作用。这一轮的宏观调控，在三重压力，特别是预期转弱压力面前出现了新的现象，比如说信贷需求不足以及提前还贷现象，这就严重制约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这两个方面的新情况构成了一对矛盾，一方面是财政收支自身面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在货币政策的效应还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条件下，对于财政扩张的政策需求就变得异常强烈了。一方面是需求，另一方面是供给，这是一对高度相关的矛盾。我们面前固然有多重政策选择，也不乏各类的存量增量的政策工具可供使用，甚至可以说我国宏观政策的工具箱也是相对充裕的，但无论如何必须承认，相对于以往，我们的宏观政策资源终归是有限的。

每当说到资源有限的时候，引申一步来讲就是有限的资源要用在刀刃上，我以为当下这个刀刃就是市场主体。为什么这样说？比如当我们谈到三重压力的时候，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这三者其实并不在同一层面上。其中，最重要的是预期转弱的影响很大。预期转弱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应该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预期转弱上。预期转强，需求和供给的矛盾也都会随之化解。

预期转弱在现实生活中主要表现为市场主体的预期转弱，市场主体的预期转强了，其他主体的预期也都会随之转强。

其三，我们要看到市场主体既是投资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当下我们国家有1.6亿多的市场主体，除了大约5000万的企业之外，其余的市场主体大多是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既是消费者同时也是投资者，因而我们说只要市场主体的投资和需求增加了，社会总需求也会随之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讲，要确保2023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主要要靠稳住市场主体，这个刀刃就是市场主体，靠得住的也是稳住市场主体。

因此要把明年经济发展的基点放在市场主体身上，确保所有的政策配置，所有的政策操作首先聚焦于稳住市场主体，这是第一个理由，有限的宏观政策资源要用在刀刃上。

第二个理由，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体是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特别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可依靠、最需依靠的推动力量是谁？换言之，高质量发展的主体是谁？现在看来，只能也应当是以企业和企业家为代表的市场主体。大家还记得2022年7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研讨经济形势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明确要求，就是要发挥企业和企业家的积极性，营造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推动高质量发展，把市场主体作为最重要的力量，显然是有依据的。

具体而言，我们还可以从两方面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一些。其一，市场主体实际上是国民经济的根基所在。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经常用市场主体的概念取代以往的企业概念，市场主体和企业之间最重要的差异就在于，企业仅仅包括的是法人，而市场主体既包括法人也包括自然人和非法人组织。之所以在宏观经济分析中越来越多地以市场主体来取代企业的概念，最重要的考量就在于市场主体的覆盖范围远大于企业，囊括了包括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合作社在内的所有经济体，覆盖了参与GDP创造的所有经济单元以及国民经济的主动脉和毛细血管。经济发展的根基在于市场主体，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于市场主体，要推动高质量发展、稳经济，做好2023年的经济工作，当然要围绕着稳住市场主体而展开。

其二，市场主体是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主要依托。当我们讨论到稳经济的时候，主要指的是三个方面的稳，那就是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同样，这三稳之间并非并行关系，其间的基础和决定因素是稳就业。这是因为，就业稳，居民收入和民生才有保障，社会财富才能稳定增长，稳增长才有支撑，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价也才能稳住。

第三个理由，当下最需要疏困帮扶的对象是市场主体。历史与现实的经验证明，每逢严重灾难发生，市场主体的经营困难、利润下滑、资金断流、资不抵债，甚至破产倒闭，往往都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困难挑战。立足当下，无论是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还是跌宕反复的新冠疫情，这一系列超预期因素叠加，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均集中体现于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市场主体身上。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也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的挑战也罢，蒙受冲击最大的也往往是市场主体。所以，在当前的一系列困难挑战，特别是短期的困难挑战面前，最亟待渡过难关，最亟待提振信心的是市场主体，最需要实施一揽子纾困帮扶政策的对象就是市场主体。

第四个理由，具有基础意义的经济安全是市场主体的安全。“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我国的发展进入了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事件、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会发生，因而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这是党的“二十大”做出的重要的战略部署。

2022年以来的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全球性冲击，再次向我们表明，发展必须以安全为前提，安全发展极端重要。所以，做好经济工作，做好2023年的经济工作必须把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必须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要维系经济安全，维系国家安全，它的基础环节在哪儿？我们知道，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并且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居于基础地位的就是市场主体，其安全状况直接牵动和决定着我国的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主体的安全，既是具有基础意义的经济安全，也可以引申说市场主体的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根本和起点。维系经济安全，首先要维系好市场主体的安全，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讲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高培勇特别指出，我们讲宏观政策的配置，要围绕着市场主体的关切而展开，而市场主体的关切不仅体现在宏观政策的配置上，而且体现在营商环境的改善上。市场主体的关切不仅仅有宏观政策层面的需求，而且也有对于改革行动的需求。比如，当我们谈论到2023年的经济工作的时候，特别是在谈到2023年要以有效投资之进来服务经济大盘之稳的时候，各类市场主体所提出的关切，对于宏观政策的配置是一方面，但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了5个方面的期盼，一盼要素保障更加及时到位，二盼资金支持进一步加力增效，三盼制造业等领域投资更有针对性的支持，四盼提振民间投资的举措更加清晰，五盼投资审批更优化，环境更友好。

高培勇称，从这五盼梳理中会发现，其中有对宏观政策配置的方面的内容，但除此之外，对于改革行动的需求也是异常强烈的。所以围绕着市场主体的关切，做好2023年的经济工作，做好2023年的宏观政策的配置，必须是改革行动与政策安排各就各位，各行其道、对症下药。

高培勇最后总结称，2023年我们只有继续坚持以市场主体为中心，着眼于从市场主体这个根上浇水施肥，将宏观政策的配置一竿子插到底，扎根于包括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内的所有经济体和GDP的所有源泉，围绕着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而持续发力，才能确保稳经济目标的实现，进而确保党的“二十大”所确立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安排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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