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的星辰》：凝视高光照不到的黯淡之处

范雨素和《劳动者的星辰：北京皮村文学小组作品集》（范雨素、郭福来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南方人物周刊/图）

“打工的日子就像坐在老牛拉的车上，漫长而无聊，总是把今天走成昨天。”

“在外出打工还是回乡种地之间，我本来就是墙头草，朝秦暮楚。”

“穷则思变，变好变坏看天意。”

“世界是冰冷的海岸，也有些许希望的暖流。”

“现在我谁都不恨了，比起那些和我年龄相当，却早已去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我已经够幸福了。”

……

这些言语诞生于偏僻的北京皮村，本该转瞬既逝，却在不经意间得以留存，被许多人聆听。位于北京五环外的皮村里，居住着数万名渴望改变境遇的新工人。尽管他们背井离乡，日复一日做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满足于终生在沉默中劳作，试图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并等待被聆听。皮村文学小组成为了留存、传播这些声音的介质。小组成立于2014年，成员因喜爱文学而相聚，文学博士张慧瑜老师定期来为他们讲解文学和创作理念，小组还推出了内部刊物《新工人文学》。2017年，小组成员、育儿嫂范雨素的文章《我是范雨素》被媒体发布，收获了几百万阅读量，小组也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五年过去了，《我是范雨素》作为一个文化事件的热度已经退去，范雨素没有因为这次爆红而告别打工生涯，不过，包括她在内的小组成员依然笔耕不辍。今年，皮村文学小组的作品选集《劳动者的星辰》出版了，它或许标志着小组成员的写作正在从一个现象、一次浪潮，转化为更恒久、更不可或缺的存在。

《劳动者的星辰》不算厚重，只收录了十四篇作品，它们分别来自九位作者，范雨素、郭福来、李若、施洪丽、徐克铎、苑伟、王成秀、李文丽（本书插图均为她创作）、万华山。他们年龄各异，从事过的行业也五花八门——家政、装修、布展、库管、餐饮，甚至还有演艺和图书出版。千差万别的经历和人生体验塑造了他们独具个性的视角和写作风格，当他们将回忆和感受诉诸笔端，向我们展现生活的疲惫、刺痛和瞬间的欢乐时，写作不单是他们把握人生、重新建构记忆的途径，更是他们所肩负的一种使命：记录这个时代，记录沉默者的众生相。

《劳动者的星辰》中出现的人物，无论是作者本人、他们的亲朋故旧，还是偶然闯入他们视野的陌生人，大都算不上这个时代的成功者。在他们的故事里，运气、成功、财富、传奇都是别人的，命运留给他们的只是没有尽头的跌跌撞撞，他们疲惫却不敢有一丝懈怠，时时恐惧没有根基的脆弱生活会坍塌。他们总在被命运嘲笑，每一次站起似乎都是为了被击倒，每一次撞大运都是滑向深渊的前兆。范雨素在《“北漂们”的日子》中，为这些人勾勒了一幅群像，她用短短几千字写出一群人三十年间的浮沉：她自己曾经在旧货市场做掮客，梦想着跟丈夫在北京买房安家，几番努力后，生意赔了，酗酒家暴的丈夫成了前夫，北京的房价早已高攀不起；市场里和她关系最好的是朱老二夫妇，他们靠倒腾家具赚了钱，在燕郊买了别墅，可来之不易的好日子却以朱老二抛家舍业而告终；市场里淘换书的“小四川”红运当头，在垃圾站收到一套古籍，卖出了一千元高价，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听说买家转手挣了奖金十万元……三十年间似反掌，城市变了，市场没了，而他们用尽全力摸爬滚打一生，终究没能改变命运。施洪丽的《一个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苑伟的《暗夜前行》、王成秀的《高楼之下》都描述了这种难以突围的困境，这些城市里的新工人，似乎只要再前进一步就能找到一点儿依傍、一处归宿……

万华山的《我在东莞演坏人》有着和其他作品截然不同的视角。别的作者多侧重中年人的困境，而这位“八零后”作者写的却是一个成长故事，关于一个少年如何在繁华世界里寻找自己的位置：19岁的“我”丢了工厂的工作，却因偶然的机会步入“演艺界”，几个看起来深谙世故、混得风生水起的“大哥”带“我”入了行。剧团每天热闹得火上烹油，各色人等迎来送往，“我”也从傻里傻气的少年混成了一个剧团“老人”。热闹过后，“我”领悟到自己压根不在“圈”里，连那些“大哥”“师傅”也都不过是这座城市的局外人，谁也扎不下根来。万华山刻画人物的功力了得，众声喧哗中，鲜活的角色个个争当主角，可等追光熄灭，人人又都注定是失意的龙套。

不同于其他作品里广阔的社会舞台，郭福来的《工棚记狗》《工棚记鼠》只有一个单调的场景，工棚。这两个故事都因为叙事的简单粗糙而尤其令人震撼。《工棚记狗》的全体人物挤在一个没有窗户的破铁皮工棚里，对于他们，在北京有个工作和住处就不错了。可他们心里偏偏空落落的，想弄一只小狗。几个人从垃圾堆拐回一只蔫头耷脑的小土狗，大家围着听狗叫，乱纷纷地争着摸它，喂它，想各种花样宠它，似乎工棚“沉闷的空气似乎也轻快地流动起来”。然而，小狗刚刚长大就被狗贩抓走了，工友们轻快流动的日子，也变回老牛拉破车的节奏。《工棚记鼠》的故事可能发生在小狗出现之前，那时工友们初来乍到，下班后只是在工棚里干坐着，直到有人突发奇想抓来一只小老鼠训练。众人纷纷称赞小老鼠漂亮、招人喜欢，下班后心里有了牵挂。可小老鼠也莫名死去了……无论是小黄狗还是小老鼠，看描述都并无招人喜爱之处，恰恰因此，几个大男人争着宠爱小狗和老鼠的滑稽剧显得格外凄凉，小狗和老鼠的悲剧反射着在工棚中消磨生命的人们的孤独，它们的生命之轻倒映出几位工人对于这城市的无足重轻。

李若的《穷孩子的学费》和《红薯粉条》也令人印象深刻。李若的文笔相当纯熟，她用不徐不疾、波澜不惊的方式将两段童年往事娓娓道来，却在平淡中积累起一种摇摇欲坠的不安和紧迫。《穷孩子的学费》中，家里用来换学费的三头猪死了，于是，在那个春天，“我”和弟弟一个人捉蜈蚣，一个人养黄鳝，各自去解决自己的学费问题。那是一段充满奇遇的日子，最初“我”觉得蜈蚣可怕，之后却产生了成就感，劳动的辛苦也被小伙伴的欢声笑语消解。装蜈蚣的书包慢慢满了，心里的期待也在不断累积……结果“我”的蜈蚣全被老鼠偷吃了，弟弟养的黄鳝也被大雨冲走。后来，黄鳝找了回来，“我”却因为没有蜈蚣辍学了。伴随着李若的讲述，我们仿佛伴随她走过那个苦恼又心怀希望的春天，在小说的结尾，层层淤积的情绪化为滂沱的泪雨——十多年后的“我”看到一个孩子因吃不到烧饼而号啕痛哭，便买了几个烧饼送给孩子，其实“我”想要安慰的不只是眼前的孩子，也是多年前因为没了蜈蚣而一路哭回家的自己。李若没有告诉我们当年哭泣不止的自己是如何接受了命运的戏弄，如何在希望一次次燃烧又熄灭的过程里幸存，如何在荒芜的生活中跋涉了十几年，终于抵达了这个有能力给予过去些微抚慰的时刻……

《劳动者的星辰》中所记录的故事、承载的情绪，锋利地指向我们内心中的某种隐秘。在这个时代，人们的目光被引向高处，引向聚光灯，引向成功，富有，甚至是奢侈的“松弛”。我们不敢去正视生活真正的样子，不敢凝视高光照不到的黯淡之处，不愿承认很多人注定终生都会卑微地活在黯淡里，我们自己很可能也是其中之一。新工人的创作把我们从时尚公众号、连续剧和短视频营造的璀璨幻梦里带回现实，将我们视野中缺失的那一部分真相置于我们面前。伴随《劳动者的星辰》作者朴素的叙述，他们仿佛正站在我们面前，与我们对望。在他们的眼中，我们看到自己的倒影，也看到这个时代被遮蔽的真正样貌。

《劳动者的星辰》的诞生过程和它的内容一样具有特殊的意义。本书编辑曾在一篇手记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记述：2020年，这位编辑偶然看到李文丽的文章，想和她深入聊聊，将其经历写入自己创作的一本关于大城市女性的非虚构作品。在交往过程中，她接触了更多文学小组成员，也被更多作品感动。随着交流的深入，她感慨道：“文学将我们联结在一起，我也自认为比较理解他们的想法，但他们看到的大片风景依然是我看不到的。”这本书在一次次互动中成形，它真实地带来了一些变革：一向被他人言说的劳动者成为了发言者，他们从文本背后走到了的舞台中央，从别人故事的配角变成自己人生经验的主角，从随波逐流、被他人引导的客体变成了自主表达、干预现实的主体。这令皮村文学小组的创作不再仅限于一种文学奇观、一个观察样本。2017年，范雨素大火时，张慧瑜老师将其视为一次“偶然发生的文化事件”，而《劳动者的星辰》则让我们看到文学领域一次小规模的话语权转移。更多新工人的写作被主流接纳，这意味着不同生活经历、不同境遇的人正走向彼此，试图合力拼出一个真实全景。不同人群间的壁垒被逐步打破，无论出身、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身处同一个社会中的人面对的现实和危机事实上并无根本差别。

因此，何必再划分“他们”和“我们”呢？“他们”就是“我们”，“他们”的文化也是“我们”的历史，而“他们”的历史里也包孕着“我们”的将来。劳动者的星辰，照耀着这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人。

刘丹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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