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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与祝祷:蔡崇达的文学“自救”

发布时间:2022-12-09 12:32:04缪辉瑞来源:

导读写完长篇小说《命运》,蔡崇达生了一场病,发烧,双腿浮肿。2022年7月初交稿后,他长舒一口气,庆幸收尾前身体没垮掉。最后三个月,蔡崇达...

写完长篇小说《命运》,蔡崇达生了一场病,发烧,双腿浮肿。2022年7月初交稿后,他长舒一口气,庆幸收尾前身体没垮掉。最后三个月,蔡崇达把自己关在上海家中的地下室。“那段时间负荷很高,神神叨叨的,没法跟人说话,连最心爱的女儿也顾不上搭理。”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那是上海因疫情出行不便的时期,好在交稿后城市逐步恢复正常,他可以去看病了。在医院检查了二三十项,核磁共振,最后的诊断结果是“免疫性发炎”。蔡崇达问医生,到底是哪个免疫系统发炎了,回答说不知道。蔡崇达猜测,这是身心调度到极致后,身体扛不住了。“写作时一旦这条河开始流淌,其实是追着河水走,最后它入海,澎湃起来的时候,你已经控制不住了,写完之后都没有力气再看,钉住最后一口气,卸掉。”他说。

蔡崇达跟妻子开玩笑,问她知不知道一个叫路遥的作家,妻子摇头。他告诉妻子路遥的经历,妻子说,原来写作还挺危险,是高危职业。

《命运》的主人公阿太活得很长,她生活在闽南一座近海的小镇,唯一一次出远门是年轻时乘船去广州治疗不孕,晕船晕车,吐得昏天暗地,什么也不记得。治疗无果,但阿太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北来、西来、百花,他们像上天赐下的礼物,虽然并无血缘关系。

蔡崇达家乡泉州海滨的渔女。蔡崇达的作品就是对闽南沿海小镇人物的书写。(视觉中国/图)

八年前,蔡崇达的第一本书、散文集《皮囊》里,阿太就现身过,杀鸡,攀屋顶,缝起切断的手指,是全书最精彩的白描。在2022年9月出版的《命运》里,阿太是故事的叙述者,娓娓道来九十九岁的一生。

《皮囊》是韩寒催蔡崇达出的,韩寒在序里说:“这本书他写了很久,我希望自己能读更久。慢一些,不争一些,也许得到更多,到达更快。”两人从高中起通过写作认识,成了好友。五年前,蔡崇达因为焦虑北京的空气质量令女儿呼吸道感染,决定搬来上海,就住在韩寒家附近,女儿的幼儿园是韩寒的妻子帮忙联系的。

另两位给《皮囊》写序的,是刘德华和评论家李敬泽。《皮囊》400万册的现象级畅销,反倒令蔡崇达成了一位难以定义的作家。《命运》的出版,似乎是他对八年前的自己的一次回应。

因父之名

蔡崇达把《皮囊》的诞生过程描述为“应激写作”。“很多作家的第一本书都是应激式的,不得不写了。或者说,很多作家第一本书是自救,当他内心被很多命题像只疯狗一样追着逼到墙角,就只好转身,咬紧牙面对,那些命题已经发脓,血肉淋漓了。”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本书画下名为东石的闽南小镇的群像,让他在远行多年后“回家”。

父亲的病是第一个命题。黑狗达(蔡崇达的小名)高二那年,中风的父亲舌头瘫了一半,他的话在别人听来,只是笨重而激动的音符,但仍会笑开满嘴被烟熏黑的牙,发动全家骑摩托去海边兜风。之前那个讲话大声、动不动脏话满口、江湖大佬样子的父亲,跟手术后剪短了头发、身体像漏气的气球一样干瘪下去的父亲,展开了一场战争。母亲、姐姐和黑狗达,是战争的调停者,是乐观家庭的演员,也是失去了主力的私营小加油站里不合格的帮手。在天光像盐一样雪白的秋天,他们来到海边堤岸,烤地瓜的孩子、砸酒瓶比赛的少年仔、准备下海的渔民,别人的生活都像奇迹。

父亲因缺乏运动而虚胖,退化成孩子,死亡是他盼不来的朋友。医院也是静谧的战场,白床单、白窗帘、白屋顶。黑狗达作为战地记者,观察被疾病召聚的陌生人。家属们忧心忡忡,病人们意外地阳光,随时有人突然消失。从门诊大厅经过,人群、躁动、汗味,是人间的确证。黑狗达在成年之前,过早地成了一家之主,拿主意,努力赚钱,大学时在报社兼职、做家教,打几份工,然后远赴北京工作。“按照与母亲的约定,这五年我要尽量冲,每年就两三次回家,而且每次回家都是带着工作,常常和父亲打个照面,又匆匆关在房间写文章。”战争似乎漫长得令人麻木,却在一个世界杯开幕的下雨午后戛然而止,黑狗达赶回小镇,父亲的遗体躺在厅堂,托梦时气呼呼的。

母亲的倔强是第二个命题。蔡崇达从初中开始热爱文学,疯狂地写,小镇没人听说过作家这回事,学校政教处主任觉得他不对劲:“每个人脑袋跟灯泡一样,是有保险丝的,保险丝一烧断就会疯,你差不多了。”母亲见蔡崇达写东西就生气,打他,烧手稿。他只好悄悄地写,把创作变成地下工作。直到父亲生病,母亲再无暇顾及。父亲住院没能阻止母亲建房子的决心,地是结婚三年后父亲买的,老石板房已经斑驳。为了凑钱,她边管加油站,边去工地做小工,为了省钱捡菜叶回来吃,小学肄业的她自己画设计图。加建的朝北四层楼房终于落成,虽然上面两层没钱铺外墙瓷砖,砖头和钢筋水泥裸露在外,像“一只珊瑚虫拼命往上长,死了变成下一只珊瑚虫的房子”。

小镇的追忆和感伤是第三个命题。传说中喜欢上跟着轮船来进货的外地男人的张美丽,小镇男孩性启蒙时期幻想的女神,她的生死疑云、道德的暧昧色彩,她经营的美美海鲜酒楼的传闻和盛衰。以白衬衣、吊带裤、皮鞋的小少爷模样来到镇上的阿小,以将要搬去香港为傲,蔑视本地孩子,成年之后再见时,阿小只是一个辛苦安装防盗门的技工,自嘲到香港后被同学看不起,交不到朋友,表达对都市生活的厌恶,永远地卡在小镇与外面的世界之间。同样“卡住”的,还有失败的小镇做题家、“天才”文展,他曾豪言:“我们是有机会过想象的生活的,我们可以挣脱这里的一切。”但终究在陌生的城市挫败,跑到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村庄,维修看护广电系统的发射台。蔡崇达在外面的世界常常遇到文展这样的人,凭借中小学阶段的成功带来的信心,做着未来规划,理想粗暴却淳朴,像“某种精致的土特产”。

命题还有很多,比如黑狗达六岁时才第一次看到海,虽然父亲曾是海员,小镇就在海边,但父母担心他去海边玩会有三长两短,希望他在镇上好好读书,不要再做跟船和大海打交道的辛苦工作。六岁以前,海对他来说,是一个被精心掩藏的巨大秘密,直到这次去外婆家路上,顺着甘蔗林传来的明晃晃的亮光,揭穿它,“每片海,沉浮着不同的景致,也翻滚着各自的危险”。

受到家乡泉州传统文化的影响,蔡崇达对命运和神明有独特的理解,并将这种理解融入写作中。图为2022年春节期间的泉州通淮关岳庙。(视觉中国/图)

重新“生”出阿太

十六七岁时,父亲半身偏瘫,家庭经济支柱垮了,还带来无底洞似的看病开支,蔡崇达急需用自己的“成功”来撑起这片倾斜的屋檐。他暗暗立下目标,要挣钱送父亲去美国治疗,带阿太旅游,改善母亲的生活,但为忙碌兼职的自己加块红烧肉却要犹豫良久。写作是他最擅长的事,他赶上了纸媒黄金时代的尾巴,作为媒体人,他的早熟既源于天赋与勤奋,也源自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家庭责任。

当蔡崇达接到白岩松的邀约,参加《岩松看美国》节目组时,他只是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白岩松是通过读蔡崇达在《周末画报》上的文章知道他的,后来白岩松对蔡崇达说,看他的文字以及这么显老的名字,以为是位老先生,没想到是个毛头小子。那天,蔡崇达从广州坐飞机到北京,穿T恤、短裤,背着双肩包,一副学生相,来央视白岩松的办公室拜访时,被人误以为是“白老师的粉丝”轰了出去。他悻悻走开后,接到电话,对方客客气气地问,蔡老师到哪儿了,他答:“我刚来过,被一个光头赶出来了呀。”白岩松见到他这么稚嫩,也有点怀疑是不是冒名顶替的,直到两人一起飞到大洋彼岸,在美国讨论了几天选题后,白岩松才对他说:“这下我确定了,你真的是蔡崇达。”

从深度报道,到长篇特稿,蔡崇达实现了一个记者的职业理想。2011年,药家鑫案在中国的舆论场发酵,引起激烈讨论,29岁的蔡崇达时任《GQ智族》中国版报道总监,以一篇三万多字的特稿《审判》为案件中的众多人物画像,用纪录片式的多线叙事,展开了这个多声部的悲剧,笔触涉及转型中国的城乡矛盾,社交媒体生态,小人物的心路、抉择、误会,司法公正的辩论等多个议题。《审判》获得了《南方周末》2011年度致敬之“年度特稿写作”荣誉,这是蔡崇达最为珍视的奖励之一。

阿太是黑狗达外婆的母亲,是《皮囊》里第一个人物,也是贯穿《命运》全书的人物。前者是散文集,后者是长篇小说,阿太的人物形象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产生了奇妙的张力。《皮囊》里,阿太说:“肉体不就是拿来用的,又不是拿来伺候的……如果你整天伺候你这个皮囊,不会有出息的,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材。”似乎她是一个刚强的唯物主义者。如果有灵肉二分,《命运》里的阿太则站在“灵”这一边,她像一个以世纪为时间单位的灵媒,嫁到了镇上的神婆家,此后,通灵的一生也让她的“灵”活成了一面猎猎的风旗。

蔡崇达早年的奋斗最终没跑赢时间,没能带父亲出国就医,也没时间陪阿太旅行。父亲和阿太,都在他24岁那年辞世,成为“伤口”。快满30岁时,蔡崇达开始了《皮囊》这本书的写作,父亲的病是最重要的线索;40岁这年,他写完了《命运》,虽然没能带阿太出游,但在16万字的文字的河流里,阿太进行了一次漫长的游历。“我想重新‘生’出阿太。”蔡崇达说。

蔡崇达并不介意文体的外部差异:“无论非虚构,还是长篇小说,它们本质上最深层的东西是一致的。我可能会写长篇散文,也可能再写短篇小说,写长篇诗歌都有可能,它们其实是从不同维度来共同描述底部的根系。”作为一部以家族口述史为形式的小说,《命运》里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信息是真实的,百分之三四十是虚构的。蔡崇达原本想在写作过程中去走访阿太的老街坊、邻居,或者向母亲打听、确认一些阿太的事,但他最终放弃了这种做法。从七八岁起,蔡崇达就是阿太带大的,耳濡目染,从小听到了阿太的很多人生故事。“记忆是很奇妙的,很多东西我们不是不记得,而是丢了它的钥匙,”蔡崇达说,“当我用心去回想,阿太讲述过的许多故事就历历在目了,这其中残缺的部分,我就靠想象去补充和推动。”

“这个目录其实是招魂仪式”

《命运》区分了“讨大海”和“讨小海”两种闽南沿海地区的生存方式。“讨小海”是在近海从事养殖渔盐等产业,“讨大海”则是像赌博一样冒险远航,有对等的风险和收益,有时一去数年,有时有去无回。阿太的父亲漂泊到了台湾,她的丈夫杨万流和几个子孙在马来西亚开始了新生活。只有阿太自己,几乎终身未离开这个海陆相接处的小镇。

书中借神婆的口说:“只要我们还活着,命运就得继续,命运最终是赢不了我们的……久了,你就知道,它终究像个孩子,或者,就是个孩子,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的命运终究会由我们自己生下。我们终究是,自己命运的母亲。”作家邱华栋区分了“命运”这个书名里天定的“命”和个人的“运”的不同,“命”只能去认识、顺应,“运”则可以创造和改变。阿太的命,是神婆所说的“到老无子无孙无儿送终”,但她在战乱饥荒的年代收养了三位孤儿,分别取名北来、西来、百花,最终儿孙满堂,仿佛在盐碱地上栽出一片超越血缘的、“恩”与“情”的花园。百花的原型,就是蔡崇达的外婆。

在阿太年轻时的岁月,这个闽南小镇像是大陆尽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语言与官话不通,百姓所体认的,与其说是一个民族国家,不如说是辽阔而各安其命的天下。“中华民国”被当地人念成“种花蒙古”,敲锣打鼓的人,在庙里挂了旗子就走了。过了几天,街上小孩包着屁股的是一团蓝,阿太觉得新奇凑过去看,才发现就是那旗子。“北来”“西来”的名字暗示了他们不是本地人,而是战乱年代的远方遗孑。

蔡崇达也在摸索自己的命运,先后体会了媒体人和畅销书作家的成功滋味后,他创办了一个叫“名堂”的服装品牌,但谈不上成功。“经商这种事需要的很多品质是我不具备的,其实经商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当然写作也是,但是我恰好能写作。写作的人可以是观世音菩萨,无比悲悯地看着这人间。但是经商人必须像地藏王菩萨,他有神性,但他管着鬼,因为商业是用钱作为脉络和组织方式的,钱就是容易激发人的恶的一面,贪的一面,欲望的一面。如果没有这种与人的黑暗面相处的能力,是没办法做成一个企业的。”蔡崇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泉州地区的神明特别多,不完全统计有五百多尊,“可能是世界上人均神明数量最多的地方”。这些神分工很细,床有床头神,灶有灶神,管生孩子的,管男欢女爱的,管处理家庭关系的……“除了功能性的神之外,还有以地域分的,每个村都有一个或者好几个守护神。”蔡崇达说,“我觉得神明就是一代代人在跟命运、跟无常相处的过程中固定下来的,试图留下来的心灵秩序的具象化。”蔡崇达自称有阅读障碍,对于不好“入口”的文字,读起来容易跳行,所以,他无论从事媒体工作,还是写书,都常站在读者角度,去考虑文字的浅易、看头和传达性。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不惜把《命运》的开篇写了几十遍。但翻开这本书的目录,“层层浪”“海上土”“田里花”“厕中佛”“天顶礼”这些标题与通俗的书名产生了反差。“这个目录其实是招魂仪式,”蔡崇达说,“我想通过这本书重新给神明接生,《命运》这本书的语言用了很多不断重复的短句,我会怎么怎么,我要怎么怎么,我又怎么怎么,这其实是祝祷的话语。”

2020年,蔡崇达(右)将母亲建的房子改造为图书馆。(视觉中国/图)

蔡崇达回忆小时候经常去卖蚝烙的摊子上淘书,摊主把当废纸卖的旧书报拿来包蚝烙。镇上的书店,他也是常客,但因为没钱买书,经常被老板赶。他想起初中第一次读到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时的那种激动,“书太牛了!写作太了不起了!原来文学可以自救,也能救人,我们需要读书,是需要读最聪明的人、最敏感的心灵掏心掏肺写出来的东西。当一个人不断努力往内心跋涉,他甚至可以陪伴几十几百年后跟他不同肤色、不同人种、不同年龄段的其他的孤独的心灵。我试图通过他的表达来理解自己,也意识到书是多么神圣。”

如今,母亲执拗地盖起的珊瑚虫一样的房子,被蔡崇达重建为陋巷里的图书馆。镇上的人在这里看书、办活动、谈恋爱。有一次,作家阿来受邀来图书馆演讲,旁边还能听到炒菜和母鸡下蛋的声音,阿来对观众说:“你们听,这就是下蛋。”

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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