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还有一个阿根廷人不为梅西的胜利欢呼，那就是他

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任何命运，无论如何漫长复杂，实际上只反映于一个瞬间，那就是人们大彻大悟自己究竟是谁的瞬间。我不清楚梅西从何时起有了这样的领悟，但我知道，那一刻一定不是轻易开始的……

这段央视解说贺炜在卡塔尔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夺冠时的解说，被广为传播。博尔赫斯是阿根廷的骄傲，梅西也是阿根廷的骄傲，一代文豪的名言配上一代球王的成就，似乎是再合适不过了。

可尴尬的是，博尔赫斯从不掩饰他对足球的反感。

上世纪60年代博尔赫斯举世闻名时已经完全失明。（图据：视觉中国）

一

说出“天堂应该是图书馆模样”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是二十世纪阿根廷甚至整个拉丁美洲最杰出的作家。他于1986年6月14日逝世，八天后他的同胞马拉多纳在墨西哥世界杯上把英格兰队淘汰出局，成为了新的民族英雄。

但关于足球，博尔赫斯却恰好站在了对立面上。他留下的名言之一，就有“足球流行，因为愚昧流行”。博尔赫斯反感足球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足球比赛成王败寇的现实，“其中存在着一种霸权的、强权的强势观念，我认为这是可怕的。”

与博尔赫斯相似，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也有类似的看法：“如今几乎所有体育运动都是竞争性的。你比赛是为了取胜，如果不曾竭力争胜，那么比赛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在乡村草场上，你为两方加油，感受不到地域性的爱国主义时，还有可能只为娱乐和锻炼而比赛，但只要声誉问题一冒头，只要你感到你和某些大过你的团体会因为失败而蒙羞，那么最野蛮的战斗本能就会被唤醒。任何一个即使只踢过校际足球赛的人都懂得这一点。（《体育精神》）”

博尔赫斯一生反对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和独断论，因此同胞们对任何一种信仰——或教条——比如足球队的无条件狂热支持，都会让博尔赫斯产生拒斥感，即便这球队是蓝白相间的阿根廷国家足球队。

捧杯的阿根廷男足。刘海韵摄

而关于阿根廷球迷，阿根廷学者亚历杭德罗·格里姆森在著作《阿根廷迷思》中有入木三分的描述：“在看足球比赛时，我们总会时时站起来大喊大叫挥舞手臂，喊着‘犯规了’‘点球’‘给牌啊’。除非是大比分领先，其他时候我们总想让球员和裁判表现得更好些，希望判罚能更加‘公正’（请好好理解‘判罚’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多偏袒我们一些’）。裁判除非做出明显偏袒我方的判罚，否则很难赢得我们的欢呼声。一切我们反感对方球队做的事情——犯规、小动作、假摔，我们却支持己方队员这么干。”——1986年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堪称这段话的经典例证，而这段话描述的也绝不仅仅只是阿根廷球迷。

在足球世界中，获胜天然代表着真理，永远只有冠军才为人所膜拜和牢记——博尔赫斯讨厌这样的唯结果论。如果他今天仍然活着，目睹本国同胞像当初膜拜马拉多纳一样地膜拜冠军梅西、同时又把亚军姆巴佩的相片贴在假棺材上烧掉之后，估计仍然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

二

博尔赫斯另一个反感足球的原因，是与足球相伴而来的群体狂热和民粹主义。

作为曾经亲眼目睹法西斯主义、庇隆主义乃至反犹主义在阿根廷相继登场的见证者，博尔赫斯对具有煽动性的群体性运动或流行文化抱有强烈疑虑。而偏偏在阿根廷，足球堪称最能引发大众狂热的图腾。阿根廷作家爱德华多·萨切里的小说《电厂之夜》里有这么一段：

人会忘记大部分度过的日子：在哪儿、和谁、做了什么，否则恐怕谁也活不下去，脑海里充斥着太多画面——不过也不尽然。相反，有些时刻永远也忘不了。比如说，随便去问一位五十岁以上的人，1982年得知阿根廷登上马尔维纳斯群岛时，他在哪儿？他一定记得。或者，和谁一起在哪儿观看了马拉多纳攻破英格兰足球队的大门？他也一定记得。随便去问一位三十岁以上的人，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大楼坍塌那天，他在哪儿？他一定记得。甚至小伙子们能说出他们用哪台电视机收看了2014年世界杯决赛，在那场比赛中，阿根廷再次输给了德国。

本届世界杯夺冠后的回国游行上，400万阿根廷人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游行街道挤到几乎针插不进，1/10的阿根廷人都前来参与狂欢。正是类似这种人山人海的群体性狂热，使博尔赫斯对足球心生厌憎。

2022年12月20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夺得2022卡塔尔世界杯后，阿根廷队举行冠军游行。(图源：视觉中国)

一个狂热、偏执、非理性、受情绪裹挟、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却拥有雷同思维方式和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的群体，是博尔赫斯避之唯恐不及的存在。

1844年，卡尔·马克思写下“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959年，七岁的奥尔罕·帕慕克所记住的费内巴切队十一人阵容清晰得在他长大后仍然历历在目。球迷出身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足球却仍然抱有清醒的认识，“葡萄牙过去的独裁者萨拉查也把足球用做控制国家的工具。他视比赛为大众的鸦片，以此保持稳定。要是在我们国家也能这样，那倒也不错。在这儿(土耳其)足球不是鸦片，而更像是一台制造民族主义、仇外症和专制观念的机器。”

与其说博尔赫斯和帕慕克厌恶足球，不如说他们厌恶足球所带来的民粹和非理性。但他们的担忧或警告其实不会改变什么，毕竟足球从未降低它受欢迎的程度，也从未减缓它在市场上扩张的速度。

三

记者出身的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作品除了在拉美家喻户晓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外，还有另一本不太著名的《足球往事》。他笔下最好的足球，是业余状态下近似游戏：没有暴力、诡诈和该死的胜负欲。

足球的本质应该是休闲的游戏——这样的认知在以获胜为终极标准的职业体育面前，一如鸡蛋在石墙前。

足球从十九世纪英格兰泥泞的土地上诞生，一直到发展到全球第一运动的今天，大部分时候都并非游戏。现代专业足球场一如古罗马斗兽场，不同之处在于如今除了现场观众外，电视前还有亿万人在吼叫，比赛双方如果拼抢得不怎么激烈，观众都会报以嘘声。而电视的多机位转播、高清慢镜头的一再重播、VAR技术和越位识别技术的介入，都令在屏幕前观看足球越来越像看一场超大型综艺娱乐秀——关键在于，现代上班族的社畜搬砖式生活本不能缺失这样的集体高潮时刻，足球只是代表之一。

狂热的摩洛哥球迷

至于世界杯上的足球，有时像权力的触角，有时像交易的筹码，更多时候则像资本运作以扩大和翻番的工具，唯独不像游戏。在动辄与千百亿资金流向紧密相关的球场上，真实都早已是奢侈品，更遑论与胜负和利益无涉的游戏意味。

与其说博尔赫斯们反感足球，不如说他们期待真正纯粹的足球。在博尔赫斯与好友比奥伊·卡萨雷斯合著于1967年的小说《存在即被感知》中，世界上最后一场真正的足球比赛早在三十年前就结束了，而那之后的一切足球赛都是操盘者精心设计的结果。

“没有比分，没有球队，没有比赛。”他说，“球场早就报废了，倒塌了。如今的一切都是在电视和广播上表演出来的。体育广播员那种假装的激动——难道从来没有让你怀疑过一切都是骗局吗？最后一场足球比赛是1937年6月24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从那一天开始，足球以及全部的体育项目都归入了戏剧门类，要么由一个人关在小屋子里表演，要么由一群穿着球衣的演员在电视摄像机前表演。”

博尔赫斯笔下最后一场真正的足球赛结束半个世纪后的当天，莱奥·梅西出生在阿根廷罗萨里奥，于是博尔赫斯的虚构以另一种方式变成了现实：跟当下日益NBA化、强调身体对抗和速度的足球运动员相比，梅西越来越被视为是最后一个能像游戏一样玩着夺冠的天才。

从博尔赫斯们对足球的反感，可以清晰看出精英认知和大众喜好之间的鸿沟。在博尔赫斯逝世将近四十年之后，他关于足球的意见或者偏见仍然在知识精英中存在——但这样其实无关紧要。足球这个行当争取的一直都是大众球迷的支持而非小众学者的认可。博尔赫斯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所以早就在小说的末尾写到：“你怎么说都行，没人会相信你。”

博尔赫斯不可能像梅西一样成为大众选择。1978年6月，早已双目失明的他应邀到阿根廷贝尔格拉诺大学讲授五堂课，主题分别是书籍、不朽、伊曼纽尔·斯威登堡（瑞典哲学家及科学家）、侦探小说以及时间，便是后来的《口述》一书。当时正值第11届世界杯在阿根廷举办，大学生们偷偷在他的头顶上方放了一台电视机，关掉声音保留画面，以便不因为听讲座而错过观赛。

于是可怜的博尔赫斯不会知道：在年轻的看客眼中，他和他反感的足球一起并置，根本不违和。

启凌/文 编辑 程启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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