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献祭，从改名谈起-《林徽音先生年谱》辨

秦颖源/文

论中国现代文坛的女性代表，非张爱玲和林徽因莫属，在 1930-1940 年代风云诡谲的华夏大地上各领海派京派风骚，成为近一个世纪来皎洁不泯的双子彗星。相比张爱玲的市民文学通俗趣味，林徽因更借北洋世家和留美博览的底蕴令诗文哲思缠绵、学雅情真，成为坊间数以十计的画传和文萃的永恒主题。

新近面世的《林徽音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装帧华美,作者曹汛先生是学术界公认的“建筑学家、园林史家和文史学家”，擅长史源学和年代学考证,由他主笔的年谱应该是谱主所事文学和建筑“两担云彩”“生命历程最好的记录，“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是绝佳的阅读范本，”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一

《年谱》用“林徽音”而非“林徽因”之名，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据编后记，“曹先生主张，林徽音本名出自《诗经》‘大姒嗣徽音……寄托了父亲对女儿的极高期望……这个本名‘不仅是父亲所赐，先生自己也喜欢，改名是痛苦的，不得已的，所以现在应该重新改回来’。”

曹说的着眼点一在“父赐”，二在“喜欢和痛苦”。儿女之名大概没有是自己能在出生之时拟定的，父母寄望本是人之常情，但林长民取自《诗经·大雅·思齐》的这句诗还有后半句“则百斯男”解释了“徽音”的本意——美德，即“多生贵子”，用以赞美周文王正妃太姒。林父原配不能生育，再娶林母何氏，林为长女，父为女取名的初衷就是用辞文雅的“招弟”，林母女后来在家中处境尴尬，恰恰证明此用意。

林自己对名字的好恶并未留下文字，但“徽因”的来历在林的堂弟林宣采访中有明确说法，如何断言其“没有任何出典”（《北京青年报》，2022.10.24）。林更名后直至去世，在正式场合都署“徽因”，墓碑上梁思成请人题刻“建筑师林徽因墓”，如果林真有那份“痛苦”，梁岂能就此盖棺定论。对此，现代文学史专家陈子善先生认为“尊重作者的选择是最重要的，否则《鲁迅全集》也可以‘周树人’行世。” 当然相对而言，《年谱》的作者也有自己的选择权，事实上梁从诫所编《林徽因文集》（百花版，1999）在台湾出版时已用《林徽音文集》（天下文化版，2000）以示区别。另外“林徽因”并非出现于《年谱》所记的 1935 年，首见 1934 年 5 月《学文》第一卷第一期，此刊载有其最负盛名的小说《九十九度中》和诗作《你是人间四月天》。有趣的是，1948 年 8 月天津《益世报》发表诗作《桥》和《古城黄昏》时又署回“林徽音”，这些细节都未录入《年谱》。

《林徽音先生年谱》

曹汛 /著

文津出版社

2022年7月

曹先生所著《年谱》长文最早发表在 2008 年的《中国建筑史论汇刊》上，文末署“1998年6月初稿，12月改定。”成书后署“1998 年 12 月初稿，1999 年 2 月 20 日改定。”成书与初刊稿除极个别措词调整外，几无二致，也就是说本次印刷的底稿就是 1990 年代末的成果。林的专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尚未成为显学，有关作品集和传记均乏善可陈，数量少且质量不尽如人意，其中主要有 3 本，首先是陈锺英、陈宇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林徽因》（香港三联·人文版，1990，以下简称《林集》），这是当时最全的作品集，但所附年表错漏甚多；作家林杉在《一代才女林徽因》基础上完成的 25 万字《林徽因传》（九洲图书版，1998，以下简称《林传》）虽采纳不少未公开资料，但有大量臆想发挥的戏说，有些严重失实，所附年表虽较《林集》详细，但有更多的谬误；还有就是从费慰梅1994 年出版的回忆录翻译的《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中国文联版，1997，以下简称《林梁》），虽然费是传主的好友，但时隔弥久且远在异邦，回忆只是模糊的片段，转译过程中又失真。当然筚路蓝缕，从无到有的过程是最艰难的，曹先生在着手年谱时，可能囿于资料匮乏，无从求证，在稿中多处直接移植上述三著中的文字，有时几乎一字不易，很多原文的不实之处就落入年谱中。

例如《年谱》中1916年条载“4月，袁世凯称帝后，全家迁居天津英租界红墙道“录自《林传》p457，其实林家是1915年春迁居天津；同样的错误又出现在1917年二次迁居天津的时间上：《年谱》中1920年条载“林长民任司法总长三个月被迫去职”录自《林集》p326,其实林的“三月司寇”是在1917年的7至11月。此外还有很多散布的时间、组织、事件的误识，例如称“林长民是国际笔会中国方面的负责人之一”，林徽因1927年“9月，结束宾大学业，获美术学士学位”应在2月12日，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一般以当地时间12月7日为准，1943年条“11月4日，费正清、陶孟和自重庆到李庄”应移入上年1942条，最后一节1955年“4月1日，《北京日报》刊登讣告”，林当天早上6时刚逝，岂能赶上日报发布。此处列举仅是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稍有史学经验者都能发现，其他作品发表刊物的名称、时间、栏目、卷号错误就更多了，不再赘述。

如果撇开各纪年具体的事实错误，《年谱》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的缺陷。在谱主成年之前， 年谱通常都会以家世为重，至少上溯三代，呈现完整的地缘血脉，尤其对于林家这样名人辈出的世家望族，不可能一笔带过祖父，连母亲的籍贯嘉兴都不提，这对理解林的名篇《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中“到了第二站——我的一半家乡”句至关重要。

另外，《年谱》中对1919 年付之阙如，大概是因为林徽因在此年无事可记，事实上林长民是年5月2日在北京《晨报》发表的通讯是触发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这本是林家对中国近代史最大的贡献，影响到对林长民的历史评价，因未载入前述三书，也为曹先生所漏。

二

在谱主成年后，记载生平活动就需要将重要性相近的事件收罗无遗以呈现完整的人生经历。《年谱》有记1924年林和徐志摩接待泰戈尔访华，却失记1923年林徐二人共同筹划小提琴大师克莱斯勒在京音乐会；以林的京派文学核心地位而言，1930年代的北平有3个文艺沙龙，林都是其中的活跃人物，除了她自己“太太的客厅”，另一处是朱光潜家中的读诗会，《年谱》将其列入1936年，其实根据朱自清日记记载是在1934年5月到1935年11月，还有第三个是萧乾接手《大公报·文艺副刊》后每月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的组稿茶会，林每会必到，且有宏论，《年谱》有记“7月，萧乾去天津《大公报》，”但未提茶会；所记载全家 1937 年离京逃难，从天津一下子就到了长沙，过程全无，其实这段文字是从林致沈从文的信中摘录的，未加充实，信中有“而偏偏我就根本赶不上去北城一趟看看她（张兆和），”到了《年谱》变成“还要冒险去北城看望沈从文太太张兆和”。相比频繁的文学活动和作品发表，次数有限的建筑考察和刊文缺失的概率较低，但1932年4月林梁二人考察河北蓟县未记，还有一些林未随行的梁的考察按理也应该载入。

在有意或无心的事实缺失之外，《年谱》的行文方式也和常规相悖。一般而言，年谱有别于传记之处在于强化时间刻度和事件人物的关联，对每个点只做事实性陈述，如有必要可加案语说明依据，除了转录必要的外界观点，尽量少掺入作者的臧否好恶，保持记录的公正客观。而曹先生似乎在写作过程中心绪澎湃，时不时要扮演一下金圣叹的角色，冷不丁拍案而起，或称赞十六岁的林“那时对于文学艺术，尤其是文学与建筑，都已有深刻独特的见解，”“出国之前……徽音的学问融会中西，贯通古今；”或指摘知堂“为文坛老宿，当时受人敬重，后来才走进昏暗”；又如“斯坦因和他迷人的夫人”到底是谁觉得迷人。

此外，“徽因带着两个孩子和外婆”随意称谓；“批梁的干将则振振有词”和“两个小人物看好风头挑起的”好似口语化的大字报。对于年谱最重要的时间线，除了前述的种种差池外，很多重要日期都代之以季节，或者干脆以“是年”了之，有些本该可以精确到日的地方笼统写个月份，例如林子女的出生日期。由于全篇不设注脚，无法判断所述的依据，在关键处的模糊性令人对《年谱》的可信度置疑。

如果单纯以《年谱》原始稿来判断，很难把它的作者同一位治学严谨，才富五车，跨界纵横的史学耆宿等同起来，曹先生不遗余力，明知不可为而为，为后世留下一部问题年谱是真的怕林的行迹湮没失落吗，这个问题只有翻阅到《年谱》附录的 3 万余字长文《骄傲的辉煌——林徽音先生和她的建筑世界》（以下简称《辉煌》）才能解释，方可理解曹先生晚年竭力推动《年谱》出版，却又完全无视本世纪以来林学研究的丰硕成果，用 20 年前的旧稿刊行，唯一的要求就是必须以“徽音”冠名（编者语）。

林徽因

三

回溯往事，曹先生1950年代负笈清华，厕身梁门，长期在东北从事建筑考古，著述颇丰，后重返京华，执鞭高校，人生最后十年间，声誉鹊起，被尊为建筑园林史学泰斗。相对这终场前的辉煌，狷介书生的曹先生虽博古通今，自视甚高，一生却颇有怀才不遇之慨，退休临去际跻身教授。晚年留下的文字中，难抑的“伤痛”、“困境”、“失落”既是对所见苍凉的悲叹，也是为自身境遇的伤悼。

《辉煌》一文是曹先生文墨中抒情性最为丰沛的华美篇章，以林诗中的“两担云彩”比喻其一生的建筑家兼文学家绚烂而短暂的生涯，既剖析其诗情下的万物人生，笔端流淌出的世象时光，又探究其访古勘遗时不避危难，发掘巧构精筑的慧眼匠心，虽以时间为经纬，但又纵横恣肆，收放自如，叙事流畅，议论无拘，充溢对林的崇敬赞美——“论中西文学当世女子无可比拟……诗，其实也不在徐志摩之下……中国的曼斯菲尔德、八百年后的李清照……超卓绝人……千古奇士，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坊间再多的林传生平，颂林至如此境界，恐无出其右。在《辉煌》一文中，曹先生还不时借林之名自抒胸意，在阿尔罕布拉宫联想起李后主，在英华中学讲演“建筑与文学”时勾起园林艺术与诗情画意，进而笔锋一转，嘲讽“现代人的浅薄和崇洋媚外”，鄙视“现代的青年学生只习惯于把自己训练成平庸的画图匠”，还要形容《林传》“兴奋的热点带着时代的喧嚣、无聊和浅薄”。

这篇情感充溢的激扬文字与其说是曹先生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前辈作的生平小传，不如称之为后学在缘悭一面的女神祭坛上的心香献礼，用赞美理想化身的文字来寄托自己对建筑和文学的梦想，借如歌的绵绵思绪抚平现实的失意坎坷，纵然说的是林“人才而未能尽得施展，我们只有念天地之悠悠，怆然而涕下的份了，”又何尝不是自我写照。而所谓的年谱其实是把这篇传文按照时序截成数百节，略加增补缀成的，倘有空缺还可从他著中借用填补，这就不难解释《年谱》中的模糊、跳跃和随性，有些在传文中出现的重要事件竟然未见《年谱》，包括前文提及的来今雨轩茶会和蓟县考察。如果把《年谱》中的文字片段视作《辉煌》一文的脚注，可能更符合两者的关系，殊为有趣的是上文中所列的各种事实误差都没有出现在长文中，局部反而更为完整，由此不难推断出曹先生真正下功夫的点。

如果换一个角度，也许对《年谱》的失考不必过于执着，因为此次成册是 2020 年出版社借曹先生的学术影响力获得专项出版基金，列入“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从历史文献保护的角度来讲只是将手稿转为印刷体，编辑之责止于忠实原著，书既出，曹老心愿已了。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其真实性已远胜大多数林传，似也无妨。如有专业林学研究者，建议关注陈学勇先生的《莲灯诗梦林徽因》（人文版，2021），内有事无巨细、详加考订的年表（作者避称年谱），“作为读者，我有过许多机会充分表达敬仰之情，然而身为学人，从事研究则是另一码事，累于情感实研究一大忌。应该情感让于理智，勇于正视史实。”（《林徽因寻真》， 陈学勇著，中华书局版，2004）

（作者为执业建筑师，城市文化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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