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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阳”了,为什么要晒朋友圈?

发布时间:2022-12-23 16:03:05向欢之来源:

导读 2022年12月9日,“新十条”发布后,北京市民排队买药。 (人民视觉/图)新冠抗原试剂测出阳性的瞬间,北京的大四学生田青脑海中冒出的念头...

2022年12月9日,“新十条”发布后,北京市民排队买药。 (人民视觉/图)

新冠抗原试剂测出阳性的瞬间,北京的大四学生田青脑海中冒出的念头是“果然是你”。

在测出来之前,他已经发烧两天了。头一晚上高烧,吃完退烧药睡觉,凌晨被渴醒,狂喝水,喝水的时候总觉得水甜甜的,联想到有人说感染之后味觉会失灵,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被感染。“一测,阳了。”

紧接着,就是“终于得了”的感叹。田青正在准备考研,他觉得这时候感染,会避免在考研那两天突感不适。

确诊之后,他第一时间告诉了父母。母亲不让田青将这件事说出去,“在她看来,这是一件不可以外扬的事,她有病耻感。害怕我发出去之后,村里‘好事之徒’看见了,会不让我过年回老家。”

但田青还是坦然说了,2022年12月9日一早,他将“两条杠”的照片晒在朋友圈,语气轻松。只是在发布前,专门勾选了父母不可见。

田青的行动并非孤例,近期,人们在社交平台“晒阳”已成为一种新的趋势。有人调侃:“问一位门诊医生阳了的都是什么症状,他说99%都是先发朋友圈。”

资深执业心理咨询师崔庆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具体到每个人,可能心理上寻求回应的期待是不一样的,但“晒阳”的主要动机有两种——社交及分享。

“首先是可能会得到大多数人的关心询问,这是非常正当的理由。将一个东西一个社交平台时,它一定包含着某种社交的意图,也一定会得到相应的社交性回应。”崔庆龙解释,此外,人们在社交平台的分享其实有一种“骄傲”的展示在里面:“曾经可怕的疾病,我现在可以这么平常心地去对待它。”

“被感染的人越来越多了,它不再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崔庆龙说,这是社交平台“晒阳”成为趋势的客观基础。感染奥密克戎的人越来越多,“那种病耻感的现实基础就被瓦解了。”

“刚开始不好意思明说”

河北的高二学生陈婷以“测评新冠”为名,在社交平台连续记录自己的感染经历。

最开始只是莫名地嗓子不舒服,有点晕乎乎的,她担心浪费抗原,没有先做检测。在家里,更早确诊的是母亲,她工作回家身体不舒服,在第三天12月10日测出阳性。次日,陈婷也感觉不适,晚上开始发烧。

确诊后,陈婷告知了家人朋友们。她明显感知到不同年龄层的人对这件事的认知差异,身边还是有很多人对新冠“执有偏见”,“一些年龄大的亲戚和朋友认为得了就是绝症,每天都活在不安中”。而她自己,因为经常刷短视频,加上身边朋友们的分享,在确诊后显得很淡定。

她决定把这件事晒出来:“我希望通过这种记录的方式,可以让一部分人不再盲目地恐惧,用一种正向的心态去对待它。”

有着类似想法的,还有北京的大三学生艾因。他平时发朋友圈,有时会屏蔽老师,但这一次“晒阳”,谁也没有屏蔽。

除了分享经历外,他还在朋友圈发布了“买不到抗原自测”的求助信息。“没想到发完之后,辅导员老师还特别好心的给我寄了药、给我寄了抗原试剂,让我觉得还很感动。”

“其实大家的恐惧主要是来源于对病毒的认知,(认知)越不详细、越不清楚,反而会越恐惧。”艾因认为,为消除疑虑与恐慌,“就应该大家跳出来说”,应该有更多感染者、康复者在社交平台发经验帖;此外更需要“请专家来说”,告诉大家这个疾病究竟是什么样的。

12月8日是媒体人雷磊测出阳性的第二天,他在公众号上发布文章《抗原阳了,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他想了一下,在文章中直接署了自己的真名。

“首先我自己要把心态摆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随着阳的人越来越多,可能很多人都会去说一下,这种分享越多越好。”雷磊希望用自己的个体经验分享,打消人们的不安感受。

自媒体人张安12月7日检测出阳性后,第一时间跟社区报备。社区工作人员要他买好药,在家别出门,还特意叮嘱他不要在住户群里说,“可能怕引起恐慌”。

群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互助。出现特定的症状怎么用药,谁家有多余的药,邻居们都会在群里问。但张安注意到,在最开始的阶段,邻居们提问时总会用“我有一个朋友阳了”来开头。“刚开始都是这样的,大家不好意思明说,觉得是个不好的事情。”

张安决定在微博上“直播”自己感染的过程,“核心还是说感染不可怕”。与他同吃同住的女儿没有被感染。他特意问了女儿,得知她班上30个学生,约四分之一没有上网课,“大概是阳了的”,但同学们都“不怕病毒了”。

大学生田青“晒阳”的朋友圈。 (受访者供图/图)

朋友圈里“先过河的人”

艾因觉得,自己成了朋友圈里的“赤脚医生”。

他属于较早一批“晒阳”的,在12月6日“新十条”发布前一天确诊新冠,12月12日转阴。他发现,身边有很多“感到恐慌”的朋友,有人因情绪紧张跟家人吵架。很多人看到他的朋友圈后,都来找他私聊,问阳了后应该怎么办。他就跟对方说,多喝水,多休息。

也有人会具体地描述自己的症状,譬如“今天低烧”。艾因就根据经验给出判断,“有可能到明天你就会烧得略微严重一些,但是到后天这个症状就会减弱。”他还收集了一些治愈的经验帖,转发给他们。“这也是一个助人的过程,我觉得这样还挺有自我价值的。”

症状、用药和疫苗,是人们最为关心的议题。公开确诊信息后,张安被很多人私聊过,最常被问及的几个问题是:前几天症状是什么样的,最严重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吃了什么药,打没打疫苗,打了几针,打了什么疫苗。

这种对于个体经验分享的重视,崔庆龙认为符合心理学中所说的“经验贴近”。“权威发布的抽象理论或观念,理性上我们觉得是可信的,但在情感维度上,总觉得离自己比较遥远,没有贴近自己感受的那种确认感。”

而身边人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包含着一种心理意义上的确定感与踏实感,“相当于是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而他们是先过河的那些人,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是经验意义上的权威”。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科普新冠。”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下称北京社心联)养老产业心理服务专委会秘书长熊德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分享亲身经历能够帮助人们在心理上重建秩序。“特殊时期要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负责人,但是如果只是强调这句话,没有提供方法,大家也是一团乱麻。”

熊德杰说,他们组建了科普讲师团,计划用一周时间传播新冠相关知识,从应急篇、居家篇、抗原篇再到特殊群体篇。她注重培养感染过新冠的康复者成为志愿骨干,进行心理疏导时“能够有更高的可信度”。

人们需要更多心理上的帮助。北京社心联在“新十条”发布次日开通了电话热线,为市民提供心理疏导和心理援助,熊德杰是电话那端的值班者之一。她在12月17日接到了一通特殊的电话,拨打者是位焦虑不安的婆婆,81岁,最近确诊新冠。

老人的症状并不严重,之前几天体温一直维持在37.2℃至37.9℃。老人咨询了医生,由于体温未达到38.5℃,且没有严重的基础病,医生嘱咐她不用吃退烧药,也不必来医院看病。

打电话这天是老人出现症状的第七天,体温38.4℃。在与老伴的对比下,老人产生了强烈的焦虑。她告诉熊德杰,自己与84岁的老伴几乎是同一时期出现症状的,但是老伴第三天就逐渐康复了,自己的体温却迟迟降不下来。“为什么我打了三针疫苗,老伴没有打,但是我迟迟无法降温,他却早就恢复了呢?”

熊德杰知道,这份焦急来源于对新冠不够了解。在接下来的交流中,她先是耐心地听婆婆宣泄情绪,然后便将重点放在科普疫苗和新冠知识上,28分钟后,电话那头的声音平静下来。

“焦虑情绪本质上源于人对某些东西是不能确定的。”崔庆龙说,人们对于尚未落定的事物会设想多种可能性,放大各种潜在的不安全因素。

他能够理解老人的不安。他也曾听身边的朋友提到,回老家后,家里的老人会仔细询问身体怎么样,有没有变阳。“老人一方面在关心,另一方面也能听出来,他们是担心这个疾病来了,自己的身体能不能扛得住。确实存在一些易感人群,他们对这个疾病的感受或者说实际的受威胁程度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年轻人们朋友圈“晒阳”可能存在的影响。崔庆龙提醒,重视和在意本身就是一种防护信号,意味着人们还在戒备。“当大家轻易地去调侃新冠,将它平常化对待的时候,可能对另一部分人群来讲,他们会更感到害怕,好像这个东西是无处不在的。”

2022年12月8日,雷磊在公众号发文并晒出自己和妻子测得阳性的试剂盒照片。 (受访者供图/图)

消除病耻感,建立安全感

在坦然“晒出阳性”的人群之外,藏着“沉默的大多数”。

阳了之后,一个朋友告诉雷磊,自己曾在2020年感染新冠。“这三年我们聊天非常多,但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个。”雷磊只知道,朋友此前在武汉工作了将近10年,近年搬到了长三角的一个城市,现在才恍悟,“(武汉)那个时候病毒还很凶猛,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过程。但是他三年间从来没有说过这个事儿,只是默默地将自己的城市更换了。”

对于那段经历,朋友没有多说。雷磊意识到,当自己也处于阳过的阶段,两人才终于处于了平等的状态,“好像我阳了,朋友才觉得,我终于可以把这件事告诉你了,你可能是懂我的,或者不会跟以前的人一样看我。”

他也意识到,人们对于新冠的态度,不仅关乎感染者自身如何认知,还与周围社会文化环境的接纳程度息息相关。“只是过去,个人以一种沉默的方式将这个代价承担了下来而已。”

许多人此前是有病耻感的。熊德杰记得,自己之前去给一个团队做心理疏导,当时团队有人得了新冠,满怀愧疚地向所有人道歉:“我对不起大家,耽误了大家的正常生活。”她感觉,那个时候的阳性患者仿佛把自己当成了罪人。

时至今日,一些人依旧谈“阳”色变。有一个小伙子跟雷磊说,自己非常害怕,身边有家人前几天刚阳了,公司也刚刚通知同事中有十几个阳性的,他自己也开始嗓子疼了。他向雷磊抱怨:“你说倒霉不倒霉?”

雷磊觉得这是很多人会有的一种典型心态,“至少觉得这个事是倒霉的,发生在自己身上是不幸运的。”

从讳谈新冠到倡导接纳,这个过程转变得很快。雷磊能理解很多人的担心,阶层、年龄、居住地等都会影响大家对新冠的认知。虽然大城市的人们纷纷“晒阳”,但在他的老家县城,阳性感染者去过的地方,很快就没有人去了,“实际上还是会发现很多人内心对这件事情是有恐惧在的”。

“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崔庆龙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人们在看待一些不可预料的事情时,时常会有种否认的心理,不接受它的到来,不接受它的发生。“太快颠覆自己先前认同的那些东西,就突然之间无所适从了。”

他分析道,人们的恐惧来源于失序,“以前的限制看起来是限制,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为很多人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秩序,一种确定感。这个东西突然被拿掉以后,就像没有了隔离带,外面都是‘可怕的病毒’,随时可能闯入到你的领地,影响到你的生活,无形的防护没有了。”

而打破内心恐惧是一种必然经历。崔庆龙说,“这个客观现实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大家亲身经历一次,知道它确实没那么严重,能够应对得了,这个事就过去了。”

他认为,目前处于混沌的过渡阶段。“大家在接受这件事,但还不能完全接受。”这个时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和资源的浪费,使得社会资源不能很有效地分配到真正需要的人。

崔庆龙指出,人们过度囤药,或过于仰赖医院治疗造成医疗挤兑,都是来源于心理上的不确定性。“现在还有一种不安全感。随着这种资源的挤兑,或者分配的紧迫,很多人会担心自己一旦有了问题,得不到合理的支持与救助。”

这种情况会在恐惧消散后有所改善。他说,“当大多数人学会自我照顾以后,更多的医疗资源就可以给易感人群留出来,他们是真正需要这些资源的人。当他们有症状时,就可以得到社会资源方面的兜底,这会让人们的安全感大大提升。”

“已经很坦然了”

在养病这几天,艾因吃了将近200元的甜食,胖了5斤。

不舒服的时候,他喜欢用甜点治愈自己,“一定要让自己快乐起来,这种开心的情绪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去面对病毒。”

他症状最严重、感觉乏力的时期主要是在工作日,吃过退烧药后,次日就不烧了。等到了周末,艾因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感染奥密克戎没有打乱他的生活节奏,他只感觉像请了个为期一周的病假。

测出阳性时,田青已经入住研究生考试考点学校旁边的酒店。他带了一些书,但这几日因为身体难受,顾不上复习。最痛苦的是从第二天下午到第四天下午,大概48个小时的时间里,只要不吃退烧药,体温就会维持在38.5℃以上,吃了退烧药也只能降到38℃左右。到了第六天,起床后他感觉精力充沛,除了发热以及发热导致的乏力,没有咽痛、咳嗽等其他症状。

在考研倒计时10天时,田青核酸转阴了。但他对考试预期不太乐观,“躺了七天之后,感觉自己更考不上了。以新冠之名,我现在病愈后水得更加心安理得。当然,没有这场病我一样也考不上,借坡下驴罢了。”

21岁的北京姑娘汪渔是少数在“新十条”出来之前便分享感染经历的。12月2日,测出核酸阳性次日,她在朋友圈放出了自己“全副武装”的防护服自拍。

“我如果不说的话,有人完全不会知道我阳了,但是我就觉得,我要让你们知道。一方面,这东西(病毒)是很容易接近你的,另一方面,(感染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已经先替你试了。”发朋友圈当夜,她很长时间都没睡着,朋友发来一首歌《事情本来就是这样》作为安慰。

在那之后,感染奥密克戎的人越来越多。12月11日,张安因腿部做了手术,去康复机构做康复,发现只有前台和康复师两个人在,机构以最低人力维持运转。“整个公司12个人里面有8个阳了,还有2个人在家不敢出门。”

新的“两条杠”照片在朋友圈不断出现。44岁的重庆人李方12月15日在朋友圈宣告自己“正式阳了”,“该来的还是来了”。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发布信息只是为了“跟朋友互动一下”,身边同龄人大多已经“阳过了”,朋友们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体验,有的只是“有点难受”,有的说“差点死在床上”。

“阳了”成为新的社交话题,在头疼、乏力、喉咙发痒、有点发烧之后,李方在这一话题中有了自己的话语权,“讨论一下,有参与感。”他用“新奇”和“体验”来描述这段经历。

张安所在的住户群中,关于新冠的讨论也在持续。到12月中旬之后,邻里之间“已经很坦然了”,会直接告知是自己或家人阳了,有问题就明说。“大家都觉得,现在阳了,可能春节就能出去玩了。”最近,张安也在研究过年的旅游目的地,想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恢复健康后,他第一次出门打车,告诉司机自己“刚刚返阴”。司机显得很淡定,回复说:“没关系,大家都会阳的,没什么的。”

(除崔庆龙、雷磊、熊德杰外,其余受访者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 南方周末实习生 张婧怡 张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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