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供销社，“不可能走回头路”

北京供销社历史文化展览馆复原的供销社门脸。（南方周末记者 梅岭/图）

蓝色的木门，门头上中间有一颗红星。左右写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红色砖墙上刷着“为人民服务”。三尺柜台上，摆满了旧时的烟酒百货、布匹衣物、家用电器等。

2022年12月6日，南方周末记者来到北京朝阳区广渠路的供销社历史文化展览馆。该馆由北京竞园国际影响产业基地将一座200平米的红砖房改建而成。

这个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的园区，前身是建于1958年的北京市供销社棉麻公司百子湾仓库，曾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唯一的棉麻原料及制成品储存仓库。

馆内，在“买啥都用票”的展览墙上，展出了始于1953年、止于1993年票证时代的各省粮票、日用工业品票等。但整个上午，这里没有一个客人。与之相邻的咖啡店工作人员透露，平时也只有一些老人会来参观，很是清静。

3公里之外，刚开业几个月的中国供销合作社生鲜超市便民服务中心倒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约600平米的超市里，陈列有生鲜区、蔬菜区等。

“我们是供销社旗下的超市，走的是‘超市的模式、菜市场的价格’。”便民服务中心一位正在杀鱼的工作人员反问：“你没听说供销社要回来了吗？”

两个月前，湖北日报报道，湖北基层供销社恢复重建至1373个。这则新闻让“供销社恢复重建、卷土重来”成为坊间的热门话题。资金狂扫“供销社概念股”，甚至在20个交易日内，让即将退市的概念股ST大集（000564.SZ）“起死回生”。

作为计划经济产物的供销社，在今天为何卷土重来？

北京供销社历史文化展览馆复原的供销社内部陈设。（南方周末记者 梅岭/图）

“被市场经济蚕食的历史”

在供销社历史文化展览馆的墙上，有这么一句话诠释了几代人记忆中的供销社：“供——购物只能去供销社，只此一家，别无分号；销——想卖自家的农副土特产品和自家的手工艺品、废旧物品，只能去供销社，供销社收购合法，别家经营违规”。

1950年，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成立，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的供销、消费、信用、生产、渔业和手工业合作社。

四年后，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供销合作社系统。从这时开始，供销社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上下连接、纵横交错的全国性流通网络。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团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过去的供销社，是计划体制下国家统购统销的承担者，农村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的流通，农产品上行，消费品下行，全部由供销社一家垄断。”

南方周末记者找到一位曾在1970年代当过基层供销社门市员的人士，时隔几十年，她还记得当时供销社什么都卖，人头攒动，“那个年代，雪花膏‘挖’一点下来装一小瓶，几天就能卖很多很多”。

在那个年代，这个工作曾是无数人最向往的职业，曾有一句顺口溜来形容——“方向盘、听诊器、营业员，拿什么都不换！”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供销社的垄断地位被终结。1993年，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 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就此谢幕。当年年底，《人民日报》发表快评——《改革来了，票证走了》。

持续了四十年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宣布终结后，化肥、棉花等农资专营权也被放开，供销社失去了垄断地位。

“这么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供销社的垄断地位、竞争地位被蚕食的历史。因为原来都归它。”杨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王力是西部地区一位供销社干部，在他看来，在计划经济时代，物资匮乏。国家将90%以上的物资拿给供销社进行调配，“业务员坐在柜台里，你爱买不买，和他毫无关系。市场经济放开后，供销社原本的模式，肯定是活不下来的”。

从1990年到2002年，基层社连续12年亏损。1999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提出口号——供销合作社不消灭亏损，亏损就消灭供销合作社。一部分因人员庞大、负担沉重、经营难以为继的供销社，被形容为“网破、线断、人散”。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担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专家已经七年。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1990年代，大量的基层供销社破产，曾有一段时间一天倒闭二三百个。”

上述西部地区供销社干部称，当地供销社有14家企业，到如今只有一家存活。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搞不下去的供销社就改制，改制以后就不存在，有些改了也是半死不活，只能变成社会、政府的一个负担。”

这时候，形容供销社的顺口溜，变成了“几个老头子，守着几间破屋子，挂着一块老牌子”。

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官网上，南方周末记者可查询到的数据公开最早的时间为2006年。更早的统计无法查询。

孔祥智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1949年，全国基层供销合作社社数为22817个，1952年增长到35096个。根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数据，2006年基层供销合作社数量为21617个，较1952年减少了13479个。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市场经济击溃的供销社基层社，由于没有实质业务，只能以出租资产为生。在王力眼中，“大家靠卖资产、吃资产，靠收租金基本维持，剩下的职工就这样坐吃山空干了很多年”。

“供销社的身份其实非常尴尬，我们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四不像的部门，不像公务员，不像事业单位，不像企业，又不像合作社。”一位西部地区供销社干部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北京中国供销合作社生鲜超市便民服务中心，约600平米的超市里，陈列有生鲜区、蔬菜区等。（南方周末记者 梅岭/图）

供销社还剩什么？

在杨团看来，市场经济中，供销社失去流通垄断权之后，成为地方政府最边缘的部门，但这个部门体系一直存在，由财政拨款支持。总社、省社、地社都是公务员编制，县社部分人员是事业单位编制。乡镇一级供销社过去就是集体企业，自负盈亏，改革开放以后，最先瓦解的就是基层社。

供销社的组织体系依然存在，只是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根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官网数据，在2006年，全系统依旧实现销售总额7409.97亿元。

2021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全年实现销售总额达到惊人的6.26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可与之对比的是，2022财年全年，阿里巴巴全年商品交易总额为8.3万亿。

其中，农产品类销售额、消费品类零售额、连锁经营销售额、农业生产资料类销售额、再生资源类销售额占供销系统销售总额的大头，为其核心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全资企业“中国供销集团”为例，这家公司目前依旧是国内化肥经销商龙头企业、国内最大的棉花贸易商、最大的再生资源回收加工企业。

这些耀眼的成就，部分依托于政府补贴和特许经营权。

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2021年度跟踪评级报告》中如此写道：供销集团农资、再生资源等业务，持续得到较强的产业政策及资金支持，政府补贴仍是公司利润的重要补充。

2020年，中国供销集团共获得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25.27亿元，地方奖励及补贴9.01亿元，土地出让金返还的财政补贴5.89亿元，国家政策性粮油保管补贴2.68亿元，出疆棉补贴1.74亿元等。

中国供销集团全资子公司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农集团”），拥有国务院赋予的化肥进出口代理经营权。是国内最大的化肥进出口经营主体之一，年销售化肥超过2000万吨，市场占有率约16%。

根据供销总社下属《中华合作时报》官网信息，“目前全国进口肥料必须要有四大代理进口公司名称：中农、中化、中化建、华垦”。

事实上，2021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全年实现销售总额6.26万亿元这个数据，是由总社、省、市、县、基层社全系统各类法人企业所贡献的“数字”。

除了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社有企业，其他超过两万家企业，在股权关系上，与供销总社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徐旭初，研究“供销社”的课题已近20年。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中国供销社系统除了一些相互投资，其实并无什么关联。”无论是县供销社、市供销社，它们盈利与破产，与省供销社没有直接关系。

徐旭初在2006年发表的《转型中的供销社——问题、产权与演变趋势》一文中，就1958年-1994年供销社“三分三合”总结道：

“其间，供销社体制经历了由民办到官办，由集体改全民，再由官办改民办，由全民改集体的多次反复，从而使供销社的产权关系变得极其复杂，已远非20世纪50年代创建初期农民合作产权占主体的状态。”

庞大的基层社，依旧在找寻自己的改革道路。“实际上，供销社的改革，从地图上来看，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孔祥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从2012年-2015年供销总社披露的分地区数据来看，东部地区销售额，占全部销售总额的比例稳定地保持在57%左右，占比过半。其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

“走开放路，吃改革饭”

湖北供销社基层社恢复重建，其实并不算新闻。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十八大以后，供销社改革发展和转型已开始加速。而如河北、浙江等地，基层社已经实现了基本覆盖。

基层社恢复重建，这个数字在过去十年一直在持续上升。南方周末记者统计了从2006年至2020年县及县以上供销合作社机关及基层供销合作社情况。

可以看到，仅2020年一年，全国基层社数量就增加了5187个。合计37652个的全国基层社数量可对应的，是中国的41636个乡镇行政单位。

早在2014年，国务院就确定了河北、浙江、山东、广东为供销社综合改革试点省。以浙江为例，在全国总社综合业绩考核中，浙江省省供销社再获省级供销社一等奖。

“浙江的方法就是走开放路，吃改革饭。”浙江省供销社监事会主任童日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他看来，浙江做的一方面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职能作用。

与所有供销社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一样，浙江省供销社在1990年代前后，也面临员工下岗需妥善安置的问题，供销社没有足够的盈利，只能靠变卖资产。不同的是，浙江是以49%的比例卖给自己的员工，供销社控制51%的股权。

童日晖认为，这样的持股情况，保证了浙江省供销社的资产还是完整的，还留住了一大批经营人才。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浙江从上到下形成的理念中，第一条是员工持股，如果员工、骨干不持股，这个公司是很难搞得好的。”

目前，浙江省供销社系统全资企业只占25%左右。

浙江走出的第二条路线，为多元化经营。在浙江省供销社官网上如此描述：“老三样，新三样，又三样”。老三样是传统的化肥、农药、农膜，“新三样”是汽车、塑化、房地产，近年来出现的新三样为：医药、农产品销售、金融服务。

早在2009年，直属于浙江省供销合作社的浙江农资集团，就已经取得了宝马、凯迪拉克、萨博等著名品牌的区域经销商权，2009年的经营额达到44.72亿元。根据中国供销合作网2010年3月的一篇报道，浙江省供销社下属子公司的宝马汽车销售量，已是位居华东第一、全国第二的位置。

多元化经营不仅没有削弱供销社为农服务，反而进一步增强了为农服务的实力。近三年，浙江省供销社从社有企业经营收益中提取20%设立供销社合作发展基金，每年都在2000万元以上，每年安排15个以上的为农服务项目。

一位供销系统的受访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经济发达、供销系统发展好的地方，省供销社的处长们有一个梦，就是不当处长，更想去下属企业当董事长。而经济欠发达地区，情况则相反。

如果追溯浙江省的供销社改革，还有一项早在2006年就已经展开的融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为一体的改革，全省自下而上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简称“农合联”，供销社承担执委会职责，成为为农服务的综合平台。

通过农合联，可以融合各种为农服务资源，供销社主要做好为农服务调查员、组织员、服务员。“农民需要什么工具，农合联就提供他们什么工具。”童日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农村有些服务已经很充分了，供销社没必要去抢饭碗，做也不一定做得过，弄不好你还亏。

他认为，浙江的经验是一直坚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管理。内部形成的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机制，集团以服务为主，企业以经营为主。“我们管的，主要是管干部、管党建、管考核、管资产处置，管风险，企业享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特点来管理，很多供销社都没有搞明白这一点。”

童日晖也关注到各地基层社陆续恢复重建的新闻，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了些许担忧，“基层供销社有些早已散掉了，再恢复很难，需要人、项目、资金。我很担心，像有些地方无序铺开，弄不好，过几年会成为一个包袱。”

“总的方向，就是创新，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第一规律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不可能走回头路的。”童日晖说。

基层社如何重建？

从2010年至2020年，全国供销系统数量增长迅猛的还是“自收自支”的基层社。

统计数据显示，十年间，供销社全系统基层社数量从21602个增加至37652个，增加了16050个，基层社人数增加了18.35万人。

对于基层社数量的增长，徐旭初认为，供销社基层社无论怎么覆盖，它有这个权利。但核心是“尊重市场规律”，“不要垄断”。“我认为，国家越来越看重的是供销社的功能，是党和政府领导下一个为农服务的力量。重点在农村流通市场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发挥作用，不需要过多纠结供销社属于‘谁’的问题。”

但徐旭初并不希望基层社的恢复变成一个全国性的行为，“我认为要根据‘需要’恢复，不要变成政绩追求”。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11号文件《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下称“11号文件”）。

此前，杨团参与了11号文件的起草讨论，也曾与相关政府部门一起参与供销社的调研和改革试点。在她看来，11号文件中，已经指明了供销社的发展方向：

“供销社农产品市场建设要纳入全国农产品市场发展规划，在集散地建立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和现代物流中心，在产地建设农产品收集市场和仓库设备，在城市社区建立生鲜超市等零售终端，形成布局，合理连接产地到消费终端的农产品市场网络，积极参与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试点等。”

杨团认为，供销社的发展方向，可以参考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农协模式。这些地方扶持综合农协这种乡镇农民的集体性组织，并以这类农民组织的供货渠道为基础，建立了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区域化农产品批发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有形的调控之手的作用。

其实很多基层供销社都各有各的发展思路。

让受访供销社内部专家们印象深刻的例子有很多：在江苏，你可能不知道供销社，但当地人一定知道苏果超市；在山东枣庄，每个地市都会有供销社兴建的大商场，别的主体竞争不过；山东潍坊的供销社口号就是“农民外出打工，供销社给农民打工”，为农业生产提供全程深度服务，从种子播种一直到收获。

作为身在其中的参与者，西部供销社干部王力认为，在农产品流通这块，供销社可以做的服务太多，“一件商品少两块钱，农民宁愿多走几里路，也会来供销社买的”。

但他施展不开拳脚，因为“我们真正缺少的，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人才”。他对自己三年前牵头成立的一家供销社企业感情颇深，这是一家以农产品流通销售为主营的公司，员工只有8个人。公司约定，每年20%的利润分给这8个员工。

“这8个人，都是大学生。”王力说。

（应受访者要求，王力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梅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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