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间道》上映二十周年：时代剧变，许多事情找不到答案

《无间道》（2002）

“一件很靓的作品”

2002年12月12日，警匪片《无间道》在香港地区上映，获得极佳票房。20年后，《无间道》系列三部电影成为公认的影史经典。

《无间道》的一个经典场景发生在开篇后不久，天台上，卧底黑社会的年轻警察陈永仁想做回普通人，被拒绝后和警司黄志诚说，“明明是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快十年了老大！”

2022年11月7日，导演、编剧庄文强在一堂给青年影人的线上编剧课上分享“潜台词”可以赋予角色层次感。他提起创作《无间道》剧本时（麦兆辉写了半个《无间道》的剧本后要庄文强帮忙，庄文强花了五天重新写过），他写的陈永仁独白是“当了十年的卧底”，在片场，梁朝伟建议改成“三年之后又三年”。

经此一改，陈永仁做卧底近十年的挣扎、对自己命运的不可掌控，都在这一句话里了。

“梁朝伟除了把一句平平无奇的台词变得很亮丽，还打开了一些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东西……我就回家把整个剧本的台词重新再来一遍，然后现在变成了我的一个习惯，我一直都在我的台词里面找‘三年又三年’的机会。”庄文强说。

《无间道》只有短短100分钟，但实在精彩好看，台词、剧情，让人过瘾。片头，两个小段落交代了刘健明和陈永仁的前史：底子干净的黑社会小弟被送去警校，潜力过人的警校生被安插进黑社会卧底。

第一个小高潮发生在贩毒集团和泰国卖家交易前：双方卧底出动，情报外泄，黑社会老大韩琛、警司黄志诚根据卧底的信息，撒网收网，冲突完全发生在人物的斗智过程中。

刘健明和陈永仁都合格发挥了内鬼的作用，警察及时追到海滩边的交易现场，得知消息的韩琛也迅速命令手下把白粉扔进海里，销毁证据。一个回合结束，人物关系分明，剧情主线凸显：这就是一个警方与黑社会、卧底与卧底之间的对决故事。

需要说明的是，“卧底”并不是《无间道》的首创。香港警匪片的卧底模式从《边缘人》（1981）便开启——片中，出身黑社会的阿潮长大后报考警校，第一个任务就是黑帮卧底，他失去了亲情爱情，迷失在道德沦丧的边缘。之后的香港警匪片里，卧底总在法律与情义之间两难，人物张力由此而生。抱怨“三年之后又三年”的陈永仁，就是这一类典型人物：活在长期自我欺瞒中，失去爱人，失去正常生活，精神衰弱。

2003年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无间道》系列导演刘伟强说起，《无间道》的剧本起初讲的是个警察去黑社会做卧底的故事，他觉得写得好，但不够特别。他们决定加一条线，黑社会的人也去警局做卧底，“然后会发生什么事呢？这就有趣了。”

经过看似微小的改动后，《无间道》成功推出了双卧底模式，原本单线的剧情变成立体的网状结构。第二个重场戏来得很平和：陈永仁和黄志诚天台相见，要传递信息，这是一个常规举动。经过第一回合的碰撞，觉察到黑社会有警察卧底通风报信的刘健明叫警力跟踪黄志诚，由黄志诚咬到内鬼，闻风而来的韩琛手下干脆地杀了黄志诚，陈永仁脱险，两个卧底都露出马脚——所有人只不过是在棋局里挪了一小步。

“这部戏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剧本及概念，当然枪战场面都需要，但并不是重点，”《无间道》出品人、时任寰亚影业执行董事庄澄在采访中曾说，“有些人的确说过‘如果多些枪战场面会更加好！’但我觉得又未必的。”

香港警匪片向来以动作场面著称，但不同于吴宇森电影以极尽浪漫的升格镜头渲染主角身处的枪战、火海，或是成龙动作警匪片里招牌的打斗戏，《无间道》三部，动作场面屈指可数。《无间道2》中，黑社会话事人倪永孝用四年时间卧薪尝胆，终于为父报仇，但主视点却是倪永孝本人被抓至警局受审。平行蒙太奇的剪辑手法把倪永孝派人击杀几位背叛父亲的大佬的过程轻飘飘交代完——勒死、烧死、射死、活埋，倪本人一直西装革履、戴细边眼镜坐在审讯室，气定神闲。

《无间道》投资超过3000万港币。电影刚上映，导演刘伟强受访时说，“不理票房能达到多少，我认为做了一件很靓的作品，尽了力，它暂时可能是我最好的作品，但我还要突破自己。”

《无间道》跟此前的香港商业片比算是另类，两位出品人庄澄与林建岳预估，电影票房最好可以冲到“中上”水准（2500万-3000万），并不能使他们收回成本。“虽然是这样，但当我们考虑到公司是不是需要有这样的一部电影、电影行业是不是需要有这部戏，林建岳先生的答案是肯定的，他觉得纵使我们要承担几百万的风险，但电影行业就是需要有人进行冒风险的投资，引起其他人的效法，市道才会兴旺，所以我们最终推出了《无间道》。”庄澄说。

我们知道，《无间道》后来被誉为“救市之作”，当年以本土5500万港币的成绩成为年度票房冠军，大幅提振电影公司的投资意愿，将香港电影从低迷期中拉了起来。

庄文强（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图）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暴力场面弱化，是《无间道》的一处新意。另外使《无间道》系列在香港警匪片中具有里程碑地位的，还有电影对江湖人情的新处理方式。

学者许乐在论文《警匪电影与都市江湖》中考察梳理过1980年代以来至《无间道》系列的香港警匪片，在《无间道》系列之前，获得票房成功的香港商业警匪片有过两个高峰，一是198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影业繁荣，香港电影注重现代化、本土化，警匪片进入主流，吴宇森的《英雄本色》（1986）带来了约七年的香港警匪片的创作高峰（另一有影响力的分支是林岭东的《监狱风云》（1987），首开监狱片先河）。二是1990年代中后期，香港电影业急剧衰落，小成本、精良度欠佳的古惑片出现，警匪类型片短暂回潮。

如陈冠中在《我这一代香港人》中所写，香港文化上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带着中华文化进入港英时代的。香港文化中西杂糅、传统与现代冲突共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警匪片里，现代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倒退，“义”作为被推崇的价值观念，融入现代江湖，一个“脱胎于传统武侠世界，而又降生于现代都市边缘的‘江湖’世界”被创造出来。在成龙主演的《警察故事》和《A计划》系列以及吴宇森的英雄片中，“影片的制胜法则无疑是清晰明确的。电影的结局通常很好地阐释了其乐于表达的价值秩序，即正义战胜邪恶。”

关于香港警匪片中对义的推崇，一种说法是，随着此地经济发展，物质逐渐富足，以传统男性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受到威胁，个体需要重新寻找对自我价值的肯定；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后，出于身份认同的需要，香港电影也有意识建构有别于港英时代的属于自身的本土文化，比起现代法制，更偏向传统伦理。

2019年，庄文强在其编剧、导演的电影《无双》获得金像奖多项提名后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提到周润发塑造的人物填充了自己小时候对英雄的想象。“发哥是全香港人的英雄啊，他能根据自己意念，根据他自己相信的东西，为了正义感、为了朋友，愿意做任何的事情。”“义气，敢说敢做，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兄弟两肋插刀，就是英雄嘛。”

但到《无间道》三部曲，警匪片里赞颂过的那些传统价值如情义、忠诚，都消失了。

陈永仁和刘健明同为卧底，共同点是决心离开受制于人的处境。比起传统价值观，他们更在意获得现代社会秩序的认可，希望个人奋斗可以转化为事业成功。但他们没有兄弟情义，他们的关系只是卧底与卧底的关系。所以《无间道3》里，哪怕陈永仁已死，刘健明和新来的“内鬼”依旧互相怀疑、试探，换了一个人，他做的事情不变，还是隐藏自己、查明对方。

许乐在论文中写，《无间道》系列完成香港警匪片的这样一个变化：从“以‘义’的美化抹杀‘利’的实质”，到摈弃“义”的虚幻，以“利”为根基，构建新的都市江湖。

不只是刘健明和陈永仁，《无间道》系列里的其他人物关系也是如此。譬如《无间道2》里，黑社会话事人倪永孝的被杀很有代表性：在暴露了自己妻子派人杀死倪父的实情后，韩琛答应做污点证人举证倪永孝，利用警司黄志诚的保护从泰国返港，又从警察的看守中逃脱（刘健明应从中起了作用）。在韩琛与倪永孝谈判的档口，黄志诚通过陈永仁的密报赶到，杀了举枪对准韩琛的倪永孝。倪永孝的死，并不来源于正义之人的合作，观众也没有收获好人沉冤昭雪、坏人被正义惩罚的快感。倪永孝只是死了，接着，韩琛上位做了黑社会老大，对倪家人斩草除根。权力更迭，接下来，就是《无间道1》的故事。

在载于《电影艺术》期刊的论文《江湖伦理、宿命轮回与现代法制——40年来香港警匪片价值观念的演变》中，学者徐巍把《无间道》的横空出世视作一个节点，此后，“‘警与匪’的对立模式便逐渐脱离亦步亦趋的‘猫鼠游戏’或者‘英雄惜枭雄’，而专注于刻画警匪较量中独立个体的内心迷茫和挣扎。”

我们欣赏《无间道》，很大程度上是被两个男主角的内心挣扎吸引。刘健明在获得警方信任的过程中，认同了警察身份，想要成为一名好人；陈永仁需要参与大量非法活动，在卧底多年后，患上严重的心理问题。他们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没有定论。在一次次过招中，他们隐瞒自己、猜测对方，“谁能先看破镜子的幻象和自身的实像，谁就掌握了正邪交战的决胜先手。”双重镜像之下，个人的英雄主义被消解，正邪斗争被引入无间地狱，“无限的追问、游离、意外和身不由己，将心灵的苦难放大到极致，借助他人和自己的镜子，看到无休止循环而无法停息，更具有沉重的宿命意义。”（徐巍）

《无间道》对香港后来的警匪片影响深远。如之后的《寒战》系列、《窃听风云》系列等等，都是在现实背景中、双重镜像关系之下，挖掘人物的深层欲望和矛盾。学者张春晓在《：心智游戏电影与港式警匪片的新变》中总结，近十几年香港警匪片流变过程中，人物的道德属性不再单纯体现为外在的正邪对峙，“他们往往道德暧昧且深受环境摆布，早先属于不同人物的善恶二元则在某团队、制度或结构中完整地被‘内在化’了。”

在2022年夏天内地院线上映的电影《神探大战》中，还可以看到《无间道》里刘健明和陈永仁这一人物关系模式的遥远回响。在这部韦家辉导演的最新作品中，前警察李俊有高超的破案能力，苦心搜罗了数桩悬案线索，被另一团伙利用。在追击案件的过程中，他与看似高尚的警探方礼信数次过招，二人的身份观众看不真切。一场戏里，方礼信穿上与李俊同样的黄色雨衣，悬念被拉到最高点。李俊对方礼信喊：“过了今晚，要么我是神探，你是屠夫。”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电影中，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李俊自始至终念念有词：与怪物搏斗，小心自己成为怪物。

刘伟强（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因果、宿命、自我身份

2003年上映的《无间道2》是对第一部人物前史的补全。它横跨1991、1995、1997三个年份。刘健明对老大韩琛的妻子暗生情愫。陈永仁被安排了一个有点狗血的身份：前黑社会老大倪坤的私生子，也是倪永孝的兄弟。不过，在这一设定下，陈永仁考上警校试图改写命运、却回到黑社会当卧底、至死身份没得到昭雪的人生，多了被命运摆布的无力感。

临近片尾，一组交叉剪辑的平行镜头，分别是黄志诚警官和年轻的、即将升任见习督察的刘健明接受内部质询的过程。黄志诚教唆杀人的把柄被黑社会话事人倪永孝掌握，公布给整个警察系统。他被长官质问：如果我说所有证据都不成立，你愿不愿意重新来过？

《无间道》系列拍摄于香港回归之后，港英旧制度已去、时代新风貌生长之时。个体站在历史、现在与未来的路口，面临身份亟需重新建构的困惑，此种焦虑亦渗透在电影创作中。

“于是，20世纪80年代警匪片中的那种明白晓畅的自信和独立不见了，善恶分明的伦理价值判断隐匿了，兄弟情谊、义比金坚的江湖立场也消散了。”（徐巍）

在电影里，来源于传统信仰的义不再重要。“从价值体认上来说，这一时期的香港警匪片似乎失去了一种信心满满的制胜法则。在一个善恶难辨的世界里，左右人物的往往是一双双看不见的命运之手。”

《无间道1》的开篇是一尊静卧的佛像，然后是黑底白字：“八大地狱之最，称为无间地狱，为无间断遭受大苦之意，故有此名。（《涅槃经》十九卷）”

在《无间道》系列中，香港警匪片已形成传统的善恶之辩、正邪之分让位于因果宿命论。《无间道2》里不同的人物都说过一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在前黑社会老大倪坤去世后，惠英红饰演的女儿第一次说这话。初登话事人之位的倪永孝威胁加利诱摆平了意欲叛变的四位属下后，在大排档抽一根烟，说了这句话。六年后倪永孝与韩琛谈判，双方互相以家人威胁对方，倪永孝举枪指着韩琛的头又说了。下一场戏，黄志诚赶来，倪永孝被杀死。因果无常。

三部《无间道》中都使用了同一首歌：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无间道1》里刘健明走进音响店，遇到收保护费顺便看店的陈永仁，后者介绍一款音响“高音甜、中音稳、低音沉”，按下播放键，“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是那，被遗忘的时光………”，歌声流淌出来。

《无间道2》里，少年刘健明为韩琛的妻子迷醉时，歌声响起。《无间道3》片尾，回到2002年，陈永仁殉职7天前，刘健明与陈永仁第一次相遇，《被遗忘的时光》响起。观者的怀旧情绪被再三唤起，其中是对时间的暧昧追忆和对二人身份命运的慨叹同构。时代剧变，许多事情回不去、也找不到答案，只能泛泛以“被遗忘的时光”概括理解。

在《“后九七”香港电影的时间体验与历史观念》中，学者李道新将《无间道》系列与 《半支烟》《我是谁》《花样年华》《少林足球》《向左走，向右走》《神话》《七剑》等题材、导演风格各异的电影并举，着眼于这些电影对时间、宿命、因果共同的执着，在他的论述里，《无间道》系列电影与同时代的许多艺术作品共享着某种精神文化症候：“（它们）执着地表达着记忆与失忆、因果与循环的特殊命题，展现出历史编年的线性特征与主体时间的差异性之间不可避免的内在冲突。”

这些电影主角问因果、问命运，最终关心的是自我身份的指认。

电影《我是谁》最直接地道出了疑问。成龙饰演的失忆特工有六本不同国籍的护照，没有一份证件能确指他的身份。在异域大陆，他不停地大声问：“Who am I？（我是谁？）”语言不通的当地人把这句话误认为是他的姓名，以此称呼他。

对身份的不断确认、追问，既是Who am I在全片中忘不了的，也是陈永仁活着时始终不放弃的。他一次次对别人说“我是警察” ，来加深自己的信念感。知道他身份的黄志诚暴死后，能证实他身份的唯一档案锁在加密电脑中。但刘健明登入系统，按下“删除”键，陈永仁迅速失去了能证实他卧底身份的最后证据。这个动作如此简单，身份认同是多么脆弱易逝。

《无间道》（2002）

《无间道1》结尾，在天台上，陈永仁拒绝了刘健明的示好，说，“对不起，我是警察。”刘健明回答：“谁知道？”在广阔的背景中，陈永仁在这个反问之后的沉默让他显得渺小无力，他万分努力，但命运不由他掌控。庄文强接受本刊采访时明确地说，他写剧本，从不觉得陈永仁是英雄。“以前法律没有那么严格，我们的英雄是侠，侠以武犯禁嘛，金庸小说里的侠都是这样的。我不是说香港，是根本现实不能容纳英雄。”

《无间道2》（2003）

《无间道2》结尾是一则新闻，查尔斯王子与港督彭定康出席交接仪式。殖民统治结束，刘健明戴上崭新警徽，敬礼。陈永仁依然躲在社会暗角。至此，个人的小历史融进历史的大叙事里。

《无间道3:终极无间》（2003）

无间地狱

二十年过去，为什么《无间道》系列依然值得回味？

我想，答案之一也许是，这样的现象级影片独属于上一个时代，其诞生的时间、环境注定了它不可再得。

学者徐巍在论文中写到，2010年代，香港警匪片有了新的样态。在现代法治社会里，黑社会逐渐消亡，典型者如《夺命金》，黑社会大佬过寿，刘青云演的手下喽啰想尽办法收红包、捞好处，要向收废品的旧友借钱筹保释金，不再有往日十分之一的风光；更多的电影里，比如《寒战》系列中，价值冲突体现在职场的权力斗争里。

其论文发表于2018年，但我以为2021年上映的《怒火·重案》、2022年的《神探大战》也符合他的观察，以往警匪片的对立面——黑社会消失了，它将故事完全放在了权力争斗上，警与匪的传统概念在这里似乎暂时消失了，替代它们的是权力欲望和法律制度间的矛盾冲突。这些电影的结局，警局内部对立面的破坏活动会被中止，危机得到控制。

如今，华语电影中不再流行刘健明这样的角色，但他的悲苦依然具有当下性。

在《无间道1》中，刘健明对陈永仁说，以前没得选，希望得到一次机会，“我想做个好人。”

陈永仁的悲剧在他被一枪击中头部毙命后结束，但刘健明的人生还在继续。《无间道3：终极无间》的开始，我们看着电梯陡然下坠，听到电梯的隆隆运转声、打斗声，一路往下。主创的名字依次出现。刘健明从电梯间出来。

《无间道1》的结尾，也是刘健明从电梯里走出来。前一场戏里，他被陈永仁拒绝了改过自新的机会，被制服、带下电梯。电梯门开的一刹那，陈永仁被电梯外的另一警局内鬼杀死。刘健明走出电梯，杀死与他身份相同的内鬼，清除了他卧底身份的所有知情者。陈永仁的尸体卡住电梯门，电梯门一开一合。

学者贾磊磊在《：“标志性空间”及视觉表意方式》中考察了《无间道》三部曲中的叙事空间，他写道，通过反复出现的天台、电梯等景观，“电影中的城市不仅成了一个宿命的、幻灭的城市，而且成了一个轮番映现人间与阴间、天堂与地狱的城市。”

刘伟强在一次影展映后谈中说，选择卧底天台接头、谈判是出于顽皮。“我以前看到的卧底都是在什么地下车库、地牢，黑黑的，很苦的，没有吃的。后来我就说上天台拍，又不是不能见光，于是就这样去拍了，好看不好看？”他问台下观众。观众回答，好看。

天台代表光明和社会秩序，电梯则代表死亡，通向无间地狱。

于是在《无间道3》里刘健明踏出电梯时，我们已有预感，他又进入无间地狱的循环。第三部的故事发生在《无间道1》之后：2003年，警方高层内部聆讯后，认为刘健明无需为陈永仁之死负责，他的督察职务得以恢复。半年里他杀了黑社会老大韩琛布下的其他内鬼。但黎明饰演的新角色——警司杨锦荣——的出现，又打破了他高枕无忧的处境。杨锦荣是内鬼吗？他想要做好人，方法是杀死所有对自己的过去知情的人。

《无间道3》中有两场戏是刘健明的幻觉，将他惊惧的心理外化。他在陈永仁的心理医生办公室，陷在躺椅中自问：我真的可以重新做人？幻觉中，陈永仁在相邻的躺椅中说，我的工作是出卖身边的人，我要生存，就不可以停止，我是警察。

由此，我们更能体会到刘健明所受的折磨。最后，他的努力被证明是徒劳的，他的罪证被暴露在警局众人面前。他喊道：我是好人，为什么不给我机会？我只不过想做好人，为什么不给机会我？

杨锦荣对他说——就像死前的陈永仁一样——对不起，我是警察。刘健明举枪对准自己喉头，扣动扳机。

2002年接受采访时，导演刘伟强说，《无间道》的结局是悲剧，两个男主角，一个生一个死。“结尾时我们又会交代出另一个主题：永生是最痛苦的一个惩罚，不死未必快乐，死也不一定是不好。”

到《无间道3》里，刘健明想当好人没得当，想死没死成。他被救活，精神分裂，剩下一副躯壳瘫在轮椅上，心智尽丧，形同傀儡。他得不到答案，他也死不了，只能在地狱里受火烤。

片尾字幕这样写：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以此连绵，求出无期。（《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

刘健明身上那种无法从悲剧中抽身的宿命感，个人之力无法撼动命运铁拳的悲哀，是超越时代性的。身处不确定性中，也许我们都会有无法抽身的宿命感。

也是在重温《无间道3》时，我发现自己更能接纳陈道明演的内地卧底警察沈澄。他是光明、正义的象征，网友觉得这个角色脸谱化，和港片气质不协调。但沈澄在悼念杨锦荣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今次触动了我：往往事情改变了人，人改变不了事情。但他们改变了一些事情。

沈澄还说了一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明天还要开始啊。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宇欣 张明萌

标签：

版权声明：本文由用户上传，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