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兆文：书写江淮大地上的英雄史诗

现代快报讯（记者 王凡 张垚仟）最基层的“在地作家”，于兆文以古城淮安作地域背景，接连用一部部作品对此予以了反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淮安英雄史诗三部曲”《天路淮军》《大胡庄·1941》《新安旅行团》。

△1946年4月，新安旅行团苏北分团全体团员在淮阴驻地合影

近日，由江苏省作协、淮安市委宣传部、淮安区委区政府举办的长篇报告文学《新安旅行团》研讨会上，省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汪政将于兆文的创作总结为“于兆文现象”，赞赏他“本土题材，全国影响；基层作家，破土成长”。他同时例举了宜兴作家徐风、江阴作家庞培、海安作家夏坚勇、兴化作家庞余亮等人的佳作频出，提醒着评论界对“在地写作”的珍视。

由淮安出发，于兆文脚踏大地，追寻着一段又一段历史。“我所接手的重大题材所反映的历史，太厚重了，厚重得足以让你一次次地仰望星空，一次次热泪盈眶。”

一部全景式、整体性还原“新旅”的作品

1935年10月10日，淮安新安小学的14名学生，在校长汪达之先生的带领下，组成“新安旅行团”，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革命道路。历经17年，走遍全国22个省市，行程5万余里。于兆文4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新安旅行团》全景式还原了“新旅”这段光辉历程，该书近日由江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并被列为2022年江苏省重大题材文艺创作重点跟踪项目。

新旅题材的作品近年来已出版了多部，如何写出新意？做功课时，于兆文发现，此前出版的同题材作品，一部分是新旅老团员的回忆录，大多囿于个人零散的、碎片化的视角；还有一部分是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以区域性、阶段性的作品为主，有分量的作品廖廖无几。所以他将自己的创作方向和出发点定为以非虚构的方式、史诗性的框架，来写一部置放于时代大背景中的全景式、整体性还原新旅历史的、有一定分量的作品。

如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丁帆所评价的那样，教育家陶行知、汪达之的伟大精神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随着作品的出版，作者也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江淮大地上。

明确了创作目标，于兆文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卷帙浩繁、史料芜杂，要从中理出头绪、架构思路，精力耗费之大前所未有。于兆文一人封闭在创作基地，通宵达旦地投入其中，10万多字的读书笔记浸透着无数的心血汗水。进行深入采访时，大部分新旅团员都已作古，健在的也已步入耄耋之年，沟通交流的难度很大，疫情期间电话中一次聊上半天是常有的事情。

一些事件细节的出入，需要他一次次地求证。譬如，周恩来说过一句话：“家乡出了你们这支抗日儿童文艺团体，我很高兴。”到底是在哪里说的？有人认为根据新旅团员的回忆录，应该是在桂林新旅行驻地接见新旅全体成员时。但于兆文经过各方考证，发现这话是在新旅刚到达武汉时，周恩来百忙之中抽空与汪达之等人见面时说的。

创作中，于兆文注重用文学的笔法来刻画人物，校长汪达之的形象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书中写了汪达之为了新安的孩子们硬着头皮借钱的经历；写了他因贫苦而丧失的爱情；也写了他为了“新旅”，将贫病交加的母亲托付给他人的痛苦。于兆文还注重用情感的描述来还原细节，譬如孩子们出发时跪别父母的“忠孝难两全”，团员们在饥寒交迫中接到陶行知先生来信鼓励时的振奋，还有父亲被日军飞机炸死、母亲远走他乡，孤儿赵恺求学晓庄的经历……这些章节读来让人不禁落泪，于兆文也常常是含着眼泪在写作。

于兆文认为，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一定是文学性、思想性、艺术性统一的作品，“不是资料的堆积，不是流水账，不是白开水，不是新闻通讯，一定要有生动的细节描写，一定要注入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这样才能做到质文互映、水到渠成。”

还原历史真相，是报告文学写作的灵魂

70后于兆文其实是一位写作的“多面手”。自从16岁因热爱阅读，走上写作道路，他写诗歌，写散文，也写小说。后来，于兆文曾在一所高中担任副校长、副书记，负责学校的宣传工作，因而写了大量的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他渐渐地爱上了这个文体。

于兆文的报告文学作品有一种共性——忠实于历史、还原历史真相、对很多史实进行了“抢救式”挖掘。在他看来，这是报告文学写作的灵魂，“就如汪政老师所说，对纪实对象的尊重，是非虚构作家、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作家基本的道德伦理。”

“既然是非虚构，必须以一种严肃的态度去写作，不是畸轻畸重，不是掐头去尾，不是新闻特写，不是撷取片段，不能道听途说，更不能不负责任地随意虚构。”这一点，在于兆文的“淮安英雄史诗三部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半个世纪前，八百余名淮安籍老兵前往新疆，在海拔三千米的地方修筑了一条全长561公里的公路，打通了连接南北疆的通道，然而这段历史却一度不为人所知。于兆文寻访了150余名老兵，在《天路淮军》中还原了那段被遗忘的岁月。“淮军的主人公们现在都已七八十岁了，他们的那段历史从没有人走近，如果再过五年或十年，这段历史将永久地湮没在尘世中。”于兆文说。

1941年的大胡庄战斗中，共有82名烈士殉国，但当初的烈士纪念碑上只有两三个人的名字；时代久远，各种回忆口口相传，缺少有力的证据支撑，但于兆文追根溯源，《大胡庄·1941》首次以长篇纪实小说的形式还原了根据地人民抗争觉醒和大胡庄战斗的始末过程，将一段尘封80年的革命历史公诸于世，填补了抗战史的一段空白。

△毛泽东主席亲笔信

《新安旅行团》更是如此，基于史料的考据功力，于兆文首次提出了新安旅行团创造的十四个全国第一：中国第一个儿童自动旅行团，中国第一个流动电影放映队，中国第一所民众的抗战大学，中国第一件人造卫星瞄准具，中国第一部大型民族舞剧《宝莲灯》，中国第一代反潜攻击型核潜艇的设计研制……他还整理出一份迄今为止国内最为完整的新安旅行团团员名单，其中的艰辛和努力可见一斑。

诚如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晖所说，报告文学不能是史料的堆积，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回溯历史、还原历史的时候，一定要跟当下现实进行勾连、回应、对比，否则，就只是历史档案的复制品。在创作中，于兆文特别强调发掘历史事件对当下的现实意义。

在《新安旅行团》的最后一章节《永远在路上》中，于兆文系统性总结出新旅光荣传统的核心要义的四个方面：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顽强的英雄主义精神、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辉煌的创造主义精神。这是关于新旅薪火传承、精神永续的总结。于兆文表示，他希望将当年的新安旅行团精神价值，延续到现在的新安小学的师生身上，延续到新旅的发祥地淮安，“最终希望读者们看了这部作品，让精神走向全国，让新旅的精神基因永续，让新旅的精神世代永传。”

“含着泪、拼着命”地写作

不止一位好友说过，于兆文是“拼着命”在写作。他曾因长时间在新疆考察、拜访，半月板损伤、骨髓积水，两条腿一度不能正常行走；也曾在创作时血压陡升，心脏出现严重问题，医生劝他必须静养休息。

是什么支撑着他？于兆文说，这是一个作家的使命担当和责任所在。

写《天路淮军》采访淮军老兵时，老兵哭着说，于兆文哭着记，老兵们说，“真的是把人间所有的苦都吃尽了”，他们拉着于兆文的手，发自肺腑地述说对他作品的期待；写《大胡庄·1941》时，当于兆文在伪军大队长供述卷宗档案中，首次发现战斗结束后有17个重伤战士被日伪军俘虏，但他们在牢房里宁可绝食也不投降，最后喊着口号集体就义，他深受震撼；写《新安旅行团》，时间紧、任务重，但他认为向一段光荣的岁月致敬，是自己的责任所在，“让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我，懂得了什么叫信仰的力量，什么叫精神的光芒。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我吃这点苦又算什么呢”。

正因为感怀于淮安革命先辈信仰和精神的力量，于兆文“义务劳动”般地完成了“三部曲”。据介绍，于兆文的三本书（包括《天路淮军》修订再版）一共将近150万字，是政府立项项目，但除了出版寻访费用，他没有和政府要一分钱补助。有人不理解，说他傻，但于兆文表示，他根本不忍心提钱的事，提了便感到惭愧。

“当你想起把最美的年华奉献给天山公路的工程兵战士，他们有的人真的是献了青春，献儿孙；想起那些把热血洒在淮安大地的82个烈士，许多人连个名字都没有；想起一路前行的、幼小的、羸弱的，一只包、一把雨伞、一条工装裤，筚路蓝缕走向全国的新旅团员们。你还能说什么？”

报告文学写作的道路确实不轻松，但对于兆文而言，这也是一个成就自身的过程。他说，作为一个最基层的“在地作家”，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大地。所谓“星空”，就是有梦想和追求，有诗和远方，有扬名立万的抱负和理想，“但是一切都要脚踏实地，立于本土，一步一个脚印去行走，去付出，去探索，方能成就自己”。

有人劝于兆文，“三部曲”写完可以歇一下了，但他放不下笔，“淮安确实是重大题材的富矿，作为一个‘在地作家’，应当不用扬鞭自奋蹄。”于兆文告诉记者，最近又有一个以淮安为背景的重大抗战题材的写作交给了他，他准备明年初投入寻访、创作。

于兆文

1971年出生于江苏淮安。江苏省作协重大题材文学作品创作工程项目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淮安市政协委员，淮安市淮安区作家协会主席。出版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10余部文学专著，代表作有淮安“英雄史诗三部曲”：长篇报告文学《天路淮军》、长篇纪实小说《大胡庄·1941》、长篇报告文学《新安旅行团》等。《天路淮军》荣获第四届“江苏报告文学奖”金奖，并入围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评审。曾获第三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首届“淮安文化奖”，第一届、第二届“袁鹰文学奖”等。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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