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深圳“创咨委”：被监管者与监管者如何畅所欲言

从左至右，依次为：李洪茂、李跃、马智涛、何士宏、刘国宏。 （受访者供图/图）

在严监管和强监管的金融领域，被监管者可以和监管者畅所欲言地沟通？被监管者甚至可以为监管者建言献策？

2022年11月2日，深圳太平金融大厦，一场特别的闭门咨询会在此进行。深圳银保监局局长、深圳银保监局金融创新监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利星主持召开金融创新咨询委员会（下称“创咨委”）专题会议，建行深圳市分行行长李洪茂等委员汇报绿色金融课题工作组阶段性成果，并对深圳率先在全国出台的蓝色金融发展指导意见提出意见建议。“让咨询委员会发挥政策咨询智库作用。”深圳银保监局一位副局长、深圳银保监局金融创新监管委员会副主任说。

接下来，深圳银保监局金融创新监管委员会将组织“创咨委”委员问计于企，开展科技企业金融服务需求调研。“从市场中发现难点和堵点，然后推动金融政策创新。”深圳银保监局另一位副局长、深圳银保监局金融创新监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道出其中缘由。

张利星此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称，深圳银保监局内设金融创新监管委员会，外设金融创新咨询委员会。此举为中国银保监系统内独创。她担任金融创新监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两位副局长担任副主任委员。金融创新咨询委员会则由9名银行保险机构代表和2名外部专家学者组成。

两个委员会为推动金融创新而“思想碰撞”了一年。是否已见成效？有哪些可取机制？

为此，南方周末记者对话“创咨委”五位委员：主任委员、建行深圳市分行行长李洪茂，建行在深圳地区银行保险机构中资产规模位居第一；副主任委员、微众银行副行长兼首席信息官马智涛，微众银行是国内首家数字银行；三位委员，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刘国宏，该院是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太平财险公司副总经理何士宏；平安银行公司业务总监、交易银行事业部总裁、全行创新委员会秘书长李跃。

“扎扎实实做事情”

南方周末：包括前海在内的深圳正成为中国金融业创新试验田。从这个意义讲，你们的创新建议可能会推动中国金融业在创新道路上前行一步。作为“创咨委”一员，如何认知自已的使命？

李跃：金融业本质要服务和支持实体经济。实体正处于快速数字化转型中，金融一定要跟上步伐，创新方式和手段。怎么做？第一，在深圳银保监局领导下，立足于大湾区，积极建言献策，大胆创新突破，不断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及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第二，我们自身把自下而上的和自上而下的创新机制相结合，激活创新动能。

刘国宏：金融业是特殊监管行业。金融创新发展需要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研究机构频繁交流互动，需要金融从业者、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和监管机构的监管者在一个平台上开展前瞻性研究。前两者可提供政策性建议，并与后者共同谋划金融创新路径和策略。从这个意义讲，“创咨委”委员不仅是一个头衔和荣誉，更需要扎扎实实做一些事情，服务深圳乃至全国金融创新工作。

南方周末：微众银行是中国金融业创新的产物。“创咨委”其他委员和深圳银保监局是否有更高的期待？

马智涛：我们在科技领域的一些建议可能对行业有比较好的参考价值，包括怎么利用科技解决金融服务成本问题等。服务普惠金融本身是一个世界难题，把一些已经验证过的好做法在更大范围推广和分享，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南方周末：作为主任委员，李洪茂先生是否感到更多的是压力？

李洪茂：既是荣誉又是责任。一方面，这是深圳建行在深圳金融行业争当排头兵的体现。另一方面，深圳民营经济特别发达，市场主体的多样性对金融支持提出了很多要求。深圳是全国创新之都，也是国家金融改革创新试验中心。

“创咨委”围绕着决策咨询、课题研究、建言献策、同业交流、联动协同五个定位开展工作。今年委员会下设了绿色金融、双区建设、科技金融、金融科技与数字经济四个课题组。创新监管委员会也有其中三个课题。我们与创新监管委员会有上下联动和相互配合的机制。针对这几个课题，在课题立项、阶段性汇报、结项等关键环节，两个委员会会组织研讨交流。

“创咨委”主要成员来自金融行业，如果遇到行业痛点、难点、堵点，又不能在现有监管框架下通过创新来解决，我们就提炼出共性问题，向监管机构反馈，推动政策突破。

框架内创新与突破性创新互相促动

南方周末：创新不能只喊口号。可否举例说说你们所在机构有什么鼓励创新的机制？

李跃：我担任了平安银行创新委员会秘书长。这个委员会的职责就是统筹和推动全行创新工作。

创新分为两个方式：一是自下而上通过创新来解决堵点。如一线发现现有产品或服务模式无法解决客户诉求，我们会通过银行创新委员会快速项目申报机制，进行相关创新。二是自上而下的创新。行领导发现一些前瞻性的方向或领域后，通过全行创新委员会推动一些大项目落地。

马智涛：我们遵循了“低成本试错”原则。对于新产品，我们会做小范围尝试，如果成功了，才会投入更多资源；如果效果未达预期，会快速做出调整，终止这个产品。这是风险可控的创新。简言之，小规模迭代，成熟了再放量。反之，就退出。

李洪茂：我们分行成立了金融科技与创新委员会。这是推动分行创新工作的决策组织。在深圳市金融创新奖评选中，去年和前年我们项目都获得了一等奖。

南方周末：作为“创咨委”保险行业代表。太平集团总部在香港，而香港金融市场非常成熟。太平财险有什么鼓励创新的体制机制？

何士宏：太平集团确实是跨境经营模式，国际化程度在中国保险行业比较高。从集团到财险总部，都成立了创新管理委员会，各分公司成立创新工作领导小组，总经理担任创新委员会主任或组长。创新组长负责统筹推动创新工作，包括推动落地重大创新项目决策，为此，我们还制定了创新管理办法、创新基金使用办法、考核激励办法。机制比较健全。

南方周末：你们开展的粤港澳跨境车险是全国首创。这个险种最初的设想来自你们公司还是监管机构？

何士宏：最初是我们公司的思路。太平集团总部在香港，在深港澳都有财险机构。香港澳门的车到内地之后，它的保险保障问题比较受关注。但三地之间的经营环境、法律法规差别比较大。在监管部门支持和指导下，我们实现了一地投保三地通赔。

目前港车北上的保险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统计，香港和澳门现在分别有60万和10万辆私家车，能够在内地行驶的两地牌车约9万辆，其中通过港珠澳大桥跨境到广东的跨境车辆保险约60%在我司承保。

我们希望在今年促成全国首单粤澳车辆保险，目前正在加紧推进。另外，粤港澳“保险通”深圳银保监局包括“创咨委”也在推进。

创新中解决风控问题

南方周末：你们在机构的日常工作，风控是第一位的。而突破性创新意味着风险。如何平衡新身份的职责和所在机构职责之间的关系？

李洪茂：商业银行强调稳健发展。创新面临着未知的风险，但创新与风险不是完全对立的。不能因为有风险就不创新。要在创新中解决风险控制的问题。

如果市场有需要，企业有需要，民众有需要，我们就想办法在风险整体可控的前提下去解决问题。在监管部门指导下，比如说，采取监管备案、监管沙盒这种方式，进行个别领域、个别客户群、个别场景试点。试点得到认同之后，通过一定模式校验，可以逐步形成“小步快跑”的模式，向行业甚至全国推广。

李跃：创新肯定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如何减少创新中偏负面或风险的因素，要在创新过程中体现我们的专业能力和创新机制体制的优势。

第一，“创咨委”打破了个人和组织的边界。各位委员所在机构有大量实践和研究理论，可以互相借鉴已验证的创新。第二，创新是小步试验。如，平安银行创建了沙箱孵化机制，沙箱秉承着“有市场、小金额、快落地”的原则，快速尝试，如果后续证明没有大风险，就可以出沙箱，然后在全行复制推广。如果在沙箱里，在小范围、小金额和封闭条件下，风险比较大，我们会进行检视。如果优化、迭代策略之后，发现路走不通，就果断关闭项目。

南方周末：如果有金融机构因为创新被处罚，会影响到创新探索吗？

马智涛：这种情况不是完全不会发生，我觉得创新永远是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有一些创新确实会涉及监管的空白领域。过去几年也有业务先行，监管机制后来才跟上的情况。金融机构进行一些创新尝试，同时积极配合监管对创新领域出台相应政策，一旦政策出台，原来做法若有偏离，要做相应整改，两者并不矛盾。

建言献策源于哪

南方周末：当你们所在机构在业务实践中遇到难点和堵点时，是否有向咨询委会员提出创新建议？

李跃：现有监管框架下的创新仍然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时，“创咨委”是一个很好的创新平台。我们和建行在做《商业银行数字化投行业务在“专精特新”企业金融服务中的研究与实践》调研课题。这个课题中，有部分流程和思路超出现有监管框架。比如，我们能否对企业简化一些开户或其他手续，通过线上化、数字化的工具去做？比如很多企业有一些专利权、著作权等数字资产，能不能基于数字资产建立模型，对企业进行经营状况的判断和追加融资额度核定等等。

马智涛：我们和平安人寿正在合作完成《金融科技助力弥合数字鸿沟》调研报告，即怎么运用科技的手段让过去被忽略的客群获得更好服务。

何士宏：我们和工行深圳市分行在做《产品服务创新赋能大湾区互联互通的可行路径》的调研课题，我们和工行分别负责保险和银行领域的调研，通过调研发现粤港澳市场主体对跨境金融产品的真实需求。

南方周末：作为智库负责人，你们研究院曾经为深圳金融创新提出过哪些建议且被采纳并已付诸实践？

刘国宏：我们深度参与了关于深圳乃至全国金融创新的一些研究工作。如，我们参与编制了深圳金融业发展的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规划。我们也会针对某些领域做一些专题性研究。

多样性才能实现互补

南方周末：建行、平安银行和微众银行的企业文化、运营理念肯定差异很大。你们之间是否有存在分歧的时候？如何达成共识？

李洪茂：“创咨委”委员虽来自不同机构，但是角色和定位一致。正因为来自不同机构，他们在建言献策时，监管部门才能听到来自不同行业的共性痛点、难点和堵点。比如，深圳银保监局正在联合多部门研究推出关于深圳蓝色金融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期间，每位委员把各自的意见和建议充分表达了出来。指导意见要点得到不断打磨和优化。这对政策出台之后顺畅实施起到更好的保障作用。

李跃：在创新初衷、创新意愿、创新对象上，大家是一致的，只是在具体实现手段上有差异。在委员会课题组里，我们跟建行的课题是“商业银行怎么去更好地服务专精特新企业”，我们的角度就不一样。我们有二十余年供应链金融服务的经验，而建行有专门的科技公司，可以在科技方面更好地整合服务。正是因为差异性，才能互补。

马智涛：大家心态比较开放，对每个人来讲，都是经验分享和学习的机会。在我印象中，没有出现大家意见不一或者出现矛盾的情况，大家的共性比较强。委员的多样性很重要，角度不同才会碰撞出新的火花。要抢占更大商机，必须通过同业包括跨业合作来实现更复杂场景的解决方案，体现更高价值。

南方周末：在哪些问题上，你们主张借鉴国际经验，哪些又属于中国特有的情况？

李跃：在使用数字化手段做供应链金融服务方面，中国的经验、实践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从产业链角度，国外金融机构在产业资本、产业整合方面值得借鉴。银行要升级传统商业银行思维，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商行+投行+投资的思维，帮助产业链上企业形成“发展有政策，创业有载体、服务有平台、融资有渠道、成长有梯队”的格局。

刘国宏：坚持中国特色和借鉴国际经验可以相辅相成。先进经验需要借鉴，但不是照抄照搬，我们要借鉴现象背后的底层逻辑，结合国情，把它真正落地。倘若照抄照搬，不考虑一些特殊情况，经验就会被异化。

南方周末：金融业都在进行数字转型，以微众银行的实践，对行业的建议是国际化还是更中国特色？

马智涛：微众在立行初期选择了自主研发的创新路径，并证明这条路径是正确的。我们的科技体系确实能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比如，微众银行已将单账户每年的IT运维成本降至2.2元/户。国内同业的成本可能是我们的十倍以上，国外银行甚至可能是我们的100倍。普惠金融的难题在于通过更低服务成本辐射到更长尾客户群体，不管是个人用户还是小微企业，我们笔均业务金额非常低，个人贷款（微粒贷）平均8000元每笔，绝大部分个人客户利息成本不到100元。成本足够低，普惠金融服务模式才具备可持续性。

以往，大家有一种迷思，认为购买一套新技术系统就能解决问题。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首先把新架构蓝图画下来，对存量科技体系不断迭代更新，并作为长期工程，这也是微众的经验总结。

“可以畅所欲言”

南方周末：如何与金融监管创新委员会进行交流？效果如何？

李洪茂：两个委员会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机制非常顺畅。目前看来，沟通效果比较理想。

何士宏：委员们可以畅所欲言，与创新监管委员会充分沟通。通过定期交流、互通、共享来推动深圳银行业保险业的发展。我觉得目前这个模式还是比较有成效的。

刘国宏：我们会充分沟通各自在研究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效果很好。举个例子，深圳银保监局制定蓝色金融指导意见，是基于兴业银行深圳分行牵头做的课题研究阶段性成果。在交流过程中，金融机构没有特别关注到深圳经济研究素材数据，这恰是我们的强项。我们提到了有更权威的数据源，海洋经济规模要远远小于报告的应用数据。充分沟通后，大家认为正是由于深圳海洋产业占比低，更凸显了银保监局支持和服务深圳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性。

南方周末：“创咨委”成立近一年取得了哪些成效？有什么期待？

李洪茂：我个人认为，在决策咨询、课题研究、建言献策、同业交流等方面，委员会目前都做得不错。在联动协同上，还有可以提升。希望接下来，银保之间的协同有更多发挥空间。

举个例子，现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经济或养老事业实际上需要大量金融资源。怎么把银行和保险嵌进去，形成协同机制，非常关键。

马智涛：该平台有利于促进行业交流。业界建言献策，也能听到监管侧的想法和声音。这是健康的监管跟被监管的关系。疫情后，希望有更多面对面的机会交流和学习。

何士宏：目前这个模式还是比较有成效的。我觉得可以把委员的领域再拓宽一些，比如把银行保险机构之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纳入进来，因为金融跨界合作越来越活跃。

李跃：首先，咨询委员会是深圳金融机构最前沿的创新交流平台，本身非常有价值。第二，希望能承担好参谋角色，委员会的建议或意见形成参考材料，定期向监管单位报告。第三，把金融创新咨询委员会作为创新孵化基地。

创新孵化有两个层面：各家机构牵头或参与相关的课题研究，在落地过程中也是跟监管碰撞的过程；借助大湾区特别是深圳先行示范区的优势，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严格审批、严格过程管理、严格范围和规模限制，进行一些沙箱机制探索。

南方周末记者 谢艳霞 南方周末实习生 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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