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散文‖ 我的读书小史（苏北）

我的母校其实就是我的书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的时光，可以说都用于学习。边成家育儿边学习，边工作边学习。学习了一生，可没甚成就。可见一个人要成材，青少年时的学习是多么重要。

　　要说是母校，我中学、大学和后来的进修，都可以算作母校。

　　我的高中毕业于1979年，是安徽天长县中学。那时，学校不太抓教育，我们倒是学工学农了不少。学校有农场，夏收之时还赶往乡镇为农民收割。在学校的农场倒是有一二记忆可记。一次挑土，从大埂下把土往大埂上挑。我那时个子小，可也顽强去挑，两只小畚箕，堆上半筐土，我挑起飞跑。这样来来回回，跑上跑下。这样一个小个子少年在人丛里飞跑的景象被一个现场的记者抓住了，他写成报道在大喇叭里播出来了，我一下子被作为后进转化的典型。于是我更卖力了，小小的我这样几天下来，终于感到有点不对劲，一次手一摸屁股的裤子，裤子结了痂，才知道屁股已经磨破了。说到屁股，还有一件险事，一年在学校农场崴藕，水不深，但要不时把身子歪下去摸藕，孩子崴藕没穿裤头，光屁股。我崴着崴着，感觉屁眼那儿痒痒的，我用手一抓，妈呀！一只大蚂蟥正钻我的屁股眼儿，一半已经拱了进去，我抓住外面的半截，费了好大劲才把这家伙拽了出来。好家伙，它若钻进我的肚子，那将是怎样的结果？我的血还不给它吸光？

　　就是这样的劳动，也磨灭不了孩子的天性。我们那时有无穷的精力，会使出各种新奇的招数。有一次去农场劳动，要自带铁锹，我骑上自行车，将锹用绳子拴住，扣在自行车后杠上，拖着走，铁锹在水泥路上摩擦得哗哗响，我很高兴，一路向北门驶去，上了护城河大桥，遇到同学比赛，看谁骑得快，我低头猛踩，就看铁锹在地上擦出火花，更得意了。可终于还是出事了，铁锹随着车身两边甩，一下子碰到了一个老妇人的脚鼓拐，老妇人坐在了地上，嘴里啊哟啊哟，我一时没了主意。幸亏有大人过来，带到医院一查，没事！可还是肿了起来，害得我妈拎了一篮子鸡蛋上门道歉。

　　除劳动之外，我们就是逃课。打架、上树、游水，偷桃偷梨。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社会变化了，高考恢复了，学校开始抓教育，我们被老师激励着，我忽然喜欢上学习。先是喜欢上数学，迷恋因式分解，每天中午不睡觉，跪在大桌凳上（孩子喜欢这种姿势），趴在桌上做题。徐老师和谢老师承包我们班似的，他们一个教数学一个教化学。两位仿佛吃住都在班上似的，早自习在，晚自习也在。他们热切地爱着我们。我进步很快，先是进入班里二十名之内，之后考尖子班，我以第十七名考入。

　　可是，第一年的高考，我还是落榜了。

　　几年后，我到地区的银行学校，开始学习金融知识。可我那时已经喜欢上文学，每天迷恋于世界名著，也开始学习写小说了。

　　我入学时因为语文考得较好，一开学就让我当写作课代表。语文考得好主要是靠“蒙”。我那时不是喜欢文学了吗？正好当时报纸上大肆宣传张海迪。《中国青年报》还登了大幅照片。张海迪一头乌发，笑得好看。我就剪了许多张海迪照片，夹在书里。考试时，作文正好是一个“励志”的题目，我就举了张海迪的细节，比较生动，而且时效正好，于是得了高分。更争气的是，刚入学不久的第一次作文，我又是全班第一。写作老师个头不高，姓王，衣着邋遢，可精神飞扬。他喜欢喝酒（身上总有酒气），喜欢杜甫。他微昂着头大声念我的作文，在课堂上走来走去，把同学们的激情也弄得昂扬，女同学甚至都有些激动了。我们上学的地方叫作滁州，那地方有一座琅琊山，产生了一篇伟大的散文《醉翁亭记》：“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而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我写的题目就是《雨中游琅琊山》。时节正是春天。春雨时下时住，把古老的小城弄得水汽淋漓。我那时比较矫情，在作文中就打了个比较文艺的比喻：“如果说琅琊山是滁州的乳的话，那么南湖就是滁州的眼。”滁州城内还有一座南湖。沿岸植柳，雨落湖中，岸柳含烟，所以我就这样比喻了。王老师念到这里醉眼更朦胧了，脸上都有了些绯红。于是作文在班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更鼓励了我写作的热情。

　　因为偏科，其他成绩就差一点。而且越偏则越偏，上课时我索性就看小说，《复活》《老古玩店》《父与子》（屠格涅夫的）《红与黑》——其实也很难弄懂。真正弄懂每本不看个十来遍？也就是一个囫囵的印象。我后来一直认为世界名著是给青少年建立一种审美关系的，建立一种对世界的好奇心。有一个时期，我一个朋友对我说：中国没有文学，只有一部《红楼梦》。我是极信任他的。于是买来《红楼梦》看，看不下去。我又上街买了一套，将这套撕开，一页一页折起来看，之后则选择性抄写。这样越抄越多，慢慢明白了些，对林黛玉的小心眼，对薛宝钗的聪明世故，对史湘云的蛮憨劲，都有了认识，慢慢便喜欢了起来。读《红楼梦》时期，我还同一个在镇上银行工作的女孩子通信。我们写了许多信，谈读书，谈理想，谈未来。她后来把信全退给了我。可惜有一回我不在家，那些信被我父亲一把火烧了。

　　阅读的同时，我开始了创作。那篇《雨中游琅琊山》投到省里的一个内刊，竟发表了，得了三元钱稿费。王老师让我写一篇小说，说给介绍到地区文联刊物《醉翁亭文学》，我在宿舍桌子前拉一道帘子（一个宿舍住八个同学），躲在里面写。写了一个抒情小说《没镂碑文的墓碑》，有八九千字。王老师夫妇都给看了，用铅笔划了线，改了错字，他就转交给地区文联的袁老师了。过了好几个月，袁老师叫我过去，文联在地委大院内。大院里到处是树木和藏在树木里的一幢幢老楼，小道弯曲，蝉鸣窅幽。找到文联，袁老师叫我在沙发上坐，屋中幽暗。袁老师说，小说故事性差了，抒情性太浓了，建议我重写一个，意思就是这个不能用了。

　　我受了很大的打击。青春就是有韧性，越打击越顽强。我开始往外面投稿，《青春》《青年文学》《青年作家》《丑小鸭》……那时刊物多，买本杂志按杂志上地址寄过去就是了。可多数是怎么寄过去又怎么寄回来，最多是多了一张铅印退稿信。同学们都没有什么信，就我信多，而且都是这种老厚的信封（信封上印着通红的杂志社名称）。时间长了，被同学耻笑——癞猴子想吃天鹅肉！作家那么好当的？我逆水行舟，孤军奋战，孤独求荣，终于在三年的学业即将结束，临毕业前，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那是1986年，刊物是北京的《丑小鸭》。

　　《丑小鸭》！太巧了！我那时真正是只“丑小鸭”。

　　可是我能变成白天鹅么？

□苏北 2022年11月28日《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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