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我从来都有孤独感

（视觉中国/图）

芦苇家里常年不乏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拜访者，他们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家属院的老房子里感受这位编剧的气场。房中堆放的汉代大缸和陶俑、书架上的画册与各类史学、人类学书籍填补了他们对芦苇的想象。

上世纪60年代，下乡劳动，芦苇带了一箱行李一箱书，其中有整套《契诃夫全集》——俄国文学一度为他提供了丰厚的精神养料。下乡结束后，他回去就辞掉了有编制的“铁饭碗”，在家看了四年书，称完成了自我大学教育。期间，他和几位同学一起去当时管理松散的大学偷书——堆在西安的一个防空洞里，后被警察发现查获，派出所借了一辆载重12吨的大车才将书都搬走——由此通读了希腊艺术史、罗马艺术史、中世纪艺术史、近代艺术史和大量文学作品，在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书里完成了人生观和哲学观的构建。鉴于当时没有明确的法律对应条款，派出所所长让芦苇写个检讨，保证以后不再偷便作罢。

芦苇身材高大，从小外号就是“芦苇杆儿”。登记身份证时，工作人员将其本名“芦惟”错写成了芦苇，他将错就错，以此为名。在公开场合露面时，芦苇常身着圆领素色套头衫、宽松军绿裤、圆口黑布鞋。在家则更为简易。他对衣食少有渴求，心思都放在创作上。过去，他一天能写作八个小时甚至更久，一口气能写两三千字，一年至少完成一个剧本。随着年纪渐长，体能下滑，写一千多字以后，再往上就有些吃力，创作周期因此拉长。“但到目前还没觉得我老了，精神上没有这种感觉。”

他曾自认具有严格的自我审查和题材书写的分寸感，可近年好像越发力不从心。前半句的力证是他的作品从不缺少买家，而现实走向了后半句——能顺利拍出来的寥寥无几。他的心血之作《等待》，改编自哈金的同名小说，至今封存。历时四年、七易其稿的《白鹿原》无人接手……他数次发问，甚少回响，像拳头打在了棉花上。

专职编剧以来，芦苇倾注全部心力。他可以为每部作品走遍八千里路，创作《黄河谣》（1989）时，他拿着时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给的500元钱去西北采风数月；也可以不计代价任案牍劳形，创作《霸王别姬》（1993）期间，他闭关一年，研究京剧、老北京市民生活和中国历史。采访时，他书桌下还堆着一大箱书，接下来，他将淹没于其中投入新作品的创作。

这让他或多或少看起来像一个苦行僧，用笨拙质朴、缓慢踏实的脚步书写，像极了田地上勤恳的农民，汗水浇灌出盘中餐。这也与他的志趣之一——乡土文明相符，谈到一些乡土电影时，他会说：“我就是个陕西的农民。”

按事实上的耕种经历而非精神认同看，芦苇只有下乡的那三年是农民，不过那时全国的年轻人都是农民。而在这之前，他托父亲工作的福，在上世纪50年代就看了大量外国电影，像《天堂电影院》男主角一样躲在内部电影院里，胶片转动的齿轮在方寸腾挪中打开了人生的文艺之门。他还欣赏过前苏联歌舞剧团的演出，听过日本的能乐。

1976年，芦苇进入西安电影制片厂担任美术。他热爱画画，曾希望成为一名画家。他最喜欢齐白石，还去齐白石家乡生活，创作了一部名为《星塘阿星》的剧本。1984年，他看到电影《黄土地》，被影片中描绘的真实乡土吸引，发现电影可以有别于过去的样板戏，呈现一定程度的真实，传递价值。他看到了在中国做电影的意义，从此术业专攻，对照经典影片学习，完成了电影基础理论构建和电影技法入门。

1986年，导演周晓文筹备影片《他们正年轻》的拍摄，在例行的全剧组剧本讨论会上，芦苇一边看一边说剧本不好。周晓文说：“你说不行，就你来改吧。”于是，他白天做美工，晚上改剧本。接着，他参与周晓文导演的《最后的疯狂》（1987）《疯狂的代价》（1988）编剧工作，正式成为一名编剧。

1990年代初，陈凯歌在国外看到《最后的疯狂》，找到芦苇，希望他改编香港作家的小说《霸王别姬》，拍成一部京剧电影。芦苇得知投资上千万，提出拍成类型片，更有利于票房。

为了更好地做准备，芦苇住到国家图书馆招待所，阅读大量文史资料，增加对京剧和梨园行的了解；反复听老舍《茶馆》的话剧录音，浸泡在京腔中，为台词创作营造环境。他本就是戏迷，写剧本时，将喜欢的唱段或改或挪，都放了进去。他想起昆曲《双下山》里思凡的小尼姑，咿咿呀呀，“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将这句话放在程蝶衣嘴里，成了金句，“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

每次回忆《霸王别姬》的拍摄，芦苇都感念当时剧组良好的创作氛围。写剧本前，他和陈凯歌约定，陈凯歌可以对剧本提意见，但不能提笔写。芦苇把第一版剧本写好后交给陈凯歌，陈凯歌看的时候在每个场次旁边批注“上”、“中”、“下”，分别代表“满意”、“需交流切磋”和“改”。第二版剧本交过去，第二天晚上芦苇就接到了陈凯歌父亲、老导演陈怀皑的电话，连夸他是“鬼才”，自己看哭了。电影最终完全按照芦苇写的剧本拍摄，88场戏只拿掉了两场。

《霸王别姬》拍完后，在世界电影行业大放异彩，先后获得了各类电影展三十多个奖项。芦苇又接下了张艺谋导演拍摄、由余华小说《活着》（1994）改编的电影编剧工作，同样备受好评，获奖无数。这两部电影至今仍是华语电影史上的高峰——无论所获奖项、观众口碑还是阅片人数都证明了这一点。

芦苇（右）与导演陈凯歌（受访者提供/图）

自此，芦苇成为电影行业内享有声望和号召力的名字，他亦开始了持续创作的长路。鉴于此后每部作品或多或少的波折，成片总不尽如人意，这两部他口中“只是一次正常合作”的电影成了他身份与能力的象征，也为他带来了“中国第一编剧”的名头。

数年来，在影视圈内，芦苇一直扮演着兼具权威与抗争者的角色。他针对作品的评价往往一针见血，令创作者难以反驳，又因表达甚少委婉，时常触怒对方，惹来不少人情官司。这些年来，昔年好友与合作伙伴走的走，散的散，只他偏安西影家属院，与家人、家中物事和书册共度，他笔力日益艰深，字里行间世事洞明更胜从前，人情却似乎未能同步练达。

他的直言不讳让他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面对记者们抛来的各类问题，他直抒观点。有时这样的回答会在此后发展成一场你来我往但实则单方面的喊话（甚至骂战），占领话题榜数日甚至数月。有时也为他惹来一些麻烦。比如众所周知的，他接受采访时批评《无极》，陈凯歌将他拉黑至今。他拒绝在王全安版《白鹿原》上署名编剧，二人再无来往。在新书《电影编剧没有秘密》里，他点评近年国内外电影，文风依旧。“一般都是直接说。因为要拐着弯说的话太费劲。”芦苇说。

1983年，西安“特大流氓团伙”案告破，判刑二十多人。参与人员涉及西安市当时的诗人、画家和文学刊物编辑等一百多人，芦苇是其中之一。他因跳舞被捕，剃光了头扔进监狱，关了11个月。后被退回单位，扣发工资，由群众监督。他曾写过一篇《我犯过的“花案”》，详述自己的牢狱时光。他说：“对我来说是炼炉，出来以后，我变得更加单纯，心更静，更清楚要珍惜时间，要珍惜自己的精力，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时至今日，他少用智能手机，不喜与人交际，将西安视为安身立命的土地，与北京的影视圈始终保持着1000公里以上的距离。

芦苇今年72岁，从《他们正年轻》算起，当编剧已经36年，占到人生一半。他说自己一路走来，“从来都有孤独感，从来都有挫败感。”每一部作品都是在这样的心情中创作出来。

画画出身，可他少有画作流出，自画像更是一幅未见。究其形象持笔，大概是一片荒原，草木寥落，他形单影只，背影苍老却遒劲，步子越发缓慢。身后脚印一串，眼前一片迷蒙，中有光点，远如晨光熹微。在编剧这行，他说自己做得越久，热爱越深。“只要你热爱电影,就会（离它）越来越近。”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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