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小学同学都二胎了，而我还没对象

新春佳节，常年在一二线城市加班的打工人，纷纷像候鸟一样返回老家，过上了悠闲舒适的假期生活。

但快乐之余也有不少烦恼，比如父母亲戚们的年度保留节目——催婚催生。

呆在家里，“再不嫁出去就没人要了”、“你什么时候能让我们抱上孙子”之类的唠叨不绝于耳；出门逛街，又偶遇大学毕业就回到老家工作的小学同学，寒暄几句，发现对方不仅结了婚，生了娃，有人连二胎任务都圆满完成了。

终于，你忍不住开始疑惑，怎么呆在老家的同学结婚生孩子这么容易，甚至轻轻松松生了二胎，自己明明也不抗拒谈恋爱，却连找对象都这么难。

究竟是什么，让你们的命运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结婚的时间，已经暗中注定

其实，命运的齿轮，从你们大学毕业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悄然转动。

那一年，你的小学同学自觉对学术没什么兴趣，早早找好了老家的工作，而你则顺利考上了心仪学校的研究生，高高兴兴地决定继续读书。

但你不知道的是，相关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会影响初婚年龄。通常来说，受教育水平越高，初婚年龄越迟[1]。

一项发表在核心期刊《人口学刊》上的研究，使用2016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居民初婚年龄就会上升0.11年[1]。

而且相较于男性而言，这一影响在女性当中的体现更为显著[2]。

因此不知不觉之间，在结婚这件事上，你的小学同学已经比你快了一步。

受教育程度与结婚年龄有很密切的联系 / 图虫创意

读完研，你综合比较了手里的几个offer，决定不回老家，留在大城市工作生活。殊不知这一决定无形中又推迟了你结婚的年龄。

研究发现，城市规模会影响个体的初婚年龄。城市规模每增加1%，初婚年龄增加0.635年，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影响还越来越大[3]。

毕竟，当你的小学同学在父母的帮助下轻轻松松在老家全款买婚房的时候，你和你的家庭可能还没凑够一二线城市的首付。

不仅如此，流动迁移的经历也会明显推迟个体的初婚年龄[4]。

厦门大学与广州大学的学者们对于这一现象进行过详细分析，指出流动时间越长，范围越大，对婚姻的推迟效应越强[5]。

这种推迟效应主要通过改变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婚姻观念与婚配概率这三类与婚姻相关的重要因素来达成[5]。

具体来说，在大城市工作的女性会因为城市聚集效应获得比小城市更高的收入，而更倾向于晚婚[5]。

而在大城市工作的男性虽然也会因为流动获得更高的收入，但由于大城市的同工同酬更为完善，不同性别之间的收入差距反而缩小了，男性失去收入优势，也会导致晚婚[5]。

流动迁移的经历会对结婚的决策因素产生影响，推迟人们整体的初婚年龄 / 图虫创意

同时，大城市的婚恋观念往往更现代化，不提倡早婚而更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也会让个体更倾向于晚婚[5]。

另外，能否成功结婚还取决于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对象。相较于老家，大城市的择偶成本显然也更高。

一方面，大城市的年轻人更多，择偶范围更广，这意味着找到对的人需要花费更多的搜寻时间[5]。

另一方面，独自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既脱离了老家的社会网络，又很难在大城市建立新的社会网络，没有热心亲友们牵线搭桥，光靠自己，找对象的成功率自然也大大下降[5]。

所以，当留在大城市的你还在苦苦寻觅对的人的时候，你的小学同学已经早早发完了婚礼的邀请函。

留在家乡的人，更容易儿孙满堂

除了比你更早结婚之外，你留在家乡的小学同学，在生育方面也比你有更多优势。

一则发表在《南方人口》上的研究指出，初婚时间越早，生育意愿越高。具体而言，初婚年龄每推迟一岁，生育意愿就会降低0.54%[6]。

迁移也会影响生育意愿。相关研究发现，当控制了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水平等相关变量后，迁移仍然对减少理想子女数量有较大作用[7]。

因此小城市的平均理想子女数量往往比大城市更多。

迁移行为会影响生育意愿 / 图虫创意

安徽财经大学的学者抽样调查了省会合肥市与四线城市宿松县20~50岁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后发现，宿松县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是2.48，而合肥市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有2.13[8]。

此外，就实际子女数量而言，小城市也会比大城市更多。上述研究还指出，宿松县平均实际子女数是1.68，合肥市平均子女数是1.36[8]。

而造成这一结果的除了生育意愿，还有截然不同的抚养条件。

一则2023年12月发表的新研究建立了“生育意愿实现度”这一指标来考量迁移对生育意愿实现的影响。结果发现，迁移会对生育意愿的实现造成显著的抑制作用。迁移次数越多，生育意愿越不容易得到实现[9]。

这本质上是因为大城市的生活压力更大，育儿成本更高[9]。

想必每个在大城市打工的年轻人都对此心有戚戚，面对超长的工作时间与高昂的房租，自己养活自己已经很不容易了，哪儿来的时间精力乃至金钱来养孩子呢？

相较于大城市，小城市抚养孩子的成本更低 / 图虫创意

相较之下，生活在家乡的年轻人无疑轻松得多。不仅工作、金钱方面的压力更小，更重要的是，生完孩子老人还能很方便地照顾。

众所周知，婴幼儿的养育是一项充满压力的复杂活动，不仅要每时每刻照看婴幼儿的安全，及时响应他们的需求，还需要应付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琐事。过大的育儿压力甚至可能会造成父母的养育倦怠。

隔代抚养是很好的缓冲方式。退休的老人帮助子女照看孙辈，能有效降低子女生育与职业生涯之间的矛盾。

北京外国语大学与中山大学的研究者们发现，比起没有隔代抚养条件的女性，有隔代抚养条件的女性平均初育年龄更低，生育子女的数量更多[10]。

长辈的支持和帮助会降低育龄人群的初育年龄 / 视觉中国

2020年发表在《人口与社会》期刊上的一则研究也指出，“有老人帮助”是绝大部分人群生育二孩的核心条件[11]。

显然，在家乡获取老人的帮助要比在大城市容易得多。

当大城市的随迁老人艰难适应语言、饮食乃至生活习惯的种种变化，想着早点带完孩子好回老家安享晚年时，你小学同学的父母已经兴高采烈地抱着自家宝贝孩子串完了好几户邻居的门，回家积极催二胎了。

不是每个人，都能抵抗催婚催生

除了客观条件更适合婚育之外，就主观意愿而言，你的小学同学也很难不迅速结婚生子。毕竟，对他来说，想要抵御来自长辈们的催婚催生，可比你难多了。

几乎在所有的文化中婚姻都承载着非同寻常的社会功能与意义。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指出：“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把婚姻视作当事人间的个人私事，别的人不加过问的。”[12]

而在普婚文化盛行的中国，成家生育更是被视为一种必须完成的文化任务[13]。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仍然是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共识。如果父辈不帮助子女选择配偶、组建家庭，会被认为是没有尽到伦理责任或打破了家庭信仰[13]。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婚姻具有重要的社会和文化意义 / 图虫创意

因此，绝大部分的单身年轻人都饱受催婚之苦。2022年，一项对2021名未婚青年进行的调查显示，68.2%的受访未婚青年都经历过催婚。其中，80.6%的受访未婚青年坦言催婚增加了他们春节走亲访友的压力[14]。

但身处大城市的你，只需要在春节期间直面催婚压力。平常还有机会用不回微信、不接电话等方式进行数字隐身[13]。而你身处老家，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父母和亲戚们的小学同学，可没有这样的机会。

不仅如此，在熟人社会，“成家”被视为个体拥有社会地位的前提。适龄未婚的青年不是被当成小孩子，就是被当成光棍。他们不具备人情交往的价值，也没有话语权，被隐晦地被排挤在社会主流之外[13]。

因此他们往往很快屈从于无处不在的催婚压力，光速结婚生子。

身处熟人社会的年轻人更容易屈从于催婚压力 / 图虫创意

但其实，早早结婚生子的生活，很可能并不像催婚的长辈们描述得那么好。

随着现代城市文化观念向乡镇与农村的不断渗透，养孩子变得越来越复杂、精细，需要整个家庭投入更多的物质与精力[15]。

“对孩子好”意味着要给与最好的条件与最多的陪伴。不管是否超出了家庭承受能力，只要家庭没能尽力对下一代进行照料与密集投入，就意味着亏欠孩子[15]。

因此，父母尤其是母亲需要为孩子做出许多牺牲和妥协，可能会导致自我实现受阻、经济上陷入依附地位、夫妻关系紧张与亲子关系过密导致的情感崩溃等问题[15]。

有时候，父母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会大大超出家庭的承受能力 / 图虫创意

而隔代抚养也很容易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老人们往往抱怨子女只关心孩子不关心自己，给的钱不够买菜，还要倒贴自己的退休金。年轻的父母们则责备老人养育观念陈旧，总是给孩子吃太多，还让孩子看太多电视，玩太多手机[16]。

甚至，二胎儿童的出生还会不同程度的影响头胎儿童的心理行为发展[17]。可能会使得头胎儿童感到被忽视或失去了应有地位，从而出现焦虑、嫉妒、退行、攻击等行为，导致同胞矛盾频繁[18]。

想想同学一地鸡毛的家庭生活，今年春节照例要面对的亿点点催婚烦恼，是不是也没那么难熬了。

参考文献：

[1] 杨克文, 李光勤. (2018). 教育获得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研究. 人口学刊 (06), 5-19.

[2] 于春雪. (2023). 城市规模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辽宁大学 ).

[3] 李光勤, 冯亚芳 & 公衍磊. (2021). 城市规模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研究——来自CLDS2016的经验分析. 人口学刊 (05), 1-15.

[4] 高颖 & 吴昊. (2012). 人口流迁对北京市平均初婚年龄的影响. 人口研究 (05), 58-68.

[5] 潘丽群, 李静 & 张少华. (2021). 流动经历、流入城市与流动人口的婚姻推迟. 经济学动态 (08), 65-80.

[6] 阳义南. (2020). 初婚年龄推迟、婚龄差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南方人口 (03), 21-32.

[7] 尤丹珍,郑真真. (2002). 农村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分析——安徽、四川的实证研究. 社会学研究 (06), 52-62.

[8] 祝吟. (2017). 对城乡育龄妇女的二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研究. 现代经济信息 (15), 26-28.

[9] 曾迪洋, 高洋. (2023). 迁移经历、生活压力与我国女性生育意愿实现. 浙江社会科学 (12), 93-103+159.

[10] 余靖雯, 郭凯明 & 麦东仁. (2023). 中国隔代抚养文化、生育年龄选择与人口生育率. 金融研究 (08), 189-206.

[11] 邓敏 & 陈宝璘. (2020). 城乡、性别差异下一孩家庭二孩生育意愿的比较研究. 人口与社会 (04), 94-108.

[12] 费孝通. (2011).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 北京：商务印书馆.

[13] 韩亚辉 & 郭智敏. (2023). 离乡青年家庭微信催婚中的数字代际冲突——基于个体化的理论视角. 新闻知识 (06), 20-26+93-94.

[14] 中国青年报. (2022). 超八成受访青年坦言被“催”增加春节走亲访友压力.

[15] 班涛, 张茸. (2022). 为人母难：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年轻女性的母职实践、困境与调适. 当代青年研究 (04), 118-128.

[16] 章依娜. (2018). “生”而为人，大不相同 ——生育政策影响下的乡村家庭（硕士学位论文, 浙江大学 ).

[17] 宋佳, 田甜, 李婧, 张丹, 袁慧, 沈蒙蒙 & 胡幼芳. (2023). 江苏省二孩家庭中学龄前儿童同胞关系现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教育生物学杂志 (01), 65-69+81.

[18] 朱凯丽. (2023). 二孩家庭消极同胞关系的个案工作介入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浙江师范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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