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梦麟：一生与石刻结缘，曾数百次到北京云居寺考察

惊悉吴梦麟先生因病去世，悲痛不已。约在十多天前，我们还通电话呢！她说她生病了，要住院，大夫说她肺里有水。 这次聊天没聊几句就把电话挂了，因为大夫嘱咐她少说话。 好几天过去了，不知她住院治疗如何。

2002年12月25日下午，我试探着给她发了几张图片，我认为是上世纪70年代金陵主神道被毁的石象生(待考)，吴先生没有回信息，我心里就犯嘀咕。

没想到，12月26日凌晨四点，吴先生竟驾鹤西去，与我们阴阳两相隔！

吴梦麟先生

吴梦麟先生跟我是老同事，也是我的老师。在老文物工作队，吴老师是搞地上文物保护工作的，也是唯一的女同志。她1961年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分配到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文物保护岗位上一干就是一辈子，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劲头。

我虽然搞地下考古工作，但也经常听到他们工作中的趣闻乐事。记得年轻时吴梦麟刚结婚几天，就和于杰、赵迅等几个人调查房山云居寺，他们就住在破庙里打地铺。她一个女同志，睡在东侧二层台下边。台上泥塑的十八罗汉已破烂不堪。

一天晚上雷雨交加，电闪雷鸣，周围的十八罗汉呲牙咧嘴可把吴梦麟吓着了，她赶紧拿被子蒙住脑袋。第二天起来没洗脸就从屋里出来了，别人一看就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她带的新婚的绿色线缇被面掉色，她只顾着蒙脑袋了，没成想被子盖反了，把脸染成了绿色，自己全然不知。这是吴老师亲自给我讲的，逗得我也哈哈大笑。这就是野外考古队的生活缩影。

1964年7月20日老文物工作队欢送李康庵先生集体合影，三排左5为吴梦麟(作者供图)

上世纪70年代初，房山县把县内流散的石碑都集中到云居寺保管，大小共计十几通碑。考古队分地上文物保护和地下考古发掘两大组，平时有分工，也有合作。我是搞地下考古发掘工作的，为了收集这批碑刻资料，经考古队研究，派我前往协助捶拓。出发前吴梦麟先生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注意安全。

云居寺位于房山大石窝镇水头村，距市中心75公里，交通不便。赵迅先生送我坐火车去的，中午才到云居寺。下火车步行15分钟左右，就看到一座旧得不能再旧的寺庙，断壁残垣，一片破败不堪的景象，山门有一推就要倒的感觉。庙内荒草丛生，屋角、屋檐都沾满了灰尘，大殿内尘封土积，蛛网纵横，塑像已残缺不全，色彩斑驳脱落，看起来十分阴森。

1918年，移居云居寺的“敌侨”、德国商人贺尔飞拍摄的云居寺全景。

当时有房山文保所职工隗有水值班，住家在本地南尚乐村。一见到赵迅，隗师傅说：“哎哟，您可来了，可见到亲人了！我都快一个月没回家了。”赵先生介绍，我是来拓碑的。隗师傅说：“那好，那好，赵老师，我就不客气啦！小黄你呀，拓碑顺便替我值班，我每天给你做饭，我今天晚上就回家了。”

吃罢午饭，赵迅也要赶下午四点多的火车回城。晚上整个寺庙就剩我一个人了，大殿屋檐下的风铃随风飘动，叮当作响，树影摇曳阴森，院子荒草丛生，我也不敢出屋。人生地不熟的，我哪睡得着呀。这样的环境，我看着都害怕，可想而知，60年代，吴梦麟一个女同志，他们调查云居寺时的恐怖样子。

往后的日子，我一个人刷碑、拓碑，干了十几天完成任务，赵迅先生又来接我回城。再后来，应吴梦麟先生邀请，我和吴元真先生又去了一两次石经山上的雷音洞补拓经版。从云居寺到雷音洞，步行大约四十分钟左右。吴梦麟帮助我们拿着工具或提着水，一路爬山，很是辛苦。

云居寺藏董其昌题“宝藏”石匾拓片

房山云居寺及石经山的石刻大藏经经版，是重要的佛教文物宝藏。 据统计，从隋代至明代，石经山九个洞内和云居寺地宫共藏石经1.4万余块，被誉为“北京的敦煌”。

吴梦麟一生与石刻结缘，自北大毕业后就开始关注房山石经的考察研究工作，六十多年来曾数百次到云居寺、石经山考察，为房山石经倾尽心血。耄耋之年编纂完成了《房山石经题记整理与研究》(三卷本)，成为房山石经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备受学界关注。

云居寺除了石经、石刻，古建筑的历史价值也非常高，特别是北塔。它是辽代砖砌舍利塔，又称罗汉塔，高30米。塔身楼阁式、覆钵式和金刚宝座三种形式为一体，造型极为特殊。塔身下部为八角须弥座，上面建楼阁式两层，其上再建覆钵式和“十三天”塔刹，这种造型的辽塔十分少见。上世纪80年代修缮北塔时，吴梦麟先生也是亲临现场，登塔顶视察监督工程质量，极其认真负责。

20世纪80年代，吴梦麟先生(前)和吴元真先生在云居寺北塔修缮施工现场。

北京西城的元代大圣寿万安寺，明代改名妙应寺，俗称白塔寺。1976年夏唐山大地震，白塔寺的白塔也遭到极大损害。十三天及华盖震得非常厉害，用吴梦麟的话说“都震酥了”。白塔顶部铜制鎏金火焰宝珠塔刹(宝顶)及连接华盖的八条铁链也挣断了。铜铸的华盖下面壁龛里还有传说是入仕元朝的尼泊尔匠师阿尼哥遗留的瓦刀、抹子，还有金代的千佛牌，也都震掉了。

情况非常紧急，如不抢修会危及周围居民的安全。由吴梦麟、赵迅等起草报告，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1978年由房修二公司古建队进行了修缮。

在这张白塔年代最为久远的照片里，塔身上白色灰浆都已经脱落，露出密布的灰砖和七条铁箍。1860年，菲利斯・比托摄。

修缮妙应寺白塔，在北京也算是“百年不遇”的一景，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那年秋天，脚手架刚搭好，我和元大都考古队的同事马希桂、喻震、蒋忠义、郭义孚、李德金、段鹏琦等，前往现场一睹为快。在赵迅先生带领下，我们登上白塔，“一览众山小”。

1978年元大都考古队登白塔于华盖顶部铜鎏金宝顶前留影纪念。(前排左起喻震、黄秀纯、蒋忠义、段鹏琦，二排左起郭义孚、李德金、马希桂，三排右一赵迅，作者供图)

我们站在直径9.9米的华盖顶部，感觉非常宽敞，似乎可以并排放三辆130大卡车。极目远眺，与北海公园的白塔一东一西，遥相辉映；向下看密密麻麻的北京四合院尽收眼底，近处的街道人来人往在走动，人已经很小了。宝顶下的铜铸华盖边缘悬挂的若干个铜钟，随风飘动，发出清脆悦耳、悠扬远播的声音。铜钟上镌刻着捐铸的供养人姓名及年月。

这次重修白塔除了在华盖下发现700多函乾隆大藏经等重要文物，还在华盖处发现一件革命文物《罗德俊手书》。其内容记录了卢沟桥事变后日寇“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莫此为甚，枪杀奸掠无所不至，兵民死难者不可胜计……登古塔追古忆今而生感焉。略述数语以告后人作为永久纪念。民国廿六年十月初三日，罗德俊。”估计罗德俊应该是利用修缮的机会，登上白塔把手书塞到天盘的缝里面了。此手书定为一级革命文物，现藏于白塔寺博物馆。

1937年罗德俊手书

1997年初冬，我又一次登上白塔。那次是北京市文物古建筑工程公司粉刷白塔工程，通体刷白，历时两年左右。就在粉刷工作已经结束的时候，吴梦麟和赵迅先生发现，华盖下十三天下方须弥座正中立着的一块铁碑，高约1.2米、宽60厘米左右，是清代末年慈禧太后御赐立的，碑阳无字，碑阴有当时太监捐款人名及捐款数额。吴梦麟和赵迅说：“看看能不能拓一下，还是请小黄试试，给咱们拓一份资料吧。”请我去捶拓碑阴。

当时已经到了11月初冬，天气很冷，我穿着羽绒服，背着工具包，跟着赵迅先生，顺着栈道往上爬。但见脚手架已经拆到半截，只有塔脖子周围还保留有铁管脚手架，栈道也拆得七零八落。赵迅先生和吴梦麟都是搞古建的，蹬梯爬高习已为常，特别是赵迅先生胆儿大，爬到塔脖处，右脚使劲一蹬，“噌”跳过去了。

我可不敢，跳不过去，掉下去还了得！我顺着栈道慢慢走过去的。看看铁碑，不算太大，但是位置太靠里了，距塔身仅十几厘米左右。字在碑阴无法上纸，干拓也伸不进去扑子。再说，那天风还特别大。没办法，只好作罢。

铁碑原来就有，是吴梦麟先生无意间用手触摸一下后面，才发现碑阴有字，侧着脑袋能隐约看见有太监捐款字样。我当时还抱怨赵先生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因为野外拓碑最好在10月金秋季节不冷不热，入冬后上纸容易冻。

赵先生说：“我们也是刚发现的，否则不会等都拆了脚手架再来。”我也很遗憾没有把这份资料拓下来。盼着以后科技发达了，再修白塔时，可以用高科技手段取资料的时候再说吧。

赵迅先生2015年去世，享年90岁。他一生经历坎坷，为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妙应寺白塔(远看小黑点即是铁碑)

吴梦麟先生虽然退休了，但是仍不忘初心，始终把工作放在心上，还总是惦记着离退休人员，经常给徐苹芳夫人徐宝善、赵其昌夫人杨仕、于杰夫人高哲生、赵迅的夫人等老同志打电话嘘寒问暖。

2020年春节期间，她亲自去已故的老前辈于杰先生家，给其夫人高老师拜年。回来和我说：“高老师93岁了，身体挺好，和她女儿一起生活。”于杰先生有遗稿《日下旧闻考补注》，是于杰先生倾其一生，博览群书，结合地下考古及地上文物古迹调查研究，最后在标点《日下旧闻考》这部古籍的时候，写下《补注》的书稿。吴梦麟知道于先生的《补注》史料价值非常珍贵，动员其家属拿出来，她想请吴元真先生和我三个人分工整理，为其正式出版。

2022年春节过后，她给我打电话说：“赵仁甫今年101岁了，他是6月23日的生日。”并把电话号码发给我，嘱咐我在赵老生日那天给他打电话，祝赵老生日快乐，寿比南山不老松。赵仁甫是原中国书店员工，后调入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那一辈儿的考古队，俗称老三队。张金榜、张大维、呼玉衡等三位老人早已故去。

吴梦麟先生一辈子严于律己，治学严谨，著作颇丰。她性格开朗，乐观向上，诚以待人，不论在哪个单位上班，都是一心扑在事业上。有这样的好老师伴随一生，我感到非常荣幸，如今她突然离我们而去，倍感悲痛。

吴梦麟先生，名垂千古，一路走好。

文 | 黄秀纯

图 | 黄秀纯、北京日报

编辑 | 张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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