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希望把10%的幸运额度留给孩子和老人

大象新闻记者 赵丹 视频截图

有一次，我在地铁5号线迷了路。当时只顾听音乐，忘了地铁因疫情连续十几站不停。

等发现的时候，惊觉整列车厢只有我一人。没错，是整列！

寂静放大了听觉，耳边只有列车咣当、咣当呼啸而过的声响，空旷的车厢内风声冷冽，使得报站声都显得很诡异。作为连电梯都不敢独自乘坐的幽闭恐惧症患者，我瞬间体会到了窒息感、压迫感，想到的都是《雪国列车》《釜山行》《隧道》等电影画面。

妈呀，这车开去哪、啥时候停？

后来是怎么镇定下来的呢？也许是反复告诉自己，人在最孤独无助的时刻，只能一个人面对，要有勇气接受这些时刻。也许正因为有了这些时刻，心才被摔打得坚韧。

就像面对感染也是，那些烧到双眼滚烫视线模糊，喝水像吞玻璃碴的时刻，终归要一个人熬。

虽说个体有差异，确诊后体会不一。但能确定的是生！病！真！的！很！不！舒！服！

身边人中招的感受可窥见一斑。

这段日子我们部门推出《大象疫情日记》以来，我每天都在关注同事们与病毒交手的历程。他们相同的感受是易高热，浑身疼痛，嗓子痛，难受到起不来。这个病毒传染性也强。比如一开始一个人感染，很快全家感染；比如最开始是我们外采部门的同事，后来发展到本部门好几个同事都中招了。

有次，正跟部门同事崇耀沟通他采写的稿子，他突然说道：“我妈抗原阳性了。”我赶紧让他去照顾母亲。

同事大昌也是。某天忽然在群里晒出新冠抗原两道杠，“我媳妇中招了。”隔天，上传的是他自己的。为了不影响孩子，大昌把孩子“赶”到儿童房。

疫情期间一直坚持在一线工作的部门主管，在这几天也感染了，反应剧烈。乐观豁达的他在看到两道杠时，给自己放了朵烟花。

部门老谢突然也发烧了。跟他开玩笑说弄篇抗疫日记，他的回答既搞笑又可怜，说出了一篇稿子存在电脑上但无法做视频，“浑身疼得起不来，想吃药、想上厕所都不想动。”

部门的园园、晨昊也开始不舒服。

俺爸，一位典型的固执己见的老父亲。非要在这个当口搞装修，屋里人来人往，妥了，他凌晨烧到39度，好在次日好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像只气鼓鼓的蛤蟆。

而最近的朋友圈里，大家也都在分享个人及家庭成员感染经历，到处可见“求退烧药”。

这几天唯一的好消息是，几位率先感染的同事快康复了。比如同事巫晓的7岁女儿抗原已经阴性，师老师一家三口也快痊愈了。

每个人都是大时代的亲历者。而媒体人作为一个小型的社会化单元，也正在经受病毒的冲击。不同的是，天然的使命感，让我们生病之余不忘记录，希望传递一些经验和勇气。

是的，无论眼下是混沌一片还是澄明清澈，无论疫情究竟是如何改变了生活秩序，未来，它能否变回本来的模样还是重构新的模式，我们终将会度过这个特殊的冬天，春天也会如约而至。

而我，三年来有幸躲过病毒的这类人群，当下是悬而未决的心情——我们无法保持静止不流动，万一自己中招了，就怕影响孩子和老人。

写下这段文字时，看到网上有位专家称“最终80%—90%的人会感染”。假如真的如此，我希望那10％的幸运额度留给孩子和老人。

我们会努力保护好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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