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豫军”领军人专访① - 省作协主席邵丽：后人记住你的，只能是作品

开栏的话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文艺战线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用心用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推出了一大批具有中原特色、中原风格、中原气派的优秀文艺作品，“文艺豫军”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丰润文化滋养、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

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之际，大象新闻推出“文艺豫军”领军人专访系列报道，通过对河南各个文艺门类的领军人进行深度访谈，回顾过往，擘画未来。

大象新闻记者 梁新慧

今年10月15日，第七届郁达夫小说奖在杭州举行终评委会议，河南省文联主席、河南省作协主席邵丽凭借《黄河故事》荣获中篇小说奖首奖。而在去年9月举行的河南省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邵丽连任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于个人来说，邵丽的创作渐入佳境，以《金枝》《黄河故事》为代表的新作，让读者对邵丽有了全新的认识，令人耳目一新，惊喜不断。于协会而言，她最忧心的是青年作家的培养，“留住人才”、“吸纳人才”、“打造阵地”是她在本届任期内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河南是中国文学重镇，河南文学有着辉煌的历史，中原作家有着优良的传统，代际传承从未中断。新时代，新活力，新景象，河南文学如何才能有更大作为？ 邵丽日前接受了大象新闻记者的专访，回望来路，面对现实，她既有信心满满的一面，亦有忧心忡忡的时刻，但更多的是为河南文学鼓与呼。

【一】河南文学有着优良的传统，一代代作家脱颖而出，代际传承从未中断

去年9月28日，在河南省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邵丽当选省作协主席。这是她继2015年11月当选省作协主席后再次当选，可谓实至名归。

同河南省作协上届主席团相比，本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主席团，很多年轻人进入其中，为河南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

“作为连任主席，我觉得很欣慰，因为新生力量上来了，但也感到责任重大。”采访伊始，邵丽谈到最多的是“责任”。

河南文学有着优良的传统，一代代作家脱颖而出，代际传承从未中断。当今，河南有一大批文学新人，不少年轻人一两篇写得不错，但后来可能就没声音了。

邵丽解释，“没声音”的原因，一是激励机制不够，他们写作的动力不强；二是部分人被外地挖走或出于各种原因漂流在外。

邵丽为读者签名

“河南留不住人，出来一个拔尖的，就离开了。”邵丽说，50年代，河南本土有一大批优秀作家，而在60后作家中，很多离开了河南，如今放眼中国文坛，“豫籍作家”不但数量庞大，而且影响力巨大。而在当下，河南很多年轻作家在外漂着，她最大的希望，就是让他们早日回来。比如1991年出生的王苏辛、1990年出生的郑在欢等人。

“艺术门类与其他领域不同，有其独特性，很多具有艺术天赋的年轻人，不是这方面不够，就是那方面不足，因此，在留住人才、引进人才方面，应给予更加灵活的政策。”邵丽举例，南丁先生担任河南省文联主席时，发现了李佩甫、张宇，于是，他以一己之力，将还是普通工人的李佩甫、张宇引进到省作协。后来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张宇、李佩甫先后担任河南省作协主席，而李佩甫于2015年9月凭借小说《生命册》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成为河南本土作家荣获该奖的第一人。

因此，邵丽一再强调：对于人才引进，要给予足够空间。

【二】河南有很多优秀作家，一部分出名后离开了，一部分离开后出名了

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外部吸引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制定人才发展的政策、机制，出台相关激励办法。

在浙江，发展一名中国作协会员，奖励5万元。加入省作协，奖励3万元。作家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一个中篇，奖励10万元。

“当然，河南也出台了不少扶持政策，比如对重点作品的扶持，对’深入生活’的扶持，给了不少资金，但取得的成效不够明显。比如部分作家的创作项目拿到扶持之后，只为了结项，不考虑质量。”邵丽建议，在扶持政策方面，不能撒胡椒面，最好的方式就是以奖代补。也就是说，一个作家获得一个奖项直接奖励资金，简易可行又有效。

说起“以奖代补”，邵丽直言，国内不少地方已经行动起来。比如贵州，作家如果荣获茅盾文学奖，奖金高达500万，如果获得鲁迅文学奖则奖励300万。虽然贵州目前并没有斩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但将来肯定是有希望的。而在河南，李佩甫先生于2015年荣获茅盾文学奖，实现了本土作家荣获该奖零的突破，奖金50万元，这还是河南有史以来金额最大的一次奖励，此前只有5万元。

邵丽和大学生在一起

“河南有很多优秀作家，一部分是在河南出名后离开了，还有一部分是离开河南后出名了。如何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离不开经费的支持。在这方面，东部沿海省份值得河南学习。”邵丽举例，江苏省作协每年经费3000多万元，浙江省作协的经费也如此，而河南省文联每年的经费最初只有30万元，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虽然达到了700多万元，但并没有形成惯例。

有了经费的保证，才能吸纳人才。像现在的江苏作家群就比较厉害，原本生活在东北的作家孙频、生活在北京的格非以及生活在北京的自由职业者余华，纷纷落户江苏。放眼当下中国文坛，江苏作家群星光熠熠，佳作频出，引起全国的广泛关注。

【三】不是文学没有吸引力，而是各种支持政策太少了

吸引、培养、扶持年轻作家，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以文学刊物为代表的文学阵地建设。

提起河南的文学刊物，全国文学界都能说出《莽原》《散文选刊》的名字。尤其是《莽原》，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重大影响。

早在1925年，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在北京成立了莽原社。同一时期，由鲁迅担任主编的《莽原》周刊开始出版。虽然这份刊物只办了两年时间，但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

1981年，河南省文联借用鲁迅先生当年主编的《莽原》之名，创办了《莽原》杂志，发表了许多有广泛社会影响或荣获全国优秀作品奖的中短篇小说作品。如乔典运的《满票》《乡魂》，张一弓的《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远去的驿站》二卷，李佩甫的《红蚂蚱，绿蚂蚱》、张宇的《活鬼》，二月河的《乾隆皇帝》等等。许多省内外作家都在此找到了展示个人创作才华的平台，许多省内外文学新人都以此为成长的园圃。一批批的作者从这里走向成熟，一代代的作家多得该刊之惠。

作为一个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历久弥香的知名品牌，在新的时期，《莽原》本应该得到新的延续和发展，但在目前进行的事业单位改革中，《莽原》《散文选刊》却面临着缩编、由全国公开发行转为内部刊物的局面。

邵丽作品《黄河故事》

“《莽原》是知名刊物，是河南作家的摇篮，是培养作家、成熟作家队伍，展示河南文学创作的平台，还是了解河南、传达厚重河南文学理念和文学成果的重要窗口。因此，我们通过各种办法，保留了《莽原》此前的地位。”邵丽说，要想把文学刊物办好，同样需要资金的支持。湖北文学刊物《芳草》，一年的办刊经费1500万元，而河南则寥寥无几。

“我们在国家级文学刊物发表作品，稿酬标准是千字千元，一些省级文学刊物的标准高达千字1500元，而河南的文学刊物千字只有200元。稿费越低，越吸引不来好稿子，没有好稿子，刊物影响力就持续下降。”邵丽疾呼，不是文学没有吸引力，而是各种支持政策太缺了，她希望通过这届主席团的努力，改善这一尴尬局面。

【四】从此前关注城乡问题转向更具历史深度的家族题材，隐含着对当下境遇的反思

关注邵丽的读者、评论家发现，这几年，邵丽的写作呈井喷式状态。

仅在2020年，她就同时推出了《黄河故事》《金枝》两部长篇小说。其中，《黄河故事》荣登《十月》《收获》《扬子江评论》等7个文学排行榜的榜首，而《金枝》也登上了2021年N多个好书榜。

通过新作，大家惊喜地发现，邵丽的创作从此前关注城乡问题转向更具历史深度的家族题材。

最新推出的中短篇小说集《天台上的父亲》，收录了邵丽近年创作的10部中短篇小说。无论是《天台上的父亲》还是《风中的母亲》，邵丽挖掘出被历史尘封已久的“父亲”“母亲”，并以此刻为坐标勾连起家庭往事，将他们的人生命运置于历史洪流之中加以展现。

在大多数历史叙述中，那些弱小者的痕迹被毫不留情地抹去，邵丽试图将它们聚拢起来，填充进时间的空缺，不仅保留了历史所忽略的因素，而且隐含着对当下境遇的反思。

尤其是《风中的母亲》，2021年2月4日荣获第二十二届《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中短篇小说总冠军”。

创作体裁的变化，是否和年龄、心境有关？

“在我刚刚走入作家队伍的时候，喜欢写那些虚无缥缈的小情感，唯美浪漫但距离真实生活很远，《迷离》《寂寞的汤丹》算是代表。这一时期，是在小我上下功夫。到了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在我挂职锻炼之后，开始关注社会题材，离现实非常近，评论家们称之为’挂职系列’小说，以《刘万福案件》《第四十圈》《我的生活质量》为代表。可以说，在这个阶段，我实现了突破。这一时期，我创作了大量作品，几乎每年都会给《人民文学》贡献一个中篇头条。而现阶段，也就是父亲去世之后，我对家族历史的梳理，以《糖果》和《金枝》为代表。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你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和反思你的历史和现实，接受生活对你的最终安排。”

就像她写的《天台上的父亲》，这不仅仅是她的父亲，而是一代人的父亲。“他们这代人只会工作，一退休啥都不会了。自我有记忆起，一下大雨，父亲就拄着棍子进村，要看看群众是否有困难和危险，能不能揭开锅。之所以拿着棍子，是因为没有路，拿着棍子试探着走，以防掉沟里。他们留给我们的是素材，如果我们不写，不记录，下一代人根本不了解。”

【五】从不辅导孩子如何写作文，因为读书是打开世界最好的金钥匙

今年57岁的邵丽，高中时代就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其实，文学的种子早在幼年就种下了。

不得不承认，艺术是需要天分的。

邵丽幼时，家里没有电视，只有一台收音机，为了想听自己喜欢的频道，她和两个哥哥、一个妹妹恨不得打架。

“我的父母是积极的革命者，都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们工作特别忙，从来不管我们兄妹几个。他们每次去上班，总害怕哥哥们出去惹事儿，担心哥哥们跑出去上树下河，于是上班前都将我们反锁在家。由于父母是干部，家里有很多书，所以，我在儿童时代就接触了文学。我姨和姨夫都是高中生，毕业之后留在高中当教师，他们家里有冯德英的“三花”（《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我就弄到俺家看。”

从四五岁识字开始，邵丽就开始看书，小学三年级看完《红楼梦》。反过来，她对孩子的要求也一样。她的女儿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专业课考试全国第一。在女儿成长过程中，她并没有要求女儿在哪个阶段读什么书，而是随着性子来，想看啥就看啥。

生活中，曾有很多人问邵丽是如何培养孩子的？而邵丽说，她从来不培养，甚至没有辅导过一次如何写作文，因为读书是打开世界最好的金钥匙。

“从小读书，对一个人的影响太大了。不像现在，电视节目丰富、手机端视频更是无边无际。”邵丽说。

在邵丽看来，读书可以软化一个人的性情，可以提高自身素养，人的进步成长都是从书本中获得的。

“新三届（77、78、79届）大学生，哪一个不是文学青年，他们的起点都很高。而现在，不少人甚至不知道文学为何物。”

邵丽记得，曾有人给她发短信说，“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高高在上、不好接触的人，看了你的书，才觉得你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

“这让我十分震惊。我说你不看小说吗？结果对方说，你的小说是我看的第一本小说。天啊，古今中外那么多优秀作品，他竟然没有读过。”

通过这件事，邵丽深深明白当下很多专业人才冷漠生硬的原因，他们不是不懂温情，连感情都上升不到，只会工作。

“我所处的时代是物质生活最贫瘠的一代，但也是精神生活最富有的一代。 ”邵丽感慨。

【六】当繁华落尽，没有人会记住你当过文联主席、作协主席

每个人的文学之路，都会受到某些作家作品的影响，而对邵丽产生深刻影响的则是俄罗斯的文学作品。“我后期的作品切入社会的视角，受其影响很大。”

上世纪80年代之后，邵丽开始接触俄罗斯文学。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他们的作品彪炳史册，尽管作品内容写的大都是苦难，但歌颂的是光明，让读者从苦难里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对生活的悲悯和对生命的热爱。

崇高的悲剧美、对人性不竭的追寻、对苦难宽容的态度，是俄罗斯文学的最伟大之处。他们虽然没有对个人的磨难置之不理，但绝对没有狭隘的谩骂和咬牙切齿的嫉恨。在作品所反映的个人的苦难背后，是整个社会的悲愤，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雪，刮过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苍凉而又博大，有凛然的尊严，又有深长的意味。

“后来，中国作家开始全面接触西方文学，但不可否认，不少人吸收的是黑暗、变态的东西。一些作家靠描摹苦难的细节煽情，靠自己的痛苦赚取市场和同情，人性在作品里被泯灭了，只有欲望、痛苦、邪恶和呻吟。”邵丽直言，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即便社会上有各种不如意，但作家要在黑暗中发现光明，在雾霾中发现花朵，文学要点亮人生。

“我的写作基调，不会主题先行，不会体制挂帅，而是站在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写人性，要让人看到希望，给读者一个光明的小尾巴。”

邵丽说，河南文学有着辉煌的历史，李凖、魏巍、姚雪垠、乔典运、张一弓、李佩甫等老一辈作家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深刻反映了中国文学变革进步的历史进程。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新时代的河南作家必将写出中原风格、河南气派的扛鼎之作。

“我有的是生活，有的是感悟，只要出手，相信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邵丽笑言，作品是立身之本，当繁华落尽，如梦无痕，没有人会记住你当过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后人记住你的，只能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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