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案”于欢：从无期改判5年，狱中受6次表扬，母亲竟3年白头

1994年8月，于欢出生在山东省冠县。他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在他头上还有个姐姐，叫于家乐。

于欢家境不错，但因为父母常年在外跑生意，很小的时候他就学会了一个人生活，每逢放寒暑假，他还会去到工厂里干活。高考结束后，他考上了大专，有机会去念计算机专业。但于欢选择了在苏银霞开的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上班，从底层做起。

从小到大，他都是不怎么起眼的人。于欢没有什么特别高尚伟大的抱负，如果不在厂里上班，他觉得最好的就是找一个有双休的工作，稳稳当当地过完一生。但命运是如此的喜怒无常，2016年4月14日的那个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的人生产生了偏移。

当时，于欢父母都把没怎么接触过社会的于欢当成小孩儿看待，并没有告诉他太多公司的事情。于欢也就不知道，早在2014年，苏银霞的公司就出现了资金周转困难的问题。

苏银霞已经三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因而无法再从银行处获得贷款。为解燃眉之急，她分两次向当地房地产老板吴学占借款共135万元。

吴学占并非是普通的商人，暗地里做的其实是放高利贷和讨债的生意。苏银霞当然明白自己借的是高利贷，但她相信只要资金链恢复正常，自己就完全有能力像从前借银行贷款时一样，把这笔钱还上。可惜的是，她低估了高利贷带来的危害。

苏学占借给苏银霞的那135万，月息为10％，也就是说每个月需要偿还13.5万。10％的月息，换算成年息远超法律所规定的36％最高上限，这已经是高利贷了。两年之后，苏银霞已经还了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元的房产。然而即使这样，也还不够还清利滚利所欠下的天文数字。后续的债款，苏银霞已经无力偿清。

可以说，“辱母杀人案”这场悲剧的发生与苏银霞向民间借贷的行为有很大关系。

高利贷逃避了政府的监管，游走于灰色地带，存在着种种缺失。像苏银霞这样为了解决眼前危机而冒风险进行借贷，无异于饮鸩止渴。虽然缓解了当下状况，但也加重了企业负担，导致资金的使用进入了恶性循环。

同时，民间放贷人往往并非是老老实实的生意人。借出的金额以百万千万计，但这些放贷人又不像银行一样能够冻结借贷者资产，他们为了收债，就经常会使用一些法律所不允许的暴力催收手段。

需要还的钱越来越多，对方的催债也越来越紧迫。终于，由苏银霞亲手埋下的地雷被引爆。于欢不愿回忆这一天，但那一天已经成了无法逃离的梦魇。所有画面都清晰地被储存在记忆中，让他在往后余生中都备受煎熬。

2016年4月14日，下午四点，四辆车开进了源大工贸，这四辆车里有三辆没牌照。没牌照的车在冠县并不少见，开车的人多是地痞流氓，乱闯红绿灯之类的事没少做。

从车里下来的十个人也的确不是什么好人，他们带着半米长的烧烤架，大摇大摆地在办公楼抱厦台摆摊。烧烤架盖子一打开，东西倒是很齐全，蔬菜啤酒什么的都有。

没有人会真以为这群赤膊纹身的壮汉是来摆摊卖串的。事实上他们正是由吴学占雇佣的催债人。

下午八点左右，身为要债人头目的杜志浩才到达。他穿着白色半袖，中等个子，30岁出头，练过武术，苏银霞对他并不陌生。

能做到头目，手段就肯定比其他人更加厉害。早在四月初，杜志浩就和吴学占就撬锁进过她家，当时杜志浩甚至把她的头按在了马桶里，并指使手下对她进行羞辱。

和大众对女性的印象相反，混迹商界多年的苏银霞并不柔弱。她没有对这种行为感到害怕，在几年后记者问起时，只是说：

“他侮辱我，我也不丢人，我是欠他的钱，又不是别的”。

于家四口人里，于父于母，甚至于欢的姐姐因为早早进入了社会，都知道这些催债人也就是殴打和辱骂，不会真的动手杀人，于是能始终面不改色。最害怕的，是当时还很年轻，对其中门道一无所知的于欢。

晚上8点，杜志浩先在外面待了一个小时，吃了烧烤喝了啤酒，才走进接待室，和于欢母子对峙。

催债的手段，杜志浩用起来已经十分熟练。他用污言秽语辱骂苏银霞，弹烟头到她胸前，然后褪下裤子，在离苏银霞的脸只有二三十公分的地方，朝她露出下体。

虽然这动作很快被同行的其他人阻拦下来，但一切还没有结束。杜志浩穿好裤子后随即拿起了于欢的鞋扣向苏银霞。旁边的于欢想要上前，却被其他人按住了肩膀，不准他起身。

在这过程中，公司员工刘某曾拨打过报警电话。监控显示，当天晚上22时13分，一辆警车到达。民警下车走入位于一楼的接待室，知道了这是一起催债要钱的民事纠纷，说了句“要债可以，但不能动手打人”之后，以要去外面了解案情为由，在22时17分离开了接待室。

于欢与苏银霞想要跟随民警出去，杜志浩等人却卡住了他的脖子，把他往屋里拖。

混乱中，于欢在办公桌上摸到了一把水果刀，他举着刀警告众人不许靠近。杜志浩不以为然，一边出言挑衅，一边向他逼近。最终，于欢将刀刺向了讨债人，导致了四人受伤。22时21分，民警闻声赶来，责令他交出刀子时，于欢还处在讨债人会随时殴打自己的惊惧中，说：

“他们出去了，我就把刀给您”。

让于欢没想到的是，当时还能自行开车去医院进行救治的杜志浩，竟然会在第二天凌晨因失血性休克而死亡。

多年之后，快三十岁的他经过这间接待室时，仍然显露出惶恐与不安。于欢不愿回想，但他清楚记得这里发生的所有事，包括自己是如何犯的罪，又是怎么被警察带走的。

曾经衣食无忧的家庭就此四分五裂，跌落谷底。

一审被判无期后，于欢已经选择放弃上诉。然而第二天一早，律师又来找他，告诉于欢，他的姑姑于秀荣不肯放弃。

寒冬腊月，于秀荣淋着夹了雪的冷雨，说于欢要是不在上诉书签字，她就一直站着不走。

2016年4月15日，于欢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而被看守所拘留。同年12月15日，案件在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进行公开审理。诉讼代理人要求判处于欢死刑立即执行，并赔偿杜志浩家属共计832万元。

2017年2月17日，经过调查取证，法院认为于欢母子虽然被限制了人身自由，也确实遭到了侮辱，但讨债人并没有使用工具，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法院决定以故意伤害罪追究于欢刑事责任，判处其无期徒刑，并要求于欢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一审结果出来后，随着案件的细节被媒体披露，舆论顿时一片哗然。“辱母案”所展现出的法理与人情的冲突，以及正当防卫的界限模糊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明楷等人认为于欢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法院在判决时，是站在纯粹理性的角度，没有代入于欢本人，因而忽视了杜志浩等人对于欢母子所实施的各种不法行为，以及于欢在这种对面人多势众的情形下，所面临的潜在危险。

也有专家认为一审时法院的判决是非常合理的，杜志浩等催债人虽然的确有不法行为，但并没有进行严重暴力，而只是非法囚禁和侮辱。于欢的防卫不能上升到危及对方生命的程度。如果将于欢的行为判定为正当防卫，反而会催生出更多暴力伤人事件。

除了专家，还有更多的普通人也参与到了讨论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负责二审的法官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所做出的最终裁决，既要符合法律规定，又要考虑人情与天理。

在律师的奔走与社会舆论的持续关注下，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了于欢、于秀荣等人的上诉请求，并在2017年6月23日进行了宣判。这次二审为本案终审判决，改判于欢防卫过当，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相比起一审，这次的结果无疑要好太多。于欢没有再提出异议，然而对于此案的讨论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2018年5月，法院一审判决吴学占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2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放高利贷的坏人得到了惩罚，自然是大快人心。

然而就在同年的11月14日，苏银霞和于家乐竟然也都锒铛入狱。

其实早在2017年，法院开庭时，苏银霞和他一起到法庭，就被警察带走调查了。这并不是因为陪同听审不符合规定，而是因为苏银霞和丈夫于西明、女儿于家乐曾经犯下的案子——在济南成立投资公司，向社会融资2000余万元万。

一年以后，这宗案子最终被定性为“非法吸收公共存款”，苏银霞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8万元人民币。于家乐、于西明则分别被判三年六个月和四年。

尘埃落定，这起案件中的所有人都为自己曾经做过的恶付出了代价，可有了污点的于欢又该何去何从呢？

还在念小学时，在去读书的路上，于欢会经过冠县的监狱，于欢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只知道大人们都说那是“大狱”。当时的他一定没有想过，自己的22周岁生日会在这里度过。

在四四方方的监狱里待得久了，他甚至觉得外面的生活已经遥远得像是一场梦境。没有犯案之前，于欢因为性格内向，基本不会外出，认识的人也很少。监狱像是一所“社会大学”，让于欢在里面得以见识到形形色色的人同时，也让他明白，一时冲动所犯下的罪，所伤害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家庭。

虽然过得很苦，但监狱的生活其实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阴影，更多的时候，于欢是怀着与家人团聚的希望在等待。时间的概念在这里变得异常清晰。今天是9号，明天是10号，每天于欢都看着日历掰着手指，计算离回家还有多少天。

这一点心理上的支撑，让他在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没有像许多犯人一样颓丧不起。在狱中，于欢积极表现，先后争取了六次表扬，获得了四个月的减刑。2020年11月18日，他从监狱的大门离开，再次走进了阳光中。

来接他的除了已经出狱的母亲苏银霞、姐姐于家乐，事发后为他积极奔走的姑姑一家，还有一个叔叔和舅舅。拢共六个人，开了两辆车。

于欢被监狱的工作人员送到了高速路口，一下车，六个人就将他围住了。几年不见，母亲苏银霞的头发已经花白，虽然从前在脑海里想象过一家人重聚的画面，然而等真正见到了，他却因为激动没能说出话来。反而是姐姐于家乐先开的口，说：

“弟弟你可回来了”。

他的样子其实没怎么变，但因为剃了寸头，旁边的姑姑于秀荣就说他，“更憨了”。他出狱了，看到家人，躺在家里的床上，感觉在监狱里的日子又变成了一场梦。

走在冠县的街道上，常常有人认出于欢，请求和他合影，或者过来对他说些鼓励的话。于欢也明白自己能有二审改判的机会，离不开大众的帮助。

一年半的时间，于欢做了许多事想要弥补曾经犯下的过错。他用自己在监狱里学习的法律知识帮父母要回了2011年的一笔外债，并用这笔钱补上了父母拖欠员工的部分薪资。2021年，河南发生特大洪灾，于欢还跟着山东救援队驱车30多个小时，送了大量物资过去。

虽然似乎过往的经历并没有让他丧失追求美好的勇气，但其实在最开始，即使看到了鼓励他、劝他振作的言语，于欢也不敢评论答复。监狱里的生活是封闭的，坐了4年零7个月的吃饭不付现金而是扫码点餐，各个方面都非常方便。

这种方便还体现在所有需要刷身份证的地方，他一出来，就感觉这世界已经变了个样。动车变成了高铁，只要有自己在，于欢就能听到警报响起。

变红的警告总是提醒于欢：是的，他犯过大错，他的人生是有污点的人生。

花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于欢才调整好心态。即使犯过错，他也总还有重新生活的权利。“除了生老病死，最残酷的惩罚无非就是进监狱”，他已经接受过惩罚，可以向前看了。

因为只有高中学历，还曾经入狱，找一份正经稳定的工作对他来说就变得很困难。许多平台虽然朝他抛出了橄榄枝，但无一例外都是冲着热度，想要利用大众对他的同情，让他直播或者打广告。于欢不想炒作，就都拒绝了。

后来于欢在冠县老家开了一家叫“欢莱客”的超市。他穿着围裙在店里忙碌，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快十点，直到人流散去，才回家休息。

开超市的收入并不算多，但能够支撑他的生活，也还有剩余可以帮父母偿还一些之前的欠款。日子虽然平淡，于欢却觉得非常充实。不过在这种充实之外，已经不再像当年一样冲动鲁莽的于欢，还总想着要利用自己的热度再为大众做些好事。

这世上并无圣人，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但往往能体现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地方，就是看我们能否在犯错后改正。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那时的于欢确有冲动的性质，但是出狱的她后面对早已白发的母亲，愿意从头开始，好好做人，便已是最珍贵的品质。

而法院在这个案件上所做的，完全可以称之为做到了倾听民众的的声音，并且用自己的行动去回应民众。只有坚守这一份公平与公正，国家的未来才是光明的！

对于于欢的二次审判，您有什么想法呢？当时那样焦灼的现场，您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解决催债问题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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