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被看低的《朝花夕拾》，写在鲁迅人生“重建未来”的节点上

现代快报讯（记者 陈曦）在鲁迅大部分斗士檄文风格的作品中，很少像《朝花夕拾》这样呈现出强烈内省意识的作品，在书写这些文章的1926年至1927年之间，鲁迅经历了工作的变动、爱情的出现、此前兄弟的决裂影响等一系列波动，他在北京、厦门、广州、上海四地停留之间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

△吴俊

《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是南京大学教授吴俊鲁迅研究的新作。2019年末，他受邀为中学生的整本书阅读写一篇《朝花夕拾》的导读文章。未曾想，随后而来的疫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重读鲁迅无疑起到了心理和精神上的救援作用，让他有机会反躬自省。“稿子越写越长，远远超过了原来说好的两万字。”

最后的成书12万字，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鲁迅的生平简谱和文学传述，前者是具体的史实，后者是文学生涯的探讨，以此共同勾勒出鲁迅的一生，约5万字；第二部分则结合了吴俊的近年心得，分篇解读全本《朝花夕拾》。两部分结合成鲁迅的“文学个人史”。

△《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吴俊称其为“一部别开生面的小书”。在他看来，鲁迅研究汗牛充栋，但如果要了解鲁迅的一生，以最少的篇幅且又能让人读得愉快，5万字足矣。

11月19日，《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新书分享会在南京可一书店举行，吴俊与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傅元峰、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黄荭、南京外国语学校高级教师余一鸣、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师陆远，围绕“跨域的文化大师鲁迅”这一话题，解读鲁迅的人生和文学。

△新书分享会

《朝花夕拾》被看低了

作为文学性个人史写作的《朝花夕拾》，完成于鲁迅人生中充满危机和挑战的一个节点（1926年）。

吴俊在书里写：“兄弟决裂是家庭危机的爆发和挑战，是鲁迅个人史上的一次堪称最为严重的受挫和失败。但与许广平的恋爱和后来的同居，则使鲁迅获得了新生，不仅家庭生活得以重建，而且个人史的最终走向得以调整、转折而上了正轨。鲁迅在身心两面、世俗和精神上都有了一个蜕变，甚至是浴火新生的提升和解放。《朝花夕拾》的写作就在这一个人史转轨——终结过往、重建未来——的交界节点上。”

在余一鸣看来，《朝花夕拾》被选为初中的“整本书阅读”，编写者或许是“看低了这部作品”。他认为《朝花夕拾》是一部鲁迅的文学思想史，为我们提供了解读鲁迅作品的一把钥匙、一条路径。

△余一鸣

“可能很少人能从《朝花夕拾》中看出鲁迅的独特锋芒，但情绪愤怒高昂的时候也许不是一个人真实的体现，日常从容的表现才更加能够体现真实的内心状态。鲁迅性格情感中的压抑，一方面造成了他的战斗性，还有一方面始终压抑着。”《朝花夕拾》里，有着丰富的情感压抑，吴俊对于鲁迅被压抑着的部分，解读得很深。

“他和学生的恋情，他和兄弟闹矛盾，有很多隐藏的焦虑。吴俊老师在鲁迅脸谱的后面让我们看到鲁迅真实的一面。”余一鸣说，现在教学中对鲁迅的解读往往不够深入或过于雕琢，“比如有人写过这样的文章，鲁迅不说‘一条板凳’‘一张板凳’，而是说‘一只板凳’，那个‘只’用得特别好。”所以他建议，中学老师不妨读一读吴俊这本书。

鲁迅为何要“硬译”和“死译”

吴俊提到，写这本“小书”的过程，他发现，相对于其他的鲁迅作品来说，学界对于《朝花夕拾》的研究比较少，水平也比较低。此外，对鲁迅的翻译工作研究得也不够，而这对于鲁迅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鲁迅研究专家孙郁曾经提醒他，鲁迅最早从事的写作活动是翻译，不是创作，而且鲁迅的翻译文字比创作文字量更大，从写作量来说，鲁迅不仅首先是个翻译家，而且主要是个翻译家。

这次写《朝花夕拾》的解读，他在书中写到了“林译小说”对于鲁迅的重要影响：“远赴日本前、留日期间、返国以后，鲁迅都与二弟周作人相互寄赠过新出的林译小说。虽然弃医从文后，鲁迅已经尝试了自觉意义上的世界文学翻译，开始了自己的启蒙新文学生涯，但说鲁迅最早主要由‘林译小说’而登堂入室世界文学、形成了世界文学的感性和观念的基本雏形，应该是近于事实的并不过分或离谱的判断。”

“林译小说”风靡一时，为中国人打开了世界文学的一扇窗，对鲁迅在内的一批新文学作家产生了影响。但林纾是一个守旧派，顽固地反对新文化运动，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归化意译的痕迹明显。鲁迅年轻时阅读过大量的“林译小说”，但在翻译风格上，却走向了“林译小说”的另一个极端，他力主“直译”，甚至“硬译”。“梁实秋曾讽刺鲁迅的翻译是‘硬译’甚至‘死译’。而鲁迅的翻译主张是“宁信而不顺”。他认为忠实是最重要的，甚至不愿意打破原来语句顺序和表达法。”在黄荭看来，这和鲁迅的翻译出发点和目标读者相关。

△黄荭

“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的文化取向决定了他会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他就是希望通过西洋的句法、西方的文学、西方的文化，打破旧文化旧文学的巢窠，所以他的翻译语言非常欧化。这不被当时的一些读者，尤其是崇古的老先生们所接受。但恰恰是这样炮弹式的‘硬译’的语句，才能冲破当时旧文化对新文化的围剿。之后，我们看到的确新文化很快压倒了旧文化，革新的潮流势不可挡。这些欧化的语句完全打破了原来文言文对中国文学的统治。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看到鲁迅的超前性和前瞻性。”

黄荭说，鲁迅强调翻译要保留原作文化和文学的原汁原味，译作要保留原作的“洋气”和“风姿”，这是翻译的根本。这与本雅明在1923年所写的《译者的任务》中的观点不谋而合。本雅明认为，译作翻译的目的并不是要把原著移植过来完全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而是要保留这种不同，正是因为这种不同才能改变自我，注入新生力量。基于此，黄荭认为，鲁迅当时的翻译能让人感受到孕育新文化和新文学样式过程中伴随的阵痛。而且鲁迅翻译的种类特别多，不仅仅只有文学，是一个有很强的文化使命感的翻译家。

《朝花夕拾》是有虚构成分的“自撰”

个人与社会、纪实与虚构，紧紧缠绕在《朝花夕拾》的十个篇目之中，过去人们习惯于去这本书里寻找鲁迅的个人回忆和家庭成长，将其当作确定无疑的信史，但鲁迅的写作常常存在“真假莫辨的艺术”，这也是以往学术界对《朝花夕拾》研究的不足之处。像《父亲的病》中关于父亲称谓、《藤野先生》中引发鲁迅弃医从文的“幻灯片”究竟是什么内容、在哪里播放等等问题，至今依然没有确切的证据佐证。

书名“文学的个人史”，在黄荭看来，“文学的”三个字加得特别好。因为它不仅仅只是回忆，也有文学者的诉求。鲁迅这样的写作，特别符合法国新自传或者说“自我虚构”，即“自撰”的类型。

傅元峰认为书名“文学的个人史”包含双重含义：首先是指《朝花夕拾》本身就是一部“个人史”，亦即黄荭所说的鲁迅的“自撰”；另外也是指吴俊所写的鲁迅的个人史。

△傅元峰

他认为这本书在文学史的编撰上是非常值得瞩目的类型。“前面的生平简谱和文学传述形成很好的文体探索，即使不是写《朝花夕拾》的文字，你也会觉得它和《朝花夕拾》这个文本密切相关，从头到尾的传述都没有脱离这个文本。”

傅元峰对于其中的“个人性”体味颇深。在他看来，鲁迅生命的基本矛盾就是公共性和个人性缠绕的历史，有的时候公共性显示得更多一点，有的时候个人性显示得更多一点。鲁迅在1908年的《文化偏至论》中说到六个字：排众数，任个人。这样的理念在1920年代已经受到了冲击，鲁迅也在此后的20年代末至30年代完成转身。《野草》《朝花夕拾》则是鲁迅个人性显示最为强烈的文本。从这个时期作为切入点，鲁迅的整个生命轨迹、文本的美学精神就被激活了，这是非常巧妙的甚至带有一部分戏剧性的东西。“我基本上是把吴俊老师这本书当作小说看的，非常惊喜。”

鲁迅可能是另一个范爱农

陆远钦佩于吴俊深入的文本解读。《朝花夕拾》的最后一篇《范爱农》，十分悲怆，因为范爱农是鲁迅的好朋友，二人年纪相仿，但范爱农30岁不到就去世了，鲁迅写到他的死是栩栩如生的，他发现范爱农的尸体是立在水里的。吴俊说，鲁迅在旧时代里希望成为一个新人，他内心何尝不是范爱农那样“白眼球多黑眼球少”的怪人？辛亥革命后民国初，正是因为蔡元培把鲁迅招到南京、北京去，才避免了鲁迅成为另外一个范爱农。这种文本解读和个人史相结合的写法，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鲁迅的思想和心境。

△陆远

吴俊表示，写这本书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范爱农是鲁迅的另外一个人生。但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疫情中生活的困顿启发了他。他相信，这本书对于中学生的“整本书”阅读会有点启发，“也就是说跟教材、跟教辅相比，一个文学欣赏者和文学专业研究者提供了怎么读鲁迅的另外一种眼光”。

他还表示，《文学的个人史》既然是一本面向主要中学生并兼顾大学生的普及读物，就应该用普及的方式被推向社会。他打算做十场推广活动，每一场的主题不一样。他透露，接下来会到上海景云里去做，那里是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最早定居的地方。主题就是“从老虎尾巴到景云里的爱情”，因为鲁迅和许广平相爱于北京俗称“老虎尾巴”的院子房间里。“他在‘老虎尾巴’开始写《朝花夕拾》，等到出版的时候就到了上海景云里，可以说，《朝花夕拾》和鲁迅许广平的爱情相共生。”

△分享会现场

在随后的读者互动环节，吴俊强调，今天学习鲁迅要保持自己的日常生活不被伤害。“鲁迅不是一个‘躺平’的人，哪怕他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工作的时候也没有‘躺平’，他在那个时候整理了中国古代小说，后来在北大开设中国小说史的课程，完成文学史上第一部论述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著作。”

吴俊提到，鲁迅以斗士的形象闻名于世，但他不是一个“实操的革命家”。鲁迅是以他的文化写作、思想表达来承担他的责任和角色的。吴俊还说，鲁迅的论敌送给鲁迅一个外号“世故老人”，看似贬义，但是《红楼梦》里有一句话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体会鲁迅人生的过程，就是要理解鲁迅始终脚踏实地地生活在大地上，而不是悬挂在半空中，“这样才能真正理解鲁迅”。（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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