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珈媛：战场背后，乌克兰女兵面对的是什么？

原标题：杨珈媛：战场背后，乌克兰女兵面对的是什么？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杨珈媛】

俄乌苦战仍在持续，面对这场漫长的战斗，乌克兰兵力日渐吃紧。为解决战斗力不足的问题，乌克兰近来采取了一系列突破下限的“抓壮丁”行动。虽然目前乌克兰的征兵动员主要还是面向男性，但随着战事的持续，并不排除乌克兰未来吸纳更多女性投入战斗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中女兵的比例向来很高，据乌克兰国防部的统计数据，截止2021年1月1日，乌克兰中女兵整体占比22.8%，超过五分之一。俄乌冲突爆发后，也有不少乌克兰女兵奔赴战场。据去年7月《基辅独立报》的消息，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汉娜·玛利亚称，现在乌克兰中约有50000名女兵，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乌克兰中的女兵比例是最高的。

然而，虽然有相当数量的乌克兰女性投入军营，但现实就是，由于歧视和制度不全，乌克兰女兵长期经历着不公的待遇，有时甚至面临人身侵犯的危险。

不被法律承认的战士

自1993年开始，乌克兰正式允许女性加入，但当时的乌克兰立法不允许女性被分配到战斗岗位。从历史上看，乌克兰女兵基本上都被认证为非战斗人员，例如随队医护人员、厨师、裁缝、清洁工、会计师等。但在事实上，女兵们所做的远不止那些后勤工作，她们中的一些人还同时作为狙击手、榴弹发射器操作员、侦察兵、炮手等，真正参与到了前线的作战中。

然而，长期以来，大多数的乌克兰军方高层一直忽视女性在乌克兰中的重要性，由于法律上未承认女性作为战斗人员存在，许多乌克兰的女性士兵甚至只能组成所谓的“隐形部队”，在行动时戴上只露出眼睛和少许脸孔的巴拉克拉瓦头套，隐藏性别，默默保家卫国。

前乌克兰女兵库兹马向《华尔街日报》讲述称，2015年，怀有身孕的她依然在顿巴斯前线战斗，5个月后才离开前线。她说，自己每天都“伪装面容，流着泪继续服役”。

库兹马还透露到，2016年，她的一名战友因长期经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折磨而跳楼自杀，她自己也在生产后患上抑郁症。

然而，如库兹马和她的战友一样，许多乌克兰女兵在走上前线战斗甚至为国家牺牲性命之后却未能获得官方认可。在顿巴斯冲突时期服役的大多数乌克兰女性当时并不算正式入伍，她们虽然实际参与了前线的战斗工作，但战争结束后，她们却被认证为“厨师”、“裁缝”等等。由于她们的军事生涯没有得到官方认证，因此自然也无法获得应得的社会福利、医疗保障、军事奖励、职业机会以及社会认可。战争结束后，她们的付出都被隐去了，她们在历史中的正当地位也未被承认。

这不禁使人想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著名的代表作——《战争中没有女性》：卫国战争中有近百万苏联女性参军，在战场这个“绝对男性”的世界，她们需要抹去女性的外貌甚至生理特征，“既当女人又当男人”，但战争结束后，她们却被隐入历史尘烟——在关于卫国战争的国家叙事中没有女兵。

遗憾的是，那个时期苏联女兵曾遭遇的不公，在现代乌克兰却依然发生，且这一状况直到2018年才得以改善：基辅国立大学莫希拉学院的几位社会学家于2015年发起了一项名为“隐形部队”（invisible battalion）社会学调查项目，这一项目揭露了乌克兰女兵群体面临的种种问题，在乌克兰社会获得了强烈反响。在该项目影响下，乌克兰终于在2018年扩大了女性可担任的军职，正式开始将女性纳为战斗人员，由此才出现了得到认证的女性机枪手、军事侦察员和狙击手等等。

歧视与骚扰——乌克兰的痼疾

虽然在民间社会的施压下，乌克兰终于改变了对女兵不公的法律制度，但正如乌克兰“隐形部队”研究项目在其官网简介里写的：“这只是第一场胜利。”歧视和骚扰仍是乌克兰内部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都在阻碍女兵融入。

乌克兰是一个有着浓厚父权制传统的国家，这种父权思想在国防部门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些乌克兰里的男性士兵经常公开敌视女性，乌克兰女兵卡特琳娜·普里马克向“自由欧洲电台”讲述自己在顿巴斯战争的经历，那时候男兵常对女兵说“战场不是女人该待的地方”，“你最好待在家里带孩子”这类的话。一位化名“翡翠”的乌克兰女兵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也讲述了类似经历——一位男兵曾对她说：“女人应该待在厨房，而不是战场。”

令人难过的是，这种对女兵的歧视和偏见不仅出现在乌克兰基层，就连军方高层也弥漫着对女性的刻板印象。

2021年7月，一组乌克兰女兵穿高跟鞋进行阅兵练习的照片被传至网上，引发网民声讨。几名乌克兰议员甚至在议会上直接叫板时任国防部长安德烈·塔兰，要求他道歉并对这件事情展开调查。随后，乌克兰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高跟鞋是制服的一部分，这样的着装要求是来自2017年的官方法令。

乌克兰女兵穿着高跟鞋进行阅兵练习（图源：乌克兰国防部新闻处）

这样的说法显然令人无法接受。一些反对者提出，让女兵穿着高跟鞋阅兵不仅容易导致她们受伤，更是一种赤裸裸的歧视和刻板印象。阅兵应该是一个展示军事实力的平台，而不是让女兵穿着高跟鞋“挑逗”高层，这无非是将女兵视作只能运用“色相”的“美丽洋娃娃”。

在来势汹涌的舆论压力下，时任乌克兰防长塔兰会见了这些参加阅兵式的女兵，听取了她们的意见并表示会计划为女兵购买“符合人体工学”的鞋子。

由此，乌克兰女兵们面临的另一个困难也引起了大众的关注——她们一直以来穿着的都是不合身的男式军装，乌克兰没有为女兵制作和提供女式军服以及军靴。

虽然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如此。虽然乌克兰有着相当数量的女性士兵，而且提供合身的女式军装本身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但这么多年来乌克兰就是没有为这些女兵提供符合女式身材特征的军服和军靴，她们都被迫穿着不合身的男式军装、军靴，甚至男式内衣裤，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军事部门对女兵的轻视。

面对服装不合身的问题，最终还得女兵自己想办法解决。基辅市议会的议员伊琳娜·尼科拉克表示，90%的乌克兰女兵都需要自费修改不合身的军装。乌克兰女兵阿纳斯塔西娅·科列斯尼克在俄乌冲突爆发第一天就选择自愿入伍，她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讲述到，由于发放的男式军靴不合尺寸，她不得不在寒冷的天气里穿着自己的运动鞋。

乌军女兵抱怨收到尺码不合的男式军服（图源：Instagram）

随着俄乌冲突推进，乌克兰中的女兵数量越来越多，加上民间持续的倡议和施压，乌克兰军事部门终于将“为服役女性提供合身的制服和装备”这项计划提上日程。去年12月底，国防部长阿列克谢·列兹尼科夫表示，新设计的女式军服已经开始测试，专为女性设计的军靴和防弹衣很快也将推出。不过，目前尚不清楚乌克兰的女式军服和装备何时才能发到每一位女兵的手中。

除了上述提到的问题，女兵的个人安全更是令人担忧——一些乌克兰女兵表示自己曾遭遇男性士兵的性骚扰甚至性侵。据《纽约时报》报道，2019年，乌克兰女兵瓦莱里娅·西卡尔曾指控其指挥官对其进行性骚扰，她的指挥官曾“试图摸她，拍她的腿”，并暗示她进行权色交易。

瓦莱里娅·西卡尔（图源：《纽约时报》）

其实早在2011年，乌克兰武装部队人道主义问题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数据就显示，乌克兰中至少十分之一的女性遭受过性骚扰。

2020年8月，乌克兰“隐形部队”社会学研究项目引入了对乌克兰性骚扰情况的调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性骚扰问题在乌克兰广泛存在，且参与该调查的大多数乌克兰女兵表示，自己至少被骚扰过几次。

诚然，女兵被性骚扰的问题在世界大多数国家是广泛存在的，乌克兰不是独一家，但乌克兰的问题在于缺乏干预和打击中性骚扰和性侵害案件的机制。而且，大多数乌克兰女兵在遭遇性骚扰或性侵犯后都不会主动报告，这也使得高层一直对这个问题“自以为良好”。

遭受性骚扰的女兵不愿主动报告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首先，中性骚扰的隐秘性非常高，取证相当困难，就算这种情况确确实实发生了，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受害者根本无从说起；其次，在乌克兰中，女兵受到的性骚扰往往来自她的上级，而如果发生了性骚扰案件，女兵主要的求助对象就是指挥官，假如骚扰女兵的人恰好就是她的指挥官或与指挥官交好的其他上级军官，女兵的投诉自然是不会被记录的。而且，拨打军事热线也是没用的，因为军事热线要求实名，接线员会收集求助者的信息，最后又告知其所在营队的长官。如此一来，乌克兰女兵如果遇到性骚扰或性侵害的案件，基本是投诉无门。

在应对性骚扰方面，乌克兰不仅缺乏干预机制，也缺乏惩罚机制。社会学家安娜·科维特表示，乌克兰法律对性骚扰的定义是不明确的，而且中目前并没有相关程序来处理这类案件。也就是说，即使受到性骚扰的女兵报告了自己的遭遇，施害者也未必受到应得的惩罚。以上种种因素都导致了乌克兰女兵在遭到骚扰或侵害后选择沉默。

最近，乌克兰陆军司令部性别顾问奥克萨娜·格里戈列娃在接受“自由欧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俄乌冲突爆发后，她只收到两起性骚扰或歧视的案件报告，由此她便得出结论：前线女兵受到骚扰情况并不严重。

这位性别顾问仅从性骚扰案件报告的数量就轻易判断军中的性骚扰情况，这显然是有点草率了。

乌克兰中的女兵，图源：盖蒂图片社

解决女兵的融入问题任重道远

上个月，长期关注乌克兰女兵问题的社会学家安娜·科维特与詹妮弗·马瑟斯发表了一篇媒体文章。她们表示，在过去几年，乌克兰社会对女兵的态度有了很大改善。在2018年，仅有53%的乌克兰人认为女兵应该与男兵享有同等机会，而到了2022年，这一数字上升到80%。

诚然，在乌克兰社会人士及女兵群体的共同努力之下，一些阻碍女兵融入与发展的法律障碍与社会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消除了。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一些图片也时常出现女兵面孔。通过这些迹象确实可以看出，乌克兰社会对女兵群体的认同度正在逐渐提升，这是进步的表现。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些仍不能说明乌克兰女性在中得到了与男性平等的对待。

有研究指出，虽然乌克兰放宽了对女性士兵的岗位限制，但绝大多数女兵在入伍后都被分往低薪酬、低级别的岗位，且女兵晋升的难度也比男兵大得多。

安娜·科维特与詹妮弗·马瑟斯在文章中也提到，虽然乌克兰公众对女兵的态度较从前极大提升，但这种态度会否在战后“倒退”仍是未知。

2017年，“隐形部队”项目所进行的一项后续研究表明，女性退伍军人的地位几乎不被官方和平民承认。也就是说，女兵在退役后几乎无法得到公平的待遇，而且由于一些社会观念，她们也很难回归正常的平民生活。就如二战后，退役的苏联女兵会被指示不要在日常生活中谈论她们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因为这会让她们的丈夫难堪。在《战争中没有女性》里，许多苏联女兵也曾提到，退役后的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常需要忍受周围人闲言碎语的议论，婚姻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也存在种种困难。

虽然，随着社会意识和观念的转变，乌克兰女兵的境况正在改善。在战事正酣的当下，乌克兰社会确实对士兵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尊重，女兵的力量也得到了越来越多认可，但这种态度的持续性是更值得关注的。毕竟，要对抗待遇不公、歧视、偏见和骚扰等阻碍女兵融入的问题，绝非一日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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