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1型糖尿病妈妈去世，“糖女孩”用44次心理咨询夺回生活主动权

湖北女孩冯婉兰关掉视频电话，结束第44次心理咨询，她有些疲倦。她曾经目睹身患1型糖尿病的母亲发病去世时肿得发亮的身体，而后自己16岁时确诊同样的疾病而濒临崩溃。冯婉兰走出房间，想把一切关在身后，那是她最后一次心理咨询。

近日，24岁的冯婉兰向潇湘晨报记者讲述了她的故事。“我不喜欢人们说我‘坚强’‘懂事’，咨询师用过一个词形容我，‘坚韧’，我觉得非常符合我。”

△冯婉兰和学生们的合影，她穿白色衣服，站在中间

妈妈因病去世后，16岁的她患上了同样的病

“为什么你不和我们一起跑步？”中专一年级的军训期间，总是有新同学这么问16岁的冯婉兰。冯婉兰通常不回答。不仅军训，像扫地、体育课等和体力沾上边的事情，班主任都不放心让她做。

入学前的暑假，冯婉兰确诊了。“当时比较小，有点懵，但妈妈也是这个病，心里很害怕。”

冯婉兰记得自己6、7岁时的一个炎夏，她和妈妈吃完晚饭后躺在床上看电视。妈妈一直喊热，把空调、风扇都打开了，还是喊热。但她没注意到这些，眼睛盯着电视舍不得挪开。直到妈妈说话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没力气，她才感觉到不对劲。她慌慌张张冲下楼，拍邻居家门求助。

那是冯婉兰第一次见妈妈发病。当时妈妈被送到医院，医生和大人们焦急地围着妈妈，她被遗忘在角落，傻傻看着，随后跟邻居回了家。再来医院看妈妈时，她甚至不敢上前说话。

妈妈血糖失控越来越严重，出现各种并发症，到冯婉兰10岁左右，已经不能正常做饭、接她上下学。她看到妈妈原本很瘦的身体常常浮肿，皮肤被撑得很紧很亮，而一旦浮肿消失，皮肤会变得很皱。妈妈的手指也常常发黑，碰一下都很疼。她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帮忙给妈妈打针，“针头已经扎进她的皮肤里了，但是我的手一直在抖，控制不住地抖，把针头抖出来了。最后还是她自己打的针，因为我帮不上忙。”但后来，冯婉兰已经很熟悉照顾妈妈的这套流程，比如妈妈腹部插管，每天要做两次透析。

12岁那年，住校的冯婉兰得知妈妈又进了医院，但很快就被接回家。几天后，姨妈告诉她，妈妈救不回来了。妈妈去世时没有跟她说什么。她在家里发现了一件天蓝色的、剩一只手臂还没织完的毛衣，姨妈她们把这只手臂补上了。那件毛衣织得很大，再长几年她都能穿。

△10岁时，冯婉兰和妈妈的合影

冯婉兰自己确诊后，妈妈病情的走向成了她心中挥之不去的阴霾。但周围人似乎比她更紧张。食堂阿姨会说“这个菜有糖，你是不是不能吃呀”，老师们会说“这个孩子好可怜呀”，又因为家境困难，她常常会收到鸡蛋、穿过的衣服等各种各样的东西——不管她是否真的需要。她还总是得奖学金，即便成绩没达到标准，她的名字也会出现在名单里。

“我觉得当时我会有一种怀疑，当选班干部、奖学金，这些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得到的，还是必须老师帮我一把之后，我才能具有相应的能力？”

实在找不到出口了，她走进大学心理咨询室碰运气

大一下学期，学校安排了心理健康课程。第一节课老师就在黑板上写下电话，称同学们如果有需要可以咨询。当时的冯婉兰已经感觉自己“找不到出口”，来了新环境不适应，对自己的要求太高，学习有点跟不上等等。她心里还一直在恐惧，未来的哪一天自己会糖尿病并发症发作。除了完成医生和长辈们的叮嘱：不要剧烈运动，饮食要控制血糖，她不知道自己还要做哪些。

她决定去心理咨询室试一试。咨询师和她聊了一些基本情况，在50分钟的咨询时间快结束时，咨询师问她：“你愿意我做你的心理老师吗？”她其实没有什么感觉，不过也没有拒绝。但咨询师非常开心地笑了，这让她很意外也印象深刻。

冯婉兰每周去一次，在咨询到第四、五次时，她想停下来。她觉得心理咨询像个情绪垃圾桶，现在自己已经讲完了所有的经历，而且在回顾中她感到更绝望，“那段时间就感觉魂在天上飘，人像行尸走肉。”但咨询师一直打电话请求她过去。

“我说不想去的时候那个老师反应很大，很诚恳地反复问我。当时我好像也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改变自己的状态，就想着再去试一试。”这之后，与咨询师的每周一会成为冯婉兰生活里的重要支撑，在某种程度上，咨询师弥补或者让她接受了患病期间母爱缺席的遗憾。

△ 冯婉兰在心理咨询室做的简易沙盘

咨询师给她推荐了糖友群，和糖友们的互相支持让她应对糖尿病的态度和实际治疗都发生了很大的积极的变化，她还成了湖南省三诺糖尿病公益基金会的志愿者。咨询师很多时候在倾听，但一定会给她回应，哪怕是一个表情、一个点头，她注意到自己有好几次泣不成声时，对面的咨询师眼眶也红红的。“就感觉她给了我一种力量，就比如说我要去干一个什么事情，我不敢，但是有她在我说不定就敢往前冲。”

大学最后一个学期前的那个寒假，冯婉兰和咨询师约定停止一个月的会面，以考察她是否能独自应对。冯婉兰可以了，心情郁闷的时候，她有力量给自己时间去慢慢疏通。因而在毕业前的最后一次咨询里，咨询师信任地一一戳出她的痛点。

“最开始的心理咨询我是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哪怕想哭我也忍着。但在这最后一次，我勇敢地哭了出来，这是给我带来的改变。”

44次心理咨询后，她开始之路

大学毕业后，冯婉兰决定回到自己当初就读的中专当老师。在那里上学的三年可以说是她人生里最压抑的日子。当时她自己联系护士、去图书馆找资料，摸索着控制血糖的知识，也在班主任的帮助下，利用闲暇时间做兼职，尽量填上治疗的开销。老师同学们都特别关照她，但这种关照像金钟罩一样，既保护她，也隔绝她。如今她已经充分理解这些从各自角度散发出的好意，自己其实足够幸运。

不过这次以老师的身份重返学校，她发现大家的目光中更多是不信任——她能当好老师吗？她确实没当好，她比那些学生大不了几岁。怎么办？“边学边教。”

就和她当初不服气“中专生只能当失败者”、开始奋力考大学一样，糖尿病也不会是自己人生的绊脚石。她课外搜资料学，去学校其他老师课堂上听课，“我性格会有点‘你越不相信我我越要表现给你看’。不过做好老师不是为了要表现给别人，教好学生是我的职责。”

前段时间，冯婉兰因病请一个同学帮忙代课。“然后其他老师跟我同学说，我课上得非常非常好，要我同学跟我学习，哈哈。”

待在讲台上的冯婉兰是自信的，在课外她还会找时间积极参与湖南省三诺糖尿病公益基金会的志愿服务。通常她负责电话回访那些领了“甜蜜生活包”的糖友，倾听他们对并发症的恐惧，经济上的困窘，各种各样的情绪。如果感觉糖友有继续倾诉的需要，她会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他们可以随时沟通。

今年夏天，冯婉兰还在武汉首次发起糖友夏令营。“大家一直都希望有那样的活动，武汉没有人办，我想那就我来吧。而且把糖友聚在一起，那种不同的感觉就会消失。比如小朋友看到，哎我带了一个泵，你也带了一个泵，就会挺开心的。”

偶尔，冯婉兰还是会陷入低落情绪。1型糖尿病目前只能终身治疗，没有糖友可以放心自己的未来。但她会找些方式放松自己，比如她其实很喜欢玩车。

在血糖控制比较稳定的时候，冯婉兰会去玩跑跑卡丁车。当把油门踩到底，风从两边呼呼刮过，她体会到一种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欣喜。她很欣喜，也很平静，这是她享受这份自由的最好方式。

潇湘晨报记者 吴陈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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