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致李小缘书信二通考释

原标题：陈梦家致李小缘书信二通考释

李小缘，1898年出生于南京，192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同年留校图书馆工作。1921年赴美，入读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1923年获得图书馆学学士学位（B.L.S），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读社会教育，1924年冬获得硕士学位，1925年回国。回国后，李小缘先生先后担任金陵大学图书馆西文部主任、代理馆长（1929年至1930年曾短暂离开南京，担任东北大学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学系主任、中国文化研究所主任、《金陵学报》主编、图书馆馆长等职，1952年院系调整，李小缘先生随之进入新组建的南京大学担任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直至1959年逝世。

2022年12月，南京大学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联合举办 “百廿风华 南雍手泽——南京大学藏近现代名人书画手迹展”，共展出南京大学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所收藏的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胡适、陈独秀、福开森等二百五十余位中外名家大师的三百余册（件）作品，涉及楹联、条幅、绘画、信札、手稿等。其中信札部分的主体是李小缘先生保存的郭沫若、朱自清、闻一多、顾颉刚、陈垣等一大批中国近代文化学术史上重量级人物的来函，这些往来信札基本都为公函，涉及金陵大学图书馆、《金陵学报》、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等有关事务，其中又以《金陵学报》编务相关者为多。在这批信札中，有陈梦家致李小缘的两通信札为《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子仪撰，中华书局2021年6月版）所漏收，且其中一通此前虽有学者公布，但在日期考辨方面存在讹误，今予以重新辨释。

陈梦家致李小缘 1940年5月28日

陈梦家，1911年出生于江苏南京，1927年秋考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在中央大学读书期间结识闻一多、徐志摩等人，开始新文学的创作，1931年自中央大学毕业。1932年赴青岛大学任助教，1934年考取燕京大学研究生，师从容庚专攻中国古文字学，1936年与赵萝蕤结婚，同年自燕大毕业并留校任教。1938年，陈梦家受聘至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4年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文字学，同时开始考察美国博物馆所藏中国古铜器，1947年返国，任教于清华大学。1952年，因院系调整，陈梦家由清华大学转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担任专职研究员，1957年罹遭“右厄”，1966年弃世。陈梦家早年在新文学尤其是新诗领域颇有建树，为“新月派”代表人物之一，出版有《梦家诗集》，后转攻中国文字学，同样成绩斐然，出版有《殷墟卜辞综述》、《中国铜器综述》、《尚书通论》等著作。

南京大学此次名人书画手迹展中展出的第一通陈梦家致李小缘函如图1所示，内容释读如下：

图1 陈梦家1940年5月28日致李小缘函。原件藏南京大学图书馆，照片经授权使用。

小缘先生赐鉴：

兹寄上拙作《周公旦父子考》，祈编入《金陵学报》。此文属草在数月以前，因其中所查之书有在龙头村者，借书手续甚繁，延宕甚久，至今始克钞清寄奉，至以为歉。倘寄到已迟，可编入下期，亦无妨也。专此，并请

撰安

陈梦家 谨启

五月廿八日

从上图可见，李小缘先生在信上批注有“5 June 1940”字样，表明该信是李小缘先生1940年6月5日收到，由此可知该信写于1940年。从内容可知，陈梦家此信是应李小缘先生为《金陵学报》约稿事。

1930年11月，金陵大学为展示该校研究成绩，决定出版《金陵大学学报》，并组建编辑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金陵大学文、理、农三院院长各推荐本院教授三人为编辑委员，李小缘先生当选为编委。1931年4月，经金大出版委员会委员及《金陵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公推，李小缘先生就任《金陵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主席。同年五月，第一期《金陵学报》（正式出版时刊名改为《金陵学报》，后一直沿用该刊名）正式出版，为半年刊。经过李小缘先生等人的努力，至1937年抗战爆发，《金陵学报》已出至七卷二期，与此同时，经过多年的发展，《金陵学报》也从一个主要刊发金大本校师生研究成果的刊物变为面向全国，刊发优质学术成果的全国性刊物。抗战爆发，金大西迁成都，经费拮据，与此同时，受时局影响学界人士颠沛流离，稿源不足，再加上战时印刷困难，《金陵学报》按下了暂停键。1939年底，金大当局鉴于师生研究成果日渐增多，但苦于无法出版，于是多方筹措经费，重启《金陵学报》的出版发行，李小缘先生再次受命负责这一工作。李小缘先生领命之后，开始向学界友人约稿，这也就有了陈梦家上述信中的“属草在数月以前”。

虽然陈梦家在1940年5月就交稿了，但是并未赶上第八卷《金陵学报》的出版，李小缘收到陈梦家的文章时，第八卷《金陵学报》已编就。关于复刊后《金陵学报》的出版时间，也是值得一说的。1940年第八卷《金陵学报》（一/二合期）正式在上海出版发行，因战时出版印刷不便，复刊后《金陵学报》由战前一年两期改为一、二期合期出版。为保持与此前《金陵学报》的连续性，第八卷出版时在出版时间上标注的是1938年，但实际是1940年才出版。而实际在1941年出版的第九卷《金陵学报》作为金陵大学“农业专号”也没有办法刊发陈梦家的文章，所以直到第十卷《金陵学报》才正式刊发陈梦家《周公旦父子考》一文。

关于第十卷《金陵学报》的具体出版时间，同样存疑，据南大图书馆所藏李小缘1947年6月18日致冯汉骥信中所说 “《金陵学报》第十卷第一二期合刊最近始行出版”推断， （姜庆刚：《李小缘先生与友人书信数则》，《书品》2007年第5期）《金陵学报》第十卷应该在1947年才正式出版，为何第十卷会与第九卷相隔数年之久，或许是因为太平洋战争以后上海受时局影响（第八到十卷《金陵学报》在上海印刷出版）出版停滞，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查考。所以在使用第八卷以后的《金陵学报》时一定要注意出版时间这个问题，如子仪所撰的《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中就臆断第十卷《金陵学报》第10卷出版于6月，显然没有仔细考辨。 （子仪：《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21年，137页）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梦家在《周公旦父子考》一文最后注有“二十九年五月廿八日父亲周忌，昆明”。 （陈梦家：《周公旦父子考》，《金陵学报》 10卷1/2期，117页）陈梦家的父亲陈金镛于1939年5月28日逝世，1940年5月28日为一周年忌，陈梦家于是日完成《周公旦父子考》一文或许也有别样的情感在其中。

陈梦家致李小缘 1951年7月17日

南大手迹展展出的第二通陈梦家致李小缘书信如图2所示，内容释读如下：

图2 陈梦家1951年7月17日致李小缘函。原件藏南京大学图书馆，照片经授权使用。

小缘先生赐鉴：

上周在宁枉顾失迎，次日提前回沪，匆遽不及走辞，甚以为歉。又承厚赐礼品，感谢感谢。此次因时间所限，未能多聆教益，能不耿耿。甚盼大驾北来执教，则晤教之日更多矣。来沪后参观上海市管会藏器，甚有可观者。主持者徐森玉先生对长沙甚有兴趣，倘尊处尚有《长沙闻见记》，乞寄森老一部（上海淮海中路1708，上海市古物管理委员会）。梦约八月初由此去济南即行北返。匆此不一，即请

教安

陈梦家谨上

七月十七日

上信曾见于姜庆刚《陈梦家先生书信考释》（2017年1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七版）一文中，但是姜文在书信内容释读上有部分讹误，且推断该信写于1950年，亦值得商榷。

从图2可知，信上除了陈梦家先生墨迹外，还有“上海永嘉路628号 陈梦家”字样，从笔迹来看，应是李小缘先生所写，或许是便于复函时用。陈梦家信中提及“上海市古物管理委员会”即1949年上海解放以后成立的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由此可知该信一定是写于上海解放以后，李小缘先生逝世于1959年，考察1949年至1959年这段时间陈梦家的行踪，7月至8月初停留在上海且在7月初有南京之行、8月初经济南返回北京者只有1951年，陈梦家1951年夏的上海之行也是受徐森玉之邀帮忙鉴定上海文管会接收的青铜器，这也能与上信中陈梦家所说“来沪后参观上海市管会藏器，甚有可观者”相印证。此外，还可以从《夏鼐日记》、《顾颉刚日记》、《顾廷龙日记》、《曾昭燏日记》等予以旁证，尤其是《夏鼐日记》为陈梦家1953年至1959年暑期在京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而像《曽昭燏日记》中也明确记载了1951年7月6日陪同胡小石导引陈梦家夫妇参观南京博物院的记录。 （南京博物院编：《曽昭燏文集·日记书信卷》，文物出版社，2013年，133页）

除了上述证据外，其他还有一些相关信也能印证该信写于1951年。闻宥先生的后人编辑出版有《落照堂集存国人信札手迹》一书，里面收录了李小缘先生1951年7月6日致闻宥先生的一通信函，李小缘在该信中曾写到：“陈梦家来宁访其姊，数日即去”。 （闻广、蒋秋华编：《落照堂集存国人信札手迹》，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13年，212页）此外，著名信札收藏家方继孝先生收藏有陈梦家往来书信百余通，且一直致力于陈梦家的研究，其在2003年在第五期《收藏家》杂志发表了《陈梦家往来书信谈》一文，公布了二十余通陈梦家往来信札，其中就有一通陈梦家于8月9日在济南致夫人赵萝蕤的信。另外再结合方继孝《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一书中收录的陈梦家1951年7月31日致赵萝蕤的信可以断定陈梦家8月9日的信写于1951年，在信中陈梦家告知赵萝蕤其于8月8日乘坐的火车抵达济南，在济南逗留一段时间，这与上述陈梦家致李小缘信中所提到的“八月初由此去济南即行北返”也能对应。而陈梦家的济南之行主要也是应王献唐之邀鉴定古铜器。 （方继孝：《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北京三联书店，2021年，359页）综合以上信息，断定陈梦家上信写于1951年已无疑。

陈梦家信中提及的《长沙闻见记》即商承祚所著之《长沙古物闻见记》（该书是李小缘所主持的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成果之一），姜庆刚在《陈梦家先生书信考释》一文中也曾提及该书，并指出该书出版于1939年，实则不然。商承祚1939年确实将该书交印，但因诸多因素影响，《长沙古物闻见记》一书正式出版是在1940年。该书出版后，李小缘也广赠学界好友，如1940年7月16日李小缘在给闻一多赠送《长沙古物闻见记》时所附的信件中就写到：“《长沙古物闻见记》付梓一年有余，未及出版，今幸刻印已告竣事，特另用快包奉呈一部，敬希指正为感。” （徐雁平：《闻一多与李小缘往来尺牍九通》，《文献》2000年第2期）陈梦家信中所提的“甚盼大驾北来执教”，是指王重民先生在北京大学主持图书馆学专业，多次邀请李小缘先生北上任教，但小缘先生都婉拒了。

近代学人之间的往来信札往往都是兼具文献史料价值、书法艺术价值以及文物价值，因此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但是对于信札的释读、考辨，其难度往往也是非常大的，需要慎之又慎。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李小缘年谱》阶段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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