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催收员的年关：一天打100多个电话，在催债和良心之间挣扎

2023年末尾，李艺的故事重心落在了“钱”上。

李艺，是一个三胞胎的母亲、丈夫的妻子、爸妈的女儿，也是“背调公司的HR”、“配合执法”的调查员，催收员。

两个截然不同的身份，共同支撑起这个湖南27岁女孩的生活，中间的纽带是“钱”。

过去三年，她无数次在公司走廊里走过，头上标语的几个字——让世界没有挽不回的诚信，总让她有点恍惚。

这句话逻辑正确。不过，当“世界”“挽回”“诚信”这几个宏大的词拼凑在一起时，让她有说不出的怪异感受。

这是中部地区某催收企业的分公司，李艺的活，是处理信用卡、网贷逾期客户的款项回收。

来源：图虫创意

如果给她的工作加上一层柔光滤镜，则是要让负债者重拾信用，寻求“经济”进而还清债务——这家催收企业董事长是这么说的。

但随着催收工作的日益精进，李艺心里逐渐形成了一具道德枷锁：催收的两面，也是被金钱裹挟着的荆棘之路。

她自己，也曾一度迷失。

一场博弈

2023年10月前后，李艺接到了上司的电话，让她回去上班。

此前数月，因催收投诉与恶性事件相继发生，公司179名员工被当地警方带走调查，业务停摆。

李艺受到波及，被迫回到家庭主妇的角色里。

空窗期，她每天围着孩子打转。她不喜欢这样，即便知道催收不是个好活，可李艺说她怀念那种“刀光剑影”的日子。

收到电话的第二天，她和10几名同事重回办公室——一个可以容纳百名催收员的大开间。

进入催收角色，从每天晨会喊口号开始：“让世界没有挽不回的诚信”“不忘根、不忘本、不忘善、不忘恩……”

李艺一边喊，一边忧心忡忡地看着桌上一叠厚厚的客户名单。因为，一场“唇枪舌战”，即将触发。

那天第一个接到她电话的是个27岁的男人，欠2万多的网贷，逾期5个月。李艺把这类人定义为：想花钱，但还不起。她说，以往像这种欠款不多、不超过六个月的客户，一般不会出现在名单内。

之所以不太在意，是因为催收员的收入与欠款相关，一般是按总额的3%—5%提成，逾期时间较长的提成能达到7%，甚至有的坏账提成能够达到10%。为此，她要把时间花在那些欠款更多、逾期时间更长的“老赖”上。

但年关将近，不论是网贷、信用卡，只要是负债未偿的，不论欠款多少，都被丢在“李艺们”的桌上，明码标价。

客户变多，意味收入增加。可这钱并不好挣。

“喂，请问是xxx么？我是xx公司信贷部的王主任。你有一笔贷款逾期了你知道吗？再不还就要上征信了。”

“好的。”然后电话被挂断。

再打过去，已是忙音。李艺知道，自己被拉黑了。

她是老手，拿出备用机，用小号加上对方的微信。

负债者也是人，他们总会在社交媒体上展露蛛丝马迹。只要抓住一点，李艺就有办法“说服”对方还钱。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人就有软肋。

体现她工作效率的一部分，就是围绕一个负债者，联系其身边10-20个关系人，李艺利用这个关系网来捕获负债人的心理。

到了收网阶段，李艺换了手机，敲下了一行字：

“你在xxx公司上班吧，如果7天内不还钱，你们公司的HR就知道了。”

她知道保住工作，是当下大多数人的选择。

李艺在这一天联系了100多位欠款者，讨回的债务5万元，提成至少1500块。她说11月的工资到手一万七千元，是本地人工资的三倍。

收入变成动力。那天，办公室里的通话声此起彼伏，一直持续到晚上七八点，而下班时间本应是6点。

火热的催收

在某一刻，李艺觉得返工的这两个月像她从事催收行业3年的缩影。

最初是2020年，英语专业毕业的李艺听了父母的话，回到家乡。当时工作不好找，她说试一试，就参加了公司的面试。

她记得领导在面试时说，“我们一直在弄IPO，以后肯定会是上市公司。”听起来像洗脑性质的画饼，确实踏出了前半步：该公司在2019年尝试赴美上市，冲击“催收第一股”，只是未成功。

尽管只是想着当个过渡，但入行一个月，她就掌握了催收的技巧，甚至在短时间内总结出方法论：钓鱼式催收——伪装身份、套取客户信息、找出软肋。

这并非李艺的原创，在最初的培训阶段里，她就被灌输怎样获取客户的地址、如何通过语音语调在谈判中占得先机这类的思路。

类似的方法在湖南永雄资产管理集团董事长谭曼《中国债务催收行业立法研究》一书中被归结为“催收乱象”，也是他觉得催收行业异化之下的产物。他还曾呼吁立法，杜绝此类现象发生。

李艺清晰地记得，在当年培训会上，从“长相憨憨”的董事长嘴里说出来的话是：“不还钱？那我就搞到你失业为止。”

“就是那种，不容置疑的感觉。”

那年，集团贡献税收近2亿元，获评为“年度税收突出贡献功勋单位”，这让她和更多的催收员觉得，自己正经历着一个行业的崛起。

不过，火热只延续了2年时间。

到2023年末，实在还不上债的人多起来了。

网贷博主南柯从2020年个人债务爆雷后，组建了数个负债者上岸（还清债务）的群组。最开始的时候，群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跳出来说自己成功上岸，并发出红包庆祝。慢慢地，上岸的人越来越少了。

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截止至2024年1月21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数据显示，中国失信被执行者达857万余人。

用魔法打败魔法

就像拔河，越来越多的负债者将李艺和她的同事拖进了力不从心的困局。

2023年11月中，李艺发现客户逾期时间越来越长，还款的意愿也正在减弱。网贷、信用卡逾期3-6个月的客户一页纸上只有2-3人，占满页面的是逾期1-2年的“老赖”，甚至出现了恶意骗贷的负债者。

李艺得格外小心。她知道，这样的负债者可能已被扫过一轮，已经练成了应对催收的功夫。

用负债者自己的话说，欠钱多了之后，上岸与否似乎都不太重要了。在面对催收时，只要摆出了一副“躺平”或者“摆烂”的姿态即可。

“我有同事吃过亏。负债者在电话端态度冷淡，死咬住没钱，还用挑衅的语气说，‘你们这群催收狗，烦不烦。’”

李艺回忆说，她同事当场就生气，在电话里和人对骂了起来。没曾想，客户那边开着录音。后来拿着录音去公安局举报“非法催收”。“当时公司在舆论漩涡当中，为了不让停摆再次发生，那名同事再也没出现过。”她说。

她还听说过“反催收联盟”，负债者反而会对催收员进行“人肉”，甚至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曝光。

在南柯的群里，负债者们分享着如何应对催收的方法。

负债群内的对话 来源：受访者

比如，可以录音或截图举报催收冒充国家公务人员、非法收集他人资料、暴力催收等。这本是“李艺们”得意的催收方式之一，如今“魔法”打败了“魔法”。

另一个新的问题是：负债者的欠款金额变少了，这直接影响催收人的工作积极性。

去年11月末，她联系上一位24岁的信用卡逾期客户。客户的欠款只有不到千元，问及原因，是企业的薪资拖了2个月未付。客户在电话里的语气诚恳，说一有钱就还上。

和这种小额的欠债者不同，但更多的负债者会在电话里说，自己还不起钱，再逼也没有用，而这种群体，欠下的债务反而更多。

负债者的群内，网名后通常会标明欠款金额：

xx、负债40w、全面逾期，xx 负债33w，负债196w……

他们各自有着晦暗不明的故事，令人唏嘘之外，也令人憎恨。

张晓夫妇是其中之一，丈夫在过去几年一直拿网贷和信用卡套现去赌博。欠下了100多万债务后，一度想要悔改，张晓心软之下借遍了亲友，以为能换来一个回头的丈夫。

结果，欠款刚还完，丈夫又开始赌博。直到催收的电话响起，张晓才发现自己被丈夫骗了。可那时，欠款已逼近200万。

借款也有用在正途上的，比如开店创业、家人生病应急，还有在2022年，留学生因为家里生意折戟，用网贷或是信用卡来负担自己的学费。

在王妮的回忆里，那段日子是灰色的。她的父母在南京做进口牛肉生意，2022年进出的港口遭遇封停，随后引发了价格大跌。父母很快供不上她的学费。

为延续学业，她借了不少平台的网贷，还备了Pos机。每月16号，信用卡的还款日像是闹钟。几张卡摆上桌面，一张卡刷出来的钱倒进另一张卡，再从另一张卡套出来钱还进网贷平台。

面对账单的惆怅 来源：图虫创意

接下来，收到催收的电话便是理所当然。可不论王妮在电话里如何解释自己欠款的原因，催收的口气都是冷漠的。摆在她面前只有两个选项：还钱或是等待征信变黑。

李艺的丈夫问过她，会不会觉得这里面有些人挺可怜？但面对负债者，李艺觉得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咎由自取，尤其是“那些因赌博负债累累，输得家破人亡的人。”

但也有无可奈何的一面，李艺记得自己在年底听得最无力的一句话是，“我身上就500块，留着买回家车票。回了家才能问父母要钱，你想要钱，就得让我回家。”

“那你为什么要借钱？”

“你管得着吗？”

她用小号加过这位负债者的微信。

对方的第一条朋友圈是一张手机的照片，配文是：准备过年回家，出一台IP13，换小米手机+路费。

模糊的边界

当陷入困境的催收员开始发力，就很容易把这个行业拖入灰色地带。

分界线出现在2022年6月。

银保监会、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信用卡业务规范健康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当中提及，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提供或者公开客户欠款信息，不得对与债务无关的第三人进行催收，降低对外包催收的依赖度。

但在法律界限的另一端，对于借贷者的违约的处理机制并不完美。在“消费主义”狂飙突进的蔓延中，借贷者信用观念会被抹去，继而导致信贷领域的“坏账”不断累积。

实际操作中的诉讼、调解或是仲裁，都要耗费巨大的成本。而受限于法律界限，金融机构自身并不能有效地讨回借款。于是，催收成为了金融机构与借贷者之间的制衡链条而发端。

即便是《通知》发布后，催收的需求依然旺盛存在。

只是购买客户资料的价格变高了。

原本200元能买到60个客户的资料，在那段时间涨到300元。而承担最大风险的催收员，收入没有变化，还是2500元的底薪加提成。

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李艺的收入只能维持在每月5-6千元上下。

而她的催收方式从找亲友，更多地转向找公司。她的感受是，2022年10月后，保住工作是很多人的共识，大多数负债者的软肋与此相关，她觉得自己也是。

面对不断变大的负债群体，催收员不得不尝试更激进的手法；面对这些新的尝试，负债人开始抱团，以期化解催收员嘴里的“法律后果。”

原本两个毫不相干的人，被债务推上了格斗世界的八角笼里，催收的边界开始逐渐模糊。

截止目前，在黑猫投诉平台上，针对该公司的投诉量达到155件，其中不乏“上门恐吓”“短信威胁”“电话轰炸”“爆通讯录”“骚扰他人”等投诉。

民间的借贷进入野蛮生长、监管困难的时代，始于2013年左右的互联网金融的扩张。

平安证券研报指出，2017年互联网贷款总规模高达约4300亿美元。最疯狂的时候，中国网贷公司数量高达6000余家，涉及催收的企业8000多家。

彼时，不少网贷平台打着“月息一分”的口号，吸引着借款人入局，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以某网贷平台为例，借款29000元，平台放款时会扣除接近5000元的手续费，但还款时仍按借款额来计算。

靠这一套“诱惑”的贷款公式，不少负债者涓滴成河，最终成为李艺表格中的墨点。

游刃于催收3年多，李艺靠着自己的摸索成了部门的顶梁柱。如果她再接着干下去，很快就能坐上部长的位置。

不过，在2023年12月底，李艺的想法变了。

因为催收行业内又出事了。李艺听说的版本是，有催收员给一位欠款者拨出电话，内容大概是——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打打电话而已，我们会让你过个好年，让你的亲朋好友也过个好年。

故事的结尾是，这导致一名负债者轻生。她在这件事中观照到了自己，“我有三个小孩”。

部长在那段时间的会上频繁提及“安全”问题。让所有人在工作过程中千万不要与客户发生冲突。可好言相劝在多数情况下都不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案。

“很多人都在那一个阶段离开了公司。”

但催收行业没有消失。

充斥在生活中的借贷短信 来源：受访者

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现在在网络上键入“贷款”，还是会出现不计其数的广告。它们通常以“低利息”、“3分钟放款”等为标签，有些还配以动图，似乎金钱唾手可得。

李艺记得部长曾在2023年底的一次会议上提到，各个网贷平台加起来还有几千亿的欠款没有回收。更多的催收员们依旧在忙碌。1月9日，“老赖”有860余万人，到了21日，减少了将近3万人。

“只要还有负债者，就有催债公司的存在。”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艺、王妮、张晓均为化名）

编辑 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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