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附中特级教师：五条绳索捆绑了我们的孩子

原标题：复旦附中特级教师：五条绳索捆绑了我们的孩子

黄玉峰，1946年生于浙江绍兴。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上海写作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导师，上海语文学会理事，上海诗词学会理事，复旦大学书画篆刻研究会理事，上海语言工作协会理事。

黄玉峰深耕教坛46载，形成了独特的教育理念与系统的教育方法，至今仍站在教育的第一线上。近年来，更受邀在多所大学、机关、社会团体讲学，致力于传播“人”的教育。

到今天，我已教了四十多年的书了。我十八年在松江二中，二十二年在复旦附中，可以说，我是教了一辈子的书。

杨澜采访我时问我，这几十年来你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我说最得意的是：一，我这一辈子能做个教师；二，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被评到过先进。我的简历大致如此。

基础教育，让“人”不见了

今天我讲的题目叫《“人”是怎么不见的？》。这个题目是我突然想到的。

有一天，我在升旗仪式时，站在台前。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一片，我突然想，我们的孩子们，是不是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教师，是不是站起来了？是不是还在跪着教书？我们是不是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

现在几乎没有哪一个校长说不要“以人为本”，没有哪一个教师说不要“以人为本”，也没有一个家长说，不要把孩子培养成人，但是，实际又是如何呢？

2008年10月4日，山西朔州二中一位年仅23岁的年轻教师郝旭东倒在血泊中了。杀他的是一名16岁的高一男生，他为什么要动刀？

事先他花65元买了3把刀带到了学校，他还写下了三百余字“死亡笔记”，其中有这样的话：

“我就是个坏学生……我恨老师，更恨学校、恨国家、恨社会……我要发泄，我要复仇，我要杀老师。” “我的人生毁在了老师手上。”

“我已经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我活着像一个死人，世界是黑暗的，我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细胞’。不光是老师，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学也是，他们歧视我……我也不会去尊重他们，我的心灵渐渐扭曲。我采用了这种最极端的方法。

“我不会后悔，自从这个想法一出，我就知道了我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一条通向死亡的道路，我希望我用这种方式可以唤醒人们对学生的态度，认识社会，认识国家，认识到老师的混蛋，让教育事业可以改变。”

然而，这样的事太多太多。为了读书，儿子杀母亲，母亲打死儿子的事屡屡发生，因为反感读书，未成年的孩子自杀的事更是数不胜数。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能全部归咎于教育，然而教育的缺失肯定是原因之一。

我只想追问，我们的教育怎么了？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人自由生长，是让人性升华，是要让人快乐，而我们的教育却给人带来痛苦，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出了问题？

五条绳索捆绑了中国的孩子

第一条：“功利主义驱动”

第一条绳索首先是教育目标出了问题，教育成了功利主义的工具。一切由功利主义在驱动。

教育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使人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有一颗善良的充满爱的心，当然，还要有健康的身体。也就是要活得快乐，活得幸福，活得更有质量。

而功利主义最大的危害，正是在于牺牲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以及对社会的责任与对他人的爱，专在技能上智力上进行强化训练。

教育不能搞功利主义这个道理，其实古今中外有很多哲人，都说得很清楚。

一位学者说：大自然造人的时候，只造了人的一半，另一半是靠教育。人的本能中有着一种求知的需求，由教育来完成。教育是为了人更完善。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个人说得特别好。这个人并不是以教育家著称的。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位育之道》，文章引了《中庸》里的几句话：“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他的意思是：教育就是要使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那儿得到充分的发展。

所谓“安其所，遂其生”。也就是说，教育终极目标是为个体的发展，是“人”的充分发展，不是为了做“工具”的。如果每个人都得到充分发展，国家自然也会发展。说这话的人叫潘光旦，诸位大概知道这个人，是个社会学家，但大多数人不知道他在教育方面有着深刻的思想，他是梁启超的学生，费孝通的老师。

在人的教育上，必须要符合 “天道”，让它符合天性地成长。为此，要有一颗平常心。

前两年主流媒体一直在宣传“赢在起跑线上”。有一个叫窦蔻的六岁孩子，写了两本书，一本叫《窦蔻的年华》，一本叫《窦蔻流浪记》，他的爸爸，也写了一本书，叫《窦蔻是这样成长的》。

当时几十家电视台，包括中央电视台也在宣传这个神话。上海电视台有话大家说主持人来找我。我把三本书看了一下，真是吓了一大跳。这哪里是神童，这完全在培养扭曲的人！在做节目时，我读了几段窦蔻的日记：

今天做节目有很多是中国名人，许多人跟我合影，想占我的便宜。（年华153页。）

整本日记不满两万个字，但充满了嫉妒，仇恨，霸气……这哪里是教育，完全是毒害一个孩子！当时他的爸爸看我在引导孩子把阴暗的心理表现出来，便大声骂我，说我懂什么教育，欺负孩子。

更可怕的是，全国各地妇联还请他作报告。全国媒体不断炒作。后来我在文汇报上发了一篇文章《起跑线上不要急于定输赢》。

为了摆脱贫困，他父亲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社会竟如此为他炒作，因为这正好迎合了社会上功利主义的胃口。急功近利，唯利是图，就是不考虑怎么成“人”，不考虑人的完善。不考虑人的成长规律。不考虑求真求善求美。把“人”丢了，“人”不见了。

功利主义是自上而下的。教师服从校长，校长服从教育局长，教育局长服从他的顶头上司，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政治的、经济的、名誉、地位有关。

就这样，在国家功利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下，我们的孩子每天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从小就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为分数而起早贪黑，奋斗不止，每天仍然有多少孩子厌学逃学，用各种形式，甚至用杀害教师的手段来进行反抗。

第二条：“专制主义坐镇”

诸位都是应试教育的过来人，是应试教育下的胜利者，深受其苦，也深得其“益”。不过也许你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来的。我想一半是靠聪明和拼命，一半是靠运气。我说这话，各位不要生气，我是有根据的。

我参加过高考命题，也担任多年的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我们中心组的五个高考阅卷组负责人总要把卷子做一遍，结果往往是二人错了，三人对了，三人错了，二人对了，几乎没有一道题大家的答案完全相同。

有一次我们的答案竟奇迹般的完全一样，但打开命题人的标准答案一看，怎么样，全错了。

举个例子，上海卷某年出了这样一道题。请阅读下面这首诗，回答问题：

送春（朱弁）

风烟节物眼中稀，三月人犹恋赭衣。

结就客愁云片段，唤回乡梦雨霏微。

小桃山下花初现，弱柳沙头絮未飞。

把酒送春无别语，羡君才到便成归。

问：这首诗通过什么和什么（用诗中的句子）写出了春天的什么？

标准答案竟是：通过“花初现”和“絮未飞”写出了春天的“短暂”。

试问：花刚刚开，柳絮还未飞，你怎么就知道春天的短暂？其实这首诗，并非写春天的短暂，而是在写作者思乡。春天刚到就回去了，我被捕十六年还没回家！所以后面写道：把酒送春无别语，羡君才到便成归。这是羡春，是思乡，不是在写春天之短暂！可是标准答案就是如此，它是霸王条款，无理可说。古诗如此。现代文的阅读更不必说了。

总之，专制主义就是通过高考这个指挥棒，训练你迎合出题人的意见，揣摩出题人的意图，只要你听我的，怎么做都可以。

美国当代教育家库姆斯警告说：教育不该被迫在聪明的精神病患者与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笨蛋之间作出选择。

真是不幸言中，我们的教育正是如此。从培养奴性的人的角度讲，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在专制主义的长期压制下，我们的同学们确实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那无休止的题海中，孩子们的学习乐趣被剥夺，生活乐趣被剥夺，独立的人格没有了，不会思想了，只会人云亦云。

第三条：“训练主义猖獗”

“训练主义”，即为了一个功利的目标，制定出一整套周密的训练体系。学校成了车间中的流水线，每一位不同学科的教师几乎在干同一件事——锻铸、雕凿符合“标准”的零件。美其名曰：灵魂工程师。

刚才我们讲了“人”怎么不见了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所设定的教学目标根本上不是为培养人而是为了制造螺丝钉。既然你是为了制造螺丝钉，是为了让他们听话，把你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那么一切所谓的学习，都将是被动的。

于是应试教育应运而生，要听话，要根据统一标准，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更不能有独立的思想，叛逆的思想；只要能够按照上面的规定动作做就行了。

于是，就要接受训练，训练主义自然也应运而生。确实，现代社会分工细密，专业繁多，但不应成为机械训练的理由。教育的本质仍是“人”，要培养具有思想、感情的活生生的人。

训练主义的本质是要速成。就像流水线那样，可是，人的精神成长，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

以语文为例。本来，我们语文教学的任务是要建构学生的语文系统，这个系统分三个子系统：1、汉字的认字和写字系统；2、汉语的听说读写系统；3、母语文化生成系统。而这个系统的基础的东西是传承前人的文化成果。在这里读、记、背是绕不开的。只有大量的积累，积累的语言、思想、感情才会起潜移默化的作用。

但现在作为人文学科的主要内容，我们的语文是异化了。语文课成了数学课，母语课成了外语课。教的不是语文，而是非语文。上课不读书，下课不看书，为了应付考试，几乎是天天在分析。

训练主义，害了多少人。我们的教育创造了一个像在马戏团里训练动物野兽的那样一个环境，通过统一的高考标准，通过这样的教育，把每个人都训练成为没有思想、没有个性的没有独立人格的工具。还谈什么创造能力，实践能力？还谈什么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

第四条：“科学主义横行”

在教育界，几乎年年有新的举措新的理论，而且往往很多打着科学的旗号来折腾。教育论文铺天盖地，而且都把它说成是符合科学的先进的教学理论。有多少篇是有用的！他们不过在制造一批一批文化垃圾、教育垃圾罢了。朝令夕改，美其名曰与时俱进。老教育家吕型伟说，这叫教育的“多动症”。

在我看来，与其说教育是一门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艺术。因为它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它是启迪人的灵性的工作。那些一刀切的所谓科学理念，往往坏了教育。我们还是归真返璞的好。

下面我想特别提出来讲几个当今基础教育界流行的“科学”的观点。结合语文学习特点来剖析一下。

1、关于“授之以渔与授之以鱼”的问题

有人说，教育“要授之于渔，不要授之于鱼”。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重要的是要学到抓鱼的方法，方法会了，以后自己抓鱼吃。但是我要问，抓鱼的方法怎么学到，是老师可以凭空传授的灵丹妙药吗？

比如，如何读书有很多方法，每位有成就的人都是好读书，会读书的人，但你问他读书方法，他能讲得出吗？他能传授给你吗？好比：打网球，你不去打，教练仅仅教你打的技巧，你学得会吗？古人云“观千剑而识器，操千曲而知音”，“积学以储室，酌理以富才”。

你自己不去读书，你怎么学会读书。其实，大多数老师自己也不见得都有“打鱼”的本领和方法，他不过在教学生“做习题”的技巧而已。

2、关于“减负”问题

现在媒体上把“减负”叫得整天响。教育部明文规定，谁增加学生的负担，就一票否决制，不能评级。教育是复杂的事业，最忌笼统地提口号，搞一刀切。

对减负我们不能机械地看，关键在于是否让他们学得有收获，学有兴趣，有收获有兴趣自然就觉得轻松愉快。像现在那样，为了考卷上的几分之差，不断地反复地进行低层次的操练，必然会感到烦躁，感到压力大。

而且对“减负”不能笼统地看，不是说所有的“负担”都要减，人总是要有负担的。读书是苦中找乐的过程。该有的负担不能减少，而不该有的无效的负担则不但要减少，而且要取消！例如大量的教辅、无穷无尽的习题等等。

以语文学科为例。我认为学生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阅读的量要增加。有些课文看一二遍就够了，不必没完没了的分析、讨论探究，做作业，但现在的问题是，常常无中生有，要求学生把课文里没有的东西讲出来，还硬要编成古怪的习题，还美其名曰提高分析能力。

同学们为了做习题，便去买大量的教辅材料，看了答案，又发现与自己做的完全不同，于是更失去了兴趣和信心。如此恶性循环，那才叫真正加重负担！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教师为了不撞枪口而表面上不得不减少课时，一方面又为了提高所谓的成绩拼命在加班加点，并且号召学生们去补课去家教。

因为他知道如果真的减负成绩下去了，校长那儿也是一票否决制。这种政策叫逼良为娼，号召大家说假话，做两面人。口头上讲减负，实际上搞加码。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公然讲假话，讲一套，做一套，而且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3、关于“知识和意见”问题

把意见当知识考。个人的看法，即使非常正确，也不是知识，而是意见。现在的考试，大量的选择题，都是出题者的意见，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是对的，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软弱性，他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虚荣心，他认为反映了什么什么！

一定要别人按他的答，否则就错了，就扣分。如今的考卷为什么连本专业的大学教授也答不对，就是因为他们的意见不同。那么，为什么要让学生的看法和你完全一样呢？我毫不夸张的说，如果让学生出题目来考高考命题人，他们也会被烤焦烤烂！

科学主义横行的结果是，把自己所信奉的一套，都冠以科学的美名，他们把人的力量无限放大，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不要按天意办事，毫无敬畏感，他们像王安石那样，鼓吹“三不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动不动就把别人的东西扣上各种帽子，什么反对科学，什么反对改革，什么封建迷信，唯心主义，各种各样的帽子满天飞。

教育，应该启迪孩子们有敬畏感，要敬畏自然，敬畏规律。在教育问题上，我以为还是具体一点，多研究具体的问题，少讲一点空洞的理论，少讲一点伪科学也就是少讲点科学主义。

第五条：“技术主义助阵”

提倡科学主义的结果必然是一切教学活动的技术化，规范化，变成可批量操作的行为，凡事一刀切。什么都是量化。

上课有模式程式：复习旧课几分钟，讲解几分钟，提问几次，用多媒体要占多少比例。老师批改作业几次，上面是不是见红，红的有多少？

评职称要看论文数量，字数多少。是哪一级刊物发表的，是不是有书号。只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只要是有书号的，哪怕文章再烂。也能评上。

还有，在行为规范要量化，黑板不干净扣几分，早操时讲话扣几分，并且要按时检查。弄的学校像警察局，教师、学生像小偷、像犯人。

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一是形而上学的理论指导，一是形而下的机械操练，目的是一个，试图找到“举一反三”的好办法，将教学纳入“科学的轨道”、“专制主义”的陷阱。

1889年美国教育心理学之父詹姆斯说过：“一些教育心理学家和专家都想把科学实验室里的东西拿到课堂里来试验。”他认为这不行，因为教室不是实验室，教室里，面对的是人，所以要将科学原理转为了教学经验“需要居间的力量”，所谓“居间的力量”就是要有人能将理论融会贯通地用到实践中去，这个人既有理论又有实际能力。

他批评当时的美国教育界有一种“科学化的冲动”，他说：“科学的冲动只会给教学带来混乱。”想一想就可以明白，科学的原理要验证，实验的数据首先要求实验的条件保持不变，结果可以反复出现。

而教室里的学生是一个个活的生命体，每一分钟，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同的，都在变化之中，你如何来设定科研的条件？如何来应对课堂里每一分钟的教育？

法国有位哲学家说：“你可以期待太阳从东方升起，而风却随心所欲地从四面八方吹来。”

我要说：你可以大致设定一个教学目标和计划，但明天你课堂的学生会随心所欲地提出各类问题。而这些问题你无论如何也是不会全部预计到的？你怎么能科学有效？你只能依靠教学中的智慧与艺术，依靠你教师的学识，来处理这样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花更大的力气。

就这样，明明是很有才华的学生，一个个成了俯首贴耳，灰头土脸的样子。在这五条绳索的捆绑下，朝气蓬勃的少年郎成了猥猥琐琐、谨小慎微的、唯答案是从的学习的奴隶，成了习题的奴隶，成了老师的奴隶，考试的奴隶，教辅书的奴隶，甚至成了出版商的奴隶。

总之，这五条绳索捆绑住我们的学生：

功利主义：浮躁浅薄，急功近利。

专制主义：扼杀个性，奴化教育。

训练主义：制造工具，剥夺灵性。

科学主义：貌似科学，堂皇迫害。

技术主义：专讲技巧，反复操练。

就这样，独立的人格不见了，独立的思想不见了，自由的精神不见了。“人”不见了。更为可怕的是，在这样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养成一种双重人格：他们知道“该”说什么和“该”做什么。

例如，当教师们、校长们大呼“素质教育”的时候，他们知道实际上校长们要的是分数；当学校教育他们为人要忠诚讲诚信时，他们知道为人须乖巧，要找关系……

杜威说：我们在学校里课堂上进行“关于道德的教育”，而整个社会整个成人阶层，对他们进行的才是真正的道德教育，前者在后者面前一分不值。

这些，都值得我们每一位深思。

来源 | 当代教育家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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