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从投资拉动向消费驱动的转化是未来考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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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泰（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60s要点速读：

1、从投资拉动向消费驱动的转化是未来考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如果能够成功中国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如果不能切换成功，今年5%是相当保守的，因为去年的基数比较低，完全可以实现5.5%-6%的增长。

2、目前看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认识到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要越来越重视消费的作用，投资要继续发挥一些关键性作用，但基础作用要让位于消费拉动。

正文：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最近关于国民收入结构对引领中国经济循环的一些思考。

关于中国需求侧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目前看，这方面的讨论无论在学界、在认知、在政策转变方面最近一两年都有很多变化。其中，在需求侧主要是靠投资拉动还是消费拉动有很多学术争论，目前看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认识到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要越来越重视消费的作用，投资要继续发挥一些关键性作用，但基础作用要让位于消费拉动。

在政策决策上，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决策观念的转变，二十大报告以后很快出台了关于2035扩大内需战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沿用了同样表述，就是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如何认识消费的基础作用，还有必要进一步的讨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要把稳定和扩大内需摆在优先位置。从学术认知上、决策观念上、文件表述上力度是够了，但从实际政策决策上，宏观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上，距离实际达到这个要求还很远。虽然说是消费的基础作用或摆在优先位置，但在安排稳增长预算上有多少比例用来稳定和扩大消费，还是把绝大部分资金继续去搞投资呢？这是从认知和行动上，看到想到和做到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和不同。

怎么把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呢？是从决策体制上，比如多部门都有关于促消费的部分，地方政府也有招商引资的一套手段，但在促消费上有没有相应的更重要的部门机构的政策设置呢？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所以，认识到、到做到还有很大的差距。为什么有这种差距，我个人认为还是理论认识上不够深刻。所以，今天我想讲继续扩大投资是否可行？有哪些负面影响？在中国增长到今天，投资已经搞过头了，去年公布57万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投资率还在47%左右，比2021年降低不到一个点。47%的投资率在全球范围内肯定是最高的。有没有一个标准？

简单假设，如果把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回落到20-25%的水平，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每年不应该是五六十万亿，而是三四十万亿就差不多了，每年多出来的二十万亿是不是低效投资、无效投资和过剩投资，这从微观和宏观上都可以进行探讨和研究。我建议学者们对这方面做一些研究，对当前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有好处。

我们研究了过去五十多年其他国家的情况，在1960年前，苏联的投资效率还是大于1的，但到1960年以后，每100卢布投资产生的效益就降低到72卢布，到70年代以后，平均100卢布搞投资的效益就降低到55卢布，到1980年以后甚至1990年新的俄罗斯数据降低到快是负数了。所以，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在80年代，前苏联的投资降到基本为零，这是造成其经济衰退甚至政权倒闭的主要原因。

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有一本著作《增长、短缺与效率》，在书中详细比较论述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70年代以后和西方国家投资的变化，其中表述最明显的是1973年到1977年以后，欧美受石油危机影响，投资效益下滑，投资增速大幅下滑，市场经济国家全部大幅下滑，因为他们的投资是有硬约束的，不赚钱就不投了。

但同时期，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东欧国家的投资都保持了继续扩张态势，直至这些政权倒闭，这些国家消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和斯坦利·费舍尔都是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他们用数量化的研究证明苏联投资要素数量的降低，甚至小于1接近0的情况，是造成其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不断衰弱，经济最终陷入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2014年开始，就有14个省份1块钱投资产生不了1块钱的GDP，到现在8年时间过去了，总投资乘数效应只有1.06，如果把同样投资的资金搞消费，乘数在农村是大于5倍，在城市大于3倍，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是投资拉动还是未来靠消费驱动，政策怎么转变，各个机构设置围绕投资的机构到底怎么改革，各省围绕投资的模式应该怎样转变，这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还有非常深远的路要走。

在这种情况下，扩大消费是否现实？扩大消费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我想谈一谈中国的国民收入和支出结构。支出结构的问题根源在收入结构上。假设未来要扩大内需，畅通国际循环，需要把多出来的二十万亿的低效投资、无效投资转变为居民消费，经济就畅通了。

怎样把五十几万亿的投资慢慢降到三四十万亿，一两年降肯定不行，十年后行不行？降到20%的正常水平。我们的投资不是不够，是搞过了，不是过了一天，是多年都搞过了，现在需要还债，否则我们经济增长绝对不可持续。这时候我们就在想，扩大消费真正制约在于国民收入结构也不合理。按照202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6800人民币，已经有很大进步了，用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乘最新公布的人口14.1亿，得出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52万亿，是中国GDP占比的43%。

推动消费拉动并不容易，一定会有深层次的居民收入的问题，但过去二十年，国民收入结构到底是怎么转变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占比是下降的，消费占比也是下降的。拿2021年算，2021年消费占比是54.29%，这个数据比22年前的2000年降低了13个百分点，2000年中国消费在GDP占比是63.57%。这么多年，投资高速增长毫无疑问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特定阶段这种增长模式也是合理的，但是过了这种快速城镇化、快速工业化的阶段以后，经济增长模式如果还沿用老的模式，重复前苏联东欧那种体制性的冲动，就像科尔内讲的一样，从体制本身就会忽视它的投资效率，其他国家投资效率一下来投资增速自然会下来，因为民间投资有硬约束有效率的问题。

这两年，民间投资下滑速度非常快，从在投资中占比65%已降低到55%，现在这个趋势还没有扭转。所以，从投资拉动向消费驱动的转化是未来考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如果能够成功中国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如果不能切换成功，今年5%是相当保守的，因为去年的基数比较低，完全可以实现5.5%-6%的增长，为什么定这么低，也是有道理的，明年保5%都难，今年定高了明年怎么办？所以，为明年增速降低留有余地，从这个角度看是有政治艺术的。

最后，我想谈一谈如何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扩大内需战略相结合。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理解新形势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年前，在2012年11月份我就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出版了一本书《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论》。当时我个人提的所谓新供给经济学，主要的主张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当时我举的最多的例子是乔布斯的例子，乔布斯创造苹果智能手机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

从政策上我们呼吁最多的是放松供给约束，既要从产品端放松各行各业的供给约束，同时也要从生产要素端放松对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管理各个方面的供给约束，全面降低要素成本才能推动新经济成长。但因为我们政策领悟力比较差，只懂理论，不太懂政策，所以没有预见到三年以后的2012年在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呼吁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呼吁放松供给约束的时候，没有预测到后来的“三去一降一补”，大家在很长时间中把“三去一降一补”当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去年经济工作会议的报告和最近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表述，跟十年前我们呼吁的比较相似，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有什么？一个是引领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还有一个表述是着力突破供给约束的堵点。所以，按照我们十年前的理解看现在，恰恰认为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表述是符合从学术上的认知的。

怎样去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相结合？一是引领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今年有三个新供给值得关注，一是ChatGPT，是否又会像苹果手机一样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二是新能源的一些突破。三是6月份苹果可能要发布它的M2的软件，怎样鼓励企业家创新，不管是产品创新、还是商业模式创新、还是场景创新，都是创造新需求的主要手段。从短期看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从长期看，无论消费还是需求是新供给的函数。所以，新供给不断的改变引领人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创造新需求。二是如何放松供给约束，现在看既要放松供给约束，还要放松需求约束，我们还有很多在需求侧的，比如购房购车、比如服务方面还有很多政策约束，真正要实现市场化需求的扩大，一定要放松供给和需求侧面的约束，才能真正把扩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相结合。

（整理自滕泰于2023年3月11日在“ 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61期）——扩大内需战略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上的讲话，未经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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