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夏韵︱拉美艺术的神奇与魔幻

得益于拉美大陆特殊的混血文化，拉美新生代艺术家在吸收外来文化艺术的基础上，巧妙结合本土文化艺术，在欧洲文明和印第安文明、原始丛林和现代城市之间穿梭，运用大胆的想象和独特的构思，对拉美大陆沧桑历史、动荡社会和人性善恶进行深思和描绘。无论是作品的选题广度、内容深度还是创作表现，新生代艺术家都做出了新的探索和实践：他们肯定地方民族特色，挖掘本土文化基因，超越传统装饰性表现手法，将拉美本土语言内容放置于当代新艺术之中，以国际化的艺术表现方式呈现不同以往的艺术新风格，取得了前辈艺术家未取得的成果，迎来拉美艺术的新蜕变。

从“边缘”艺术走向“神奇魔幻”的代名词

拉丁美洲的艺术虽灿烂多姿，但很久以来，人们普遍对欧洲主流艺术流派和经典作品如数家珍，对拉美艺术作品却知之甚少。不论在以艺术“西方中心论”思想为主导的欧美国家，还是在与拉美物理距离遥远、文化差异较大的亚洲国家，都鲜闻拉美艺术的风声。甚至在权威的西方艺术史著作中，拉丁美洲艺术也被欧美评论家视为“边缘”和“次要”的艺术，这种偏见一方面出于新大陆被发现、被宗主国殖民统治、被看作附属欧洲文化的历史，另一方面由于近代以来拉美国家政局动荡、经济发展滞后，始终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因此，即便二十世纪大批才华出众的拉美艺术家不断涌现，但他们作为卓越贡献的群体却迟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二十世纪末，华盛顿建立“拉丁美洲现代艺术博物馆”，系列拉美艺术展吸引了成千上万观赏者，自此，拉美艺术才开始受人瞩目，并逐渐得到国际艺坛的认可。二十世纪末以来，西方世界对拉美艺术的研究也悄然兴起，成为当前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如今，世界各国博物馆开始买进、展览并研究从墨西哥殖民时期的绘画到拉美各国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的一切艺术作品。

在描绘拉美大陆的词汇中，人们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神奇”和“魔幻”，由此演绎出对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构想。它来自于阿莱霍·卡彭铁尔《人间王国》中那幻想与现实荒诞交织、孕育混血文化的奇幻氛围，来自于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危地马拉传说》和《玉米人》中虚幻意境的神话传说和魔幻气息，来自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那神奇马孔多里布恩地亚家族充满魔幻色彩的坎坷历史。然而神奇和魔幻的特色不仅仅存在于拉美文学，它也占据了拉美艺术特色的半壁江山。

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最初并非文学流派，而是风格独特的西方现代绘画流派。前者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产生于法国，以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梦幻心理学为基础，探索人灵魂深处的意识和觉知，关注非理性的无逻辑、晦暗、梦境、幻觉、模糊等不确定的状态。用心理自动化的方式表现本身不可控制的精神世界，从而打破理性与意识的樊篱，追求原始冲动和意念的自由释放；“魔幻现实主义”于同一时期发源于德国的绘画界，德国文艺评论家弗朗茨·罗（Franz Roh）在研究后期表现主义绘画时，写了题为《魔幻现实主义·后期表现主义·当前欧洲绘画的若干问题》的理论专著，后来由西班牙的《西方》杂志译载，于是“魔幻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就被拉美文艺界广泛运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受法国超现实主义影响的拉美作家阿斯图里亚斯和卡彭铁尔将其运用在文学创作中，这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后，马尔克斯将其完美演绎，“魔幻”自此成为拉美文化的重要特征。可以说，超现实主义的创作特点为拉美作家提供了创作灵感和借鉴手段，他们受其追求神奇效果的启发，把以印第安文化和非洲文化为基础的拉美地区魔幻般的现实付诸笔端。

然而，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拉美艺术家们逐渐意识到，神奇和魔幻其实是他们生活土壤所特有的属性，他们不必刻意在梦幻和潜意识中追求神奇，因为神奇时刻存在于身边的日常。除了光怪陆离的大自然，拉美人印第安血统的文化基因和种族融合的特殊历史，决定了他们生活在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弥漫的氛围中，殖民历史和发展滞后使社会长期处于畸形状态，无需幻想就出现许多神奇魔幻的事物，这就让魔幻现实主义的产生有了深厚的民族文化渊源。如今，我们看到很多著名拉美艺术家的画作，都融合了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特色，他们一方面吸收了超现实主义描写潜意识活动、表现梦境的创作手法，一方面又将印第安神话传说、宗教仪式、拉美民众的传统观念和国际化当代艺术相结合，呈现出独具特色的拉美艺术风格。

女画家的魔幻技艺和奇幻意境

拉美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画派最具代表的是四位或出生或移居墨西哥的女画家，她们是玛利亚·伊斯基耶多（María Izquierdo，1902-1955）、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1907-1954）、雷梅迪欧斯·巴罗（Remedios Varo，1908-1963）和莱昂诺拉·卡灵顿（Leonora Carrington，1917-2011）。

伊斯基耶多1902年出生于墨西哥，1928年至1929年入圣卡洛斯美术学院学习绘画，师从十九世纪末墨西哥先锋派艺术家赫尔曼·赫多维乌斯（Germán Gedovius）和墨西哥艺术史学家曼努埃尔·图森特（Manuel Toussaint），并深受墨西哥艺术巨匠鲁菲诺·塔马约（Rufino Tamayo）兼具浓郁本土色彩和超前表现形态风格的影响。她的画作色泽浓烈、气象博大，多表现神秘的魔幻意境。作品主题丰富多元，包括肖像画、静物、风景、自然、马戏团场景和墨西哥民俗，通常以色彩鲜明的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风格呈现。女性形象是伊斯基耶多绘画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体现出她的女权主义思想。她画作中的女性具有抽象性、象征性、存在主义特征和深刻的社会意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她常在形而上学的永恒空间中刻画裸体女性、跪姿女性和被捆绑束缚的女性形象，她们通常以被斩首的部分身体呈现，表现女性内心强烈的痛苦和绝望状态，反映出画家作为女性艺术家在当时男性主导的墨西哥艺坛受到排挤的苦闷心情。在她带有魔幻色彩的画作《梦与预感》（sueño y presentimiento，1947）中，墨西哥传统装饰打扮的伊斯基耶多提着自己被割断的头颅出现在窗前，头颅上的长发缠绕着窗外枯败的树枝和树根，面颊的泪水化作树叶滴落在窗下载着十字架的木舟上。花儿凋零、树叶枯萎，远方是荒凉寂静的坟塚，而被截去头颅的下半截身躯如同幽灵般逃窜远方、消失不见。画作透着阴森恐怖、凄凉神秘的绝望气息，这是画家对其命运坎坷的申诉，而这噩梦般的场景也如其画作题目的“预感”最终变成了现实，因为不久之后，画家不幸半身不遂，如同画作中被截去的部分身体。伊斯基耶多在形而上学的空间中，用诡谲的魔幻意境表现受折磨女性的社会缺席、空虚内心，以及痛苦绝望的心理状态，思考女性在男权社会所面临的局限和压制问题。

女性形象是伊斯基耶多绘画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

《梦与预感》

伊斯基耶多刻画的是自身和墨西哥群体女性在社会的失语，而弗里达·卡洛则以自传体形式的绘画叙述自己备受病痛折磨和情感摧残的一生。儿时患小儿麻痹、遭遇车祸的苦难经历为她的许多创作提供素材，在《破碎的脊柱》（la columnarota，1944）中，弗里达以荒诞神秘、夸张大胆的技艺刻画了自己身体被钉满钉子，胸部被残忍剖开，脊椎化作细长的爱奥尼亚柱式纷纷碎裂的场面，身后龟裂的大地和愁云密布的背景渲染了画家遭受的巨大身体痛苦，她面颊硕大的泪珠滴落而下，白色裙摆显露丝丝血迹，这种夸张怪诞甚至违反逻辑的画面构成她自身的病痛诉说，让观者感受到魔幻背后她现实中真实的病痛体验。《马克思主义治百病》（El marxismo dará la salud a los enfermos，1954）也以超现实和魔幻现实融合的画风表露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虔诚信仰。画中马克思的面孔赫然出现于画面右上方，他强有力的双手托起了弗里达瘫痪的身体，让她借自己手中的“慧眼”看到生命的希望和世界和平的曙光，它来自于左上方和平鸽、地球和太阳升起的地方，而她一手紧握红封皮的《共产党宣言》，一手魔幻般变化、擒住了资本主义的喉头。画面色泽艳丽、对比鲜明，让人看到坚定信仰的力量。

《破碎的脊柱》

《马克思主义治百病》

如果说两位土生土长的墨西哥女画家伊斯基耶多和弗里达以神秘怪诞的风格反映其所经历的现实，给现实的人物和事件披上神奇的魔幻迷雾，把日常的事物渗透到想象的虚幻场景中，赋予普通物体象征意义，这体现的是浓浓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那么后两位生于欧洲、后移居墨西哥的女画家巴罗和卡灵顿则是超现实主义画作的有力代表。二人均参与了二十世纪初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运动，成为超现实派团体的一员。

巴罗自幼对绘画、科学和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她擅于感应世事，在创作中窥探神秘，天马行空的想象既充满梦幻、魔法、玄幻的空灵色彩，又带有宗教、科学、哲学的思维元素，向人们展露了一个瑰丽奇特、变化莫测而又充满诗情画意的奇幻世界。不同于魔幻现实主义将现实生活通过艺术家的想象上升到幻想，并深刻反映现实生活本质的特点，超现实主义运用荒诞离奇的手法，进行一种非源于生活的粗犷幻想，塑造人类世界所不存在的神兽、树洞、精灵、天梯等物象。巴罗正是通过描绘含糊不清的人物形象或千奇百怪的生物，来展现神秘奇特的变形世界。《和谐》（Armonía，1956）中，主人公使用手杖通过魔法水晶和石英石与人类世界外其他维度的生物建立沟通，那些精灵隐藏在墙壁、抽屉和椅背上，跟随主人公谱曲指挥而跳跃显现，主人公似乎承担着宇宙组织者的职能，像通过炼金术和神秘学拥有普世智慧的希腊神祇赫耳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o），与众生交流、达到和谐，形成生动有趣、神秘奇特的异质空间；《素食主义吸血鬼》（Vampiros Vegetarianos，1962）描绘了三个长着兔子耳朵的吸血鬼围坐在餐桌前用吸管吮吸西瓜汁的怪诞场面。显然这类生物不存在于人类世界，而巴罗通过奇思妙想塑造了似人非人的奇特面孔，通过诙谐造型和细腻描绘，营造出饶有乐趣的奇幻氛围。她画作中的精灵和生物有的淘气调皮、古灵精怪，有的阴森恐怖、令人生畏，暗示着巴罗想象中另一个维度绮丽多变的魔法世界。

《素食主义吸血鬼》

卡灵顿的文学和绘画创作与其个人生活相融相生，既受到母国英国文化的影响，吸收了欧洲超现实主义和异教神话的特色，又受到墨西哥民族文化和西语美洲国家传统的熏陶，表现出对凯尔特神话、爱尔兰民间故事，对玄学、神秘主义、炼金术、印第安神话传说等的浓厚兴趣，这在她的绘画、素描、壁画、雕塑等诸多艺术作品中都有体现。她时常刻画希腊神话中的人身牛头怪和半人半兽的形象，他们是长着羊角、羊腿的农牧神，表现大自然的神秘力量。还刻画其他维度空间的神兽和精灵，它们出没生活的角角落落，如同电影《潘神的迷宫》塑造的魔幻氛围，让人沉寂在幻想的秘境之中。《在下方》（Down Below，1941）借用玄秘主义和奇特符号建构了一种玄幻的女性视界和自我想象，画作由五个带有女性特征的神秘生物构成：鸟首人身的白色神灵、半身裸体的绿色女怪、雌雄同体的胡须女人、头戴羊角面具身着黑色紧身衣和红色长靴的杂耍演员，以及身穿雍容华贵服饰、化身伊丽莎白一世的卡灵顿本人。她们以各自的姿态相互偎依，桀骜不驯地注视着远方。而身后那阴森可怖的城堡和群山，在神秘女子的气场下黯然失色，奇幻的色调描绘出强大而诡秘、令人畏惧的女性形象；《帕拉塞尔苏斯的花园》（The Garden of Paracelsus，1957）充斥着神兽和半人半兽的形象，它们构成了炼金术士帕拉塞尔苏斯缔造的魔幻昏暗的奇异世界，与之色调接近的《鳞翅目》（Lepidopteros，1969）则在暗沉底色上勾勒出奇形怪状的人虫同体造型，它们齐聚白色餐桌，模仿人类享受红艳艳果实的美味，透露出些许神秘主义色彩。卡灵顿擅于将精神分析学、超现实主义和异教神秘主义融合，后期受墨西哥民俗文化影响，使新旧大陆不同文明的魔幻元素和奇异意象碰撞，这在她为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博物馆绘制的壁画《玛雅人的魔幻世界》（El mundo mágico de los mayas，1963）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下方》

《帕拉塞尔苏斯的花园》

《鳞翅目》

《玛雅人的魔幻世界》

男画家的超现实与魔幻现实主义

拉丁美洲兼具神秘玄幻的古印第安文化和虽醒如梦的残酷现实环境，这为揭示潜意识中梦幻世界的超现实主义和描绘时空错位荒诞景象的魔幻现实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土壤。除了四位女画家，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画风还受到拉美各国男画家的青睐。

古巴画家维尔弗雷多·拉姆（Wifredo Lam，1902-1982）拥有中国、非洲和西班牙的混合血统，特殊的文化背景使他在绘画中将加勒比黑人文化、欧洲绘画和中国书法技艺融会贯通，凭借独特的造型符号，向世人描绘出妖魔鬼怪行走其间的荒诞世界。在《丛林》（The Jungle，1943）中，他用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将眼之所见的世界描绘成魑魅魍魉横行其间的热带丛林，变形的身体、鬼怪的笑脸，利刃、铁蹄、尖啸混合其中，呈现出一幅立体怪诞的场景画面；智利画家罗贝托·马塔（Roberto Matta，1911-2002）是拉美在国际艺坛享有极高声誉的当代艺术大师，他曾认为超现实主义是二十世纪拉美艺术的基本形式。他在巴黎与萨尔瓦多·达利和安德烈·布勒东成为朋友，加入了超现实主义团体。在超现实主义运动中，他以杜撰一个运动变化的奇特空间为独特贡献。他关切人在非人环境中的命运，描绘人在工业帝国中的异化和机器奴役人类的噩梦，《被绞死的人》（Le pendu，1942）和《先知》（Profeta，1954）以硬朗尖锐的画风塑造了星云聚散和电光明灭的机械化空间，绮丽诡谲、亦真亦幻；哥伦比亚画家费尔南多·博特罗（Fernando Botero，1932-）是魔幻现实主义画作的典型代表。他用拉美人民感知现实的奇特方式，将荒诞不经的想象与极为真实的生活细节交织，以魔幻般的肥硕形象描绘各色人物的生活状态和稀疏平常的家庭场景，那些肥胖的人物身处奇妙的背景，无论是戏仿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还是提香的《达那厄与黄金雨》、鲁本斯的《劫夺欧罗巴》和委拉斯开兹的《宫娥》，他画作中奇思妙想的肥硕形象解构了经典名作的固有审美，使他的作品富有魔幻般的艺术效果。

《丛林》

《被绞死的人》

《先知》

费尔南多·博特罗以魔幻般的肥硕形象描绘各色人物的生活状态和稀疏平常的家庭场景

除此以外，很多拉美艺术家在各自的创作中，或多或少都有涉足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如尼加拉瓜画家阿曼多·莫拉莱斯（Armando Morales，1927-2011）六十年代后期的作品，墨西哥画家大卫·阿尔法多·西凯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1896-1974）的《哭喊的回声》（Eco of a Scream，1937）和《资产阶级的肖像》（Portrait of the Bourgeoisie，1939）、委内瑞拉画家埃克托尔·波莱奥（Hector Poleo，1918-1989）的《S/t》（S/t，1947）和《日暮》（Ocaso，1949）、本哈明·卡尼亚斯（Benjamin Cañas，1933-1987）的《卡夫卡致信米莱娜》（Kafka: Cartas a Milena，1972）和《艺术家和他的模特》（El artista y su modelo，1978）、墨西哥画家丹尼尔·莱萨马（Daniel Lezama，1968-）的《恩底弥翁的梦》（Dream of Endymion，2016）和《副本会议》（Sesión Réplica，2017）等等。有用奇幻技艺对机械社会、现代文明的异化进行的控诉，有用魔幻氛围衬托人性精神的扭曲，也有为逃避现实、探索多维度空间的奇特幻想，生与死、善与恶、魔幻与现实、幻觉与梦境，都以不同的符号意象展现在观者眼前。

《哭喊的回声》

《资产阶级的肖像》

《日暮》

《卡夫卡致信米莱娜》

《恩底弥翁的梦》

《副本会议》

这些想象奇特的拉美艺术家融合本土和外来文化，将各自的注意力从自身的生活范围延伸至拉美广阔神奇的大自然、印第安土著的民俗生活、拉美各国的历史纪事，甚至另一维度的想象空间。将古代和现代、过去和未来交织，变现实为幻想、变幻想为现实，在荒诞叙述、时序颠倒中，让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闪烁着印第安传统民族文化的光辉，也让拉美艺术摆脱了欧洲艺术的固有审美框架，拥有了独特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闪亮地独立存在于世界艺术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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