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给晚学的一封回信说起

湖南洪江高庙遗址的发掘和发现为学界所瞩目，除了它对构建湘西沅水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谱系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外，更重要的是该遗址中新发现的高庙文化遗存为我们展现了距今7800～6600年中国史前文化前所未见的绚丽画卷。
考古发掘报告《洪江高庙（全四册）》近期正式出版，本文作者从报告序言中张忠培先生(1934年—2017年)写给本书编者贺刚的一封回信谈起，指出考古报告的编写之于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
从考古发掘报告《洪江高庙》的序言中，我看到张忠培先生(以下称张先生)给本书的编者贺刚同志的一封回信，时间是2013年的年底。抄录如下：
贺刚同志：
《湘西史前遗址与中国古史传说》和大札均已收到。
高庙遗存及其发掘，对当时考古学研究。实托出一新空间，诚为重要。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对高庙遗存就给予了关注。于《中国通史.第二卷》和仰韶时代一文中，对其文化关系，作过一些讨论。你在报告出版前，对高庙遗存所作的如《湘西史前遗址与中国古史传说》这样的大量研究，这有益于报告的写作，或将为报告增色不少。今来信相告，报告“大部分工作已尽尾声”，更是一喜讯矣！
考古报告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将发掘所见遗存，在报告中复原到原堆积中所在的层位，和客观地描述所见遗存，并正确地表述其释放的信息。凡能做到此者，乃成功的报告。成功的报告所处学术地位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则如《史记》。我希望你能对高庙报告要下司马迁那样的大功夫。
耑此， 颂
研祺
张忠培
2013年11月24日
北京小石桥

张忠培先生写给贺刚同志的一封回信

什么是成功的考古发掘报告呢？张先生曾给考古发掘报告下过定义：“考古报告者，是被发掘或经调查的遗存的一种有限的和作者从这类遗存获得的信息的载体。发掘是对遗存的科学的保护性破坏，故考古报告是对这类被破坏了的遗存的一种必要的保护形式。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人们要再了解已被发掘了的遗存，除了查看文字记录、图纸、照片及获取的遗存外，就只能阅读考古报告了”。
张先生积极倡导要及时编写考古发掘报告，他说过：考古发掘不编写发掘报告就是犯罪！他提出发掘结束后三年内原则上应当完成发掘报告编写任务。在他的倡导下，国家文物局专门设立了考古发掘报告出版经费，这一措施有力地促进了考古报告的出版，解决了经费制约各地考古报告出版的“瓶颈”，使一大批考古报告得以及时出版，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张先生是从湖南走出来的著名考古学家，一直、非常关心家乡的文物考古工作，并身体力行地参与湖南的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张先生常常利用回乡的机会考察、指导湖南省的考古工作。
1994年冬天，受国家文物局的委托，张先生检查湖南城头山遗址工作，在考古工地上他仔细听取考古发掘负责人汇报，检查层位的划分和遗迹的判断，并对考古发掘的原始材料进行了认真核验。他强调:像城头山这样的大型遗址，一定要有周密的考古计划，一定要有一盘棋的思想，做此类遗址的发掘首先要把遗址的布局以及各堆积单位的关系搞清楚。在张先生的指导下，城头山考古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这里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城址，也发现了年代最早的水稻田和大型祭坛。
1995年冬天，张先生再次来到城头山遗址考察。
此后多次回湖南老家，张先生反复强调在湖南开展史前考古工作一定要先把时空框架搭好，要研究考古学文化谱系。在他的指导下，湖南史前考古的大框架已经基本搭建起来。旧石器时代两大文化类群——湘北澧水类群和湘西㵲水类群各自的文化序列已经建立，其他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序列也正在完善中，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也更为清晰。
2002年6月3日，湖南长沙龙山里耶古城一口古井内发现秦简，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在一次有省委书记、省宣传部长参加的会议上，张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是湖南人，今天回到家乡，遇到了一个‘有价对无价’的难题。如果要保护这个遗址，那当地的建设必须让路，会损失几千万。但是，据我所知，到今天为止，中国出土的秦简就4千根，而里耶镇现在一下子就发现了2万5千根（后来实际一共发现了3万根），每根秦简上平均10个字，我们就多出25万字关于秦代的记载。你要问我这个历史文化价值多少钱，我真的算不出来，因为这个根本无法作价——是谓‘无价’。要我看，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当有价对无价，有价应该让路，无价应畅行。因为有价的东西是可以在今天或者未来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如果为此牺牲掉不可再生的、无价的东西，那真是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他的这番话引起了湖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紧急制定了里耶古城的抢救性保护方案。在张先生等专家学者的呼吁下，里耶古遗址及竹简得到有效的保护，里耶古城不但破格晋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成为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洪江高庙遗址鸟瞰

彩绘太阳图案

高庙遗址位于湘西沅水中游的洪江市安江盆地，是湖南省出土的又一有丰富考古学文化内涵的重要遗址，先后经三次科学发掘。遗址的主体遗存为高庙下层遗存和高庙上层遗存。高庙上层遗存包含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早期遗存。前者出土部落首领夫妻合葬墓、平民墓，以及大量房屋建筑基址等遗迹和丰富的动物遗存与人工制品，是高庙下层遗存的演变和延续，与洞庭湖区的同期遗存平行发展；后者主要为墓葬，其遗存特征表现为外来文化的介入。高庙下层遗存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特征鲜明，被命名为高庙文化。已清理的重要遗迹包括大型祭坛、房址、窖穴和墓葬等。出土遗物包括迄今所知我国年代最早的白陶制品、大量水陆生动物遗骸和各类人工制品。部分陶器上装饰有神秘诡谲、精美繁缛的宗教艺术图案，无论其主题内容还是艺术表现形式均堪称中国史前人类的艺术经典和思想宝库，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核心元素的构成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高庙下层遗存陶釜

《洪江高庙》

贺刚同志及其所在的团队费时十余年载，不仅认真严谨，圆满完成了《洪江高庙》这部非常重要的考古报告，而且为中华文明探源工作提供了一批新材料和新的研究路径，不负张先生的期望，做了一件实实在在，功德无量的大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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