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银行行长刘珺：通货膨胀高起、经济增长转弱，两难困局需要全球分工来破解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 吴霜 上海报道

“全球经济从未如此复杂，内因外因的变化和相互作用从未如此超出预期。不确定性是主线，确定性是间奏，变化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元叙事’，并带来多元化超大数量的可能性和动态演化的结构组合”，交通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珺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论坛上表示。

11月26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论坛在上海举行，本次论坛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主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以及上海市金融学会联合主办。

全球经济的四重复杂性

刘珺解释道，复杂性之一在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重塑第四次产业革命，全要素生产力中技术要素成为生产力提升的重中之重，并且经济结构的复杂性和精确性要求前所未有。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前的所有工业革命，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谁掌握资本，谁就有话语权。而随着资本交棒给科技，下一步科技的话语权就会上升。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即便不是对此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全然质变，一定也是“量变”与“质变”兼而有之，且质变趋于显著，经济也进入了全新范式。

复杂性之二在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百年未遇之大疫情”，“双百年”的历史纵深叠加现实的宽度，作用于经济的方向和力度，难以准确计算，且几乎无法进行前瞻预测。需求的收缩、供给的冲击和预期的转弱对经济运行简单计算至少是近20倍乘数效应。这种经济运行超出矩阵式的复杂变化并非中国独有，而且也是全球经济必须共同要面对的现实存在。

复杂性之三在于，经济问题的动因并非经济，甚至经济现象的表征下也不是经济，没有什么事情是纯粹经济的，其他维度永远存在，且往往更为重要。

当前形势下全球减贫、能源和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气候变化等常变量之外，美国对中国的脱钩断链、病毒变异中的新冠疫情、俄乌冲突、欧洲的政治右倾、美国内政极端化，这些中短变量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严峻形势，经济问题与政治、社会、军事、外交、生态等领域的问题融合并相互作用，使得经济问题成为一个多重的问题系统和多维矛盾系统的一种显性表达。

复杂性之四在于，全要素生产力对于生产力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印证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但是科技对劳动和生产力三要素的重构是一种突破性的变化，影响是非线性和全周期的。科技更多反映劳动者的智力维度，而非体力维度。人是科技的创造者和实践者，科技对于生产力的作用贯穿于人自身、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这三者是生产力三要素，其作用的机制又增加了一个虚拟维度出来，也就是 “元宇宙”。

六大变化趋势

基于数据和事件进行系统性的辨析，刘珺认为六大方面的重要变化有一定的趋势性特征：

变化之一，科技演进的定律被事件进一步调教，并与经典理论实现交互作用下的再抽象和再升华。

传统摩尔定律的加倍效应的减弱已成不争的事实，但是通过大规模算力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结合，摩尔定律好像又复活了。反映出规律性认识的摩尔定律依然是成立的，并出现了一定意义上的加速度，以“数据+算力+算法”为底座的数字经济，对经典的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实现先证明再超越，证明的部分是基于原有的假设和单一的范畴，超越的部分是范式变迁和多重范畴的跨界交叉，摩尔定律边际效应的维度内递减和跨维度增进并行不悖。这就是典型的例证。

变化之二，数字经济对GDP增速有所下拉，基于量的经济增长自然减速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基于工业经济的技术体系和发展逻辑几乎被用到了极致。

另一方面，新的经济语境下，生产、消费不再是流程的两端，互联经济、共享经济、人工经济等，以及随之而来的去中介化，都在生产、消费的链条变短和效率提升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生产要素以更快的速度、更有效率进行连接，以及生产、消费不必要环节的减少甚至去除，使GDP增长的程序节点在变少，对传统意义的增速有一定的下拉作用，新的支柱产业产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之前，传统意义的增长有自然减速的内在必然性。

现在经济和过去传统工业经济不一样，生产、消费在过去是一个线性的，而现在的经济中生产、消费是一个矩阵式甚至是多维组合的方式。

先发优势和后发优势“双螺旋”的上升，实现了以更快速度、更广范围、更大深度提升人类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单纯的GDP增速或许不再是唯一追求的目标。

变化之三，产业政策走向前台，政府看得见的手频繁动作。美国的开国元勋汉密尔顿提出过“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他当时为了保护美国的幼稚产业，他提出要为美国工业体系的全球领先做扎实的准备，美国不能放弃工业而一味只专注于农业。

在日本针对特定产业的纵向结构性政策和提供发展环境的横向功能性政策，构成其产业政策的主体。这被认为是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的重要动力。

刘珺表示，国际上有一种声音，说中国频繁运用并积极实践产业政策。但是事实上，发达经济体作为产业政策的鼻祖，在应用上更加轻车熟路，比如欧盟八千亿欧元的“新冠复苏基金”，帮助欧盟成员国应对疫情的冲击。美国2022年《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也就是现在刚出来没有多久的特别有名的法案，包含了一项在十年间以补贴和税收减免方式提供总值三千亿美元的气候支出。美国还推出了《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着眼于确保美国在半导体产业链以及相关领域的绝对领导地位。

这些经济政策看上去是经济政策，但是其政治目的兼而有之。并且还有一个明显的靶向目标，也就是中国，它希望在这种环境下遏制中国的发展，从而实现自己在特定关键领域的绝对领先。

刘珺认为，大国合作和全球协调依旧是人间正道，因为下一步的科技发展越来越复杂，靠一己之力支撑科技发展的概率会越变越小。

变化之四，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货币现象，但是本轮的通货膨胀本质上并非是货币问题，还包括了公共卫生事件、地缘政治冲突、意识形态决裂等一系列经济动因。

加速度改变全球传统的贸易分工模式，并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角度出发，建立新的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和能源供应链，结果是推高交易成本，降低要素的流动速度。人为牺牲效率，换取所谓的国家安全。

传统的应对通胀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在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左右互搏下已然效果大减，逆周期货币政策的作用力被逆全球化的反作用力，一定程度上对冲了。

通货膨胀高起和经济增长转弱的两难困局，在非经济因素离场前不会显著改变，更不会彻底解决，而势必要回到全球分工的轨道上。从紧致耦合的供应链效率视角，向兼顾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的新供应链体系跃迁，有增长的经济是解决其他矛盾和冲突的前提，而不应该是代价。

刘珺坚定地认为，经济增长是第一性的，其他问题是第二性的，最大风险是经济不增长、经济不发展的风险。

变化之五，科技作用已经超越了技术的域限，成为经济发展的方向仪和驱动力。科技创新作用已经超越技术边界，并通过系统化、集成化的方式，使能几乎一切的产业，塑造几乎一切的人类活动。

主要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在成本效益上逐渐可比，极大降低了能源绿色转型的不经济。新能源的发电成本全面下降到化石能源发电成本的范围之内，也就是0.051-0.179美元之间，使得全球能源结构的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在投入产出上可行。

变化之六，制造业重塑，使得生产力的瓶颈不再显著，需求成为繁荣的前提性变量。

刘珺认为，产能不足已经让位于产能过剩，即使是供给侧结构性的问题，技术和产业的解决方案均能在一定时间内具备实际操作的条件，数字经济的智能化、工业互联网、5G和3D打印等新技术更是极大提升了生产力。“IoT”也就是一切皆互联，广泛在动态配置资源，而数字化的驱动下使生产效率不断挑战原有的记录，而需求作为相对的慢变量，作用变得越来越显著。需求不仅是牵引供给，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定义供给。需求要基于收入的缓慢增长以及预期的持续稳定。如果这两个要素未被满足，需求很难被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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