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摇滚选中的石家庄，隐身太久了

作者 |Ariana
题图 |仙丹Live House

2023年7月，石家庄官方部门称当地将打造摇滚之城，并于7月至10月间举办音乐演出季系列活动。这条消息经由公众号“石家庄发布”发出，阅读量迅速突破10万次，比当地发布极端天气预警的关注度还要高出几倍。

石家庄作为“摇滚之城”，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不仅因为“Rock Home Town”和城市名在语义上的巧合，也因为这里过去是音乐刊物《通俗歌曲》（摇滚版）和《我爱摇滚乐》的编辑部所在地。一大批优秀的乐手、音乐行业从业者曾在石家庄的大街小巷野蛮生长，包括凭一己之力提高城市知名度的“华北平原第一乐队”万能青年旅店——许多人第一次听说石家庄就是因为那首著名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

万能青年旅店演出现场。（图/视觉中国）

总之，石家庄与摇滚乐，无论是否经历官方的盖章认证，都早早就在互联网语境中以伴生词的形式出现了。

作为一个河北人，在任何时候提起石家庄，第一个从我的脑海中跳出来的画面，都是那辆迎面而来，不打算减速却刚好停在我身前一米处的蓝色公交车：彼时我刚到石家庄参加艺考，站在考场外随着耳机里德国电子乐的节奏摇晃，一辆公交车径直向等车的人群驶来，我慌忙闪躲，身边的人却不以为意，在我惊魂未定时就已经依次上了车。

陌生的环境、突如其来的危险、迟缓麻木的人群，当时的我没能理解这处伏笔，对这座离家不过两百公里的城市生出好奇心。从那之后，《秦皇岛》和《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取代了来自柏林地下俱乐部的曲目，一度填满我毫无头绪的学习和生活。

也就是从那时起，这个省会城市的形象——伴随着不断闪现的蓝色公交车的影子和不间断的摇滚乐——第一次开始在我心里明晰起来：石家庄的组成元素中，除了久不散去的雾霾、交错纵横的铁路、我没能考进的省重点中学，还有笨拙的横冲直撞、恰到好处的沉默、不得已的克制和不易被察觉的悲悯。

2023年7月16日，石家庄。“弹唱山水间”组合现身地铁车厢，带来一场快闪即兴演出。（图/IC）

如此隐身三十年：被遗忘的城市

石家庄打造“摇滚之城”的消息自发布后就迅速蔓延，一夜之间，与这里几近绝缘的“流量”不请自来。大部分石家庄人都觉得这是件好事，毕竟这个时代不常对他们的故乡表现出慷慨。

石家庄确实太少被关注了。大多数人都怀着敬意，想要找出一个词语提纲挈领地描述这座城市，最后却都不约而同地落在了“平庸”。所有坚信“天将降大任”的年轻人都不希望自己与“平庸”扯上关系，一代代石家庄人却沉默地接受了，还常常用作调侃。

成长于石家庄的余娜认为，“石家庄在河北省内一直以来都没什么存在感。没有邯郸、保定的历史底蕴，经济上比不过唐山，更不像已经成为‘中产天堂’的秦皇岛。况且石家庄人挺有自知之明的，老实、谦虚、能忍耐，就算被揶揄，一般也都认了”。

“平庸”一词常常被石家庄人用来自我调侃。（图/图虫创意）

的确，大部分石家庄人都熟练掌握自嘲的艺术，他们总能巧妙地化解尴尬，又不至于显得太谦卑。“每次有人问我石家庄有什么特色美食，我只能抛出那个陈年老梗——石家庄特产安徽正宗牛肉板面。”小卓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道，“石家庄确实没什么特别的，我们甚至没有自己的方言，连我的爷爷奶奶都讲普通话。”

“唯一让我觉得可能有点酷的东西，应该都和摇滚乐有关吧。”万能青年旅店的音乐串联着小卓的成长轨迹，“2010年乐队同名专辑《万能青年旅店》发布时我上初一，幻想着自己将来能成为继董亚千之后的‘华北平原第二吉他手’，苦练几年后终于接受了自己实在没有音乐天分的现实，选择了计算机专业。2020年‘万青’第二张专辑《冀西南林路行》发布时，我刚刚辗转几个机场落地曼彻斯特，即便那时我已经很久不弹琴了，下了飞机第一件事还是拖着行李箱去城里找唱片店。摇滚乐就是我和Rock Home Town连接的方式。”

1984年，两支美国摇滚乐队——“朝阳”和“悲惨的星期五”——来华文化交流演出，第一站就定在距离首都不远处的石家庄。10年后，“魔岩三杰”红磡演唱会的热情吹到全国各地，再次推动了石家庄的摇滚乐氛围。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摇滚乐的黄金十年，也是余娜的中学时光。“当时我和身边的同学们都在听黑豹、零点、超载……连学校都有了音乐欣赏课，本来是留给学生欣赏世界名曲的时间，后来老师允许我们自己推荐歌曲，大家带来的都是摇滚乐卡带。班上有些男孩开始蓄头发，学着郑钧的样子唱歌。上课的时候和同桌趴在桌上共用一副耳机偷偷听摇滚是我们的共同记忆。”

万分之一：未能成形的场景

与摇滚乐有关的逸事往往离不开某些特定的城市：利物浦、曼彻斯特、西雅图、纽约、北京……每一个都赫赫有名，著名的亚文化场景散布在这些城市的网格中，彼此孤立又自成风格，城市的繁荣映衬着也保护着它们。

然而，摇滚乐在石家庄的命运，更像那些在落寞的城市中萌芽过，终未能成形的文化场景的缩影。

作为北方工业城市的代表之一，石家庄也曾踩在时代的浪头上。在余娜的印象里，20世纪90年代后期石家庄发展迅速，市民的文化生活随之丰富起来。“当时，石家庄的门面中山路被重修、拓宽。最大的音像店音乐无限就开在那里，20世纪90年代，很多石家庄人都是在这家店买到了第一张原声卡带，从前听的都是翻录版，音质完全没法儿比。也是在这一时期，整个城市开始有了现代化都市的味道。石家庄人对参与文体活动有了更多的热情，裕彤体育场开始承接一些知名赛事，大型的演唱会也在那里举办。”

1999年年初，《通俗歌曲》杂志从介绍流行音乐转型为摇滚版；年末，《我爱摇滚乐》杂志创刊。

2002年，段郎RockDuan还不是《我爱摇滚乐》新媒体和演出厂牌的主理人，还在上初中的他刚开始接触摇滚乐，“同期的音乐杂志都在介绍音乐，《我爱摇滚乐》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除了音乐之外，还讲述青年文化，以平民的角度解读社会”。他觉得，自己之所以离开故乡保定来到石家庄上大学，是对两本杂志所塑造的石家庄摇滚乐氛围的向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像段郎RockDuan一样对《我爱摇滚乐》充满热情的人不在少数，这本地下摇滚杂志走出石家庄后卖到脱销，在2010年前后的北京和上海，拥有它需要一点运气。故事到了一个阶段总会出现转折：2013年10月，《我爱摇滚乐》纸刊休刊。

133期《我爱摇滚乐》杂志封面。（图/微博 @我爱摇滚乐杂志）

如果说《我爱摇滚乐》是石家庄摇滚乐的一面旗帜，那么它恰好在市场正如火如荼的时刻倒塌了。

当时，各大音乐节的门票还处在大学生能负担得起的价格，2014年迷笛音乐节请来英伦摇滚乐队“Suede”（山羊皮），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狂飙乐园内，乐迷的帐篷层层叠叠。

石家庄本地没有形成坚固的亚文化的圈层，没有一线城市的音乐场景。（图 / 仙丹 Live House）

“石家庄摇滚乐的氛围和演出票房数据都不如从前了。”段郎RockDuan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和整个河北省较低的经济水平有一定关系，还有一个原因是这里没有形成坚固的亚文化的圈层，没有一线城市的音乐场景。有才华的、玩音乐的年轻人，很多都走了，留下来的也没法一门心思扑在这件事儿上，就像生活一样，有一搭没一搭。另外，石家庄本地的乐队没有相对一致的风格，不像我们熟知的武汉的朋克或者南京的后朋克场景，有一批风格相似的乐队抱团取暖，互相帮助。其实不仅是石家庄这样，我们看到的只是成功的例子，我猜导致失败的因素也都大同小异。”

打造“摇滚之城”：
杀死那种形式主义

余娜觉得，务实是刻在石家庄人骨子里的基因，因为自城市诞生以来，石家庄只奉行实用主义。“从天然禀赋来说，石家庄是一座被火车拉来的城市，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纯纯是因交通而生。从后天发展来看，石家庄是一座为新中国而设计规划的城市，解放后，成为以制药、纺织为主的轻工业城市，也云集了一批重工业企业。”

段郎RockDuan是更相信理想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这里并没有给理想留下太多的空间。“学习音乐的氛围在石家庄还是很浓厚的，到处都有琴行。但河北省的情况是：很多孩子学习音乐是为了考大学能多一条出路，所以在钢琴十级还能给高考加分的年代，大家都跑去学钢琴了。学钢琴当然很好，但这种学法似乎跟音乐没什么关系，对吧？”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段郎RockDuan认为，要将当下的石家庄打造成足以作为城市名片的“摇滚之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首先要保住城市的摇滚乐氛围，这曾经是石家庄最擅长的。现在石家庄摇滚氛围不如从前，因为音乐人很难在这个环境中看到希望。‘万青’是高山仰止的，不能把他们的成功当作范例。这里需要更完整的产业结构，包含音乐人、演出场地、演出主办方、唱片版权公司以及乐迷群体。这里至少应该有一个产业链的雏形，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

段郎RockDuan参与了由官方组织的第一次摇滚乐研讨会，与他共同在场的还有过去通俗歌曲杂志社社长曹贤邦、石家庄第一家Live House“地下丝绒”的老板辣强等人。万能青年旅店乐队的贝斯手、核心人物姬赓参与了第二次研讨会。尽管这种形式把石家庄当地的“老炮儿”聚集在一起，段郎RockDuan还是觉得少了点儿什么：“我们都在音乐行业工作，但这个项目要考量的还有许多超出我们经验范畴的问题，比如怎样把青年文化转化为城市卖点、如何筹备大规模的活动，等等。专业的事情应该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太阳照常升起”演出现场。（图 / 仙丹 Live House）

就像《我爱摇滚乐》最初吸引段郎RockDuan的原因一样，摇滚乐不仅是一个包含诸多风格的音乐流派，更是一种文化，它应当鼓励热情、尊重个性、允许批判。我突然想起李安的《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这部电影在大导演的履历中有点黯淡，用在这里却再合适不过。从纽约归来的青年想要把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带到自己的家乡，恰逢当地商会需要一个机会来刺激经济。保守的小镇居民、骑马奔波于舞台之间的组织者、挂着捕梦网睡在车顶的嬉皮士，共同在陈旧的白湖镇度过了被后人铭记长达半个世纪的三天。他们尽管存在差异，却让理解与接纳消弥了彼此认知的边界。

（图/《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得知“摇滚之城”的称号即将被官方认领，小卓在朋友圈连续转发了几篇相关文章。

他已经很久没回过石家庄了。从离开家去上大学那一天起，小卓才觉得自己第一次真正看到了故乡。“在城市里反而看不真切，倒不是因为雾霾。”

小卓的个性签名来自万能青年旅店《山雀》的歌词：“他与你共存，违背，对抗，相同的命运。”

我问他原因，他回答：“石家庄对我来说，有时会像一个形容词，是一种‘失落—平淡—恢复期盼’的状态。我身边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们，成长中都免不了要经历一场失落，我看着他们从‘杀死’我，到理解我，最后成为我，人人都是‘精神石家庄人’。”

原标题：石家庄玩摇滚，摇而不滚

本文首发新周刊640期《诗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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