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陈洎《自书诗》残卷研究

宋代陈洎《自书诗》卷为宋人孤本，曾为清宫旧藏，溥仪携出宫后遭到撕毁。目前仅余诗稿残卷和颜复残跋，均藏故宫博物院，另有司马光《天圣帖》和苏轼《陈吏部诗稿》，原为此卷题跋，在入清宫前就被分拆，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余部分不知去向。本文联系此残卷、残跋，就诸家所见版本之分歧、历代著录之变化及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并结合乌台诗案的背景，对该卷涉及的历史问题加以探讨。

〔图一〕 宋陈洎 《自书诗》 残卷 故宫博物院藏

宋陈洎《自书诗》残卷，现藏故宫博物院，为清宫旧藏，1964年收购于荣宝斋〔图一〕。该卷流出清宫后遭到破坏，目前诗稿仅余大半部分。卷首被撕毁，第一行诗题不全，仅余“郭店马上回寄”数字，“郭”“寄”二字亦残损。第二行“入长”以下残损。此诗后，又录失题五古一首（“呼树止陵阳”），其后依次为《过项羽庙》《寄宝臣寺丞》《兰溪闲居》《开元寺凌虚阁对雪寄解唐卿》《雉媒》《还刘处士先令公功名录》《读刘蕡策》《谢人惠三峰朱柿》《过田文墓》《对雪寄崔仲裕》《南齐》《湖上逢渔者》诗，《湖上逢渔者》诗第二行仅余“醉天幕缓歌缨”六字，“歌”“缨”二字残，其后部分亦被撕毁。
陈洎，字亚之，彭城人，官至三司盐铁副使。其生平不详于史传，据诗稿卷后李埴跋、《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宋人文集等文献，可大致勾勒出陈洎的生平梗概。陈洎曾任开封府功曹参军，由太常博士知虢州，宝元至庆历初，先后任屯田员外郎、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出漕京西、淮南、京东。庆历五年转吏部外郎，加直史馆，改使监梓路。庆历六年为度支副使，知濠州，转盐铁副使。皇祐元年巡河，还卒。陈洎孙陈师仲，字传道；又陈师道，字履常、无己，号后山居士，为“苏门六学士”之一，江西诗派代表诗人。从诸家题跋来看，陈氏兄弟于熙宁、元祐间持祖父诗稿遍谒诸公，二人与此卷关系密切。

〔图二〕 宋司马光 《天圣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故宫历代法书全集》（十二），台北故宫博物院，1977年，第86-87页

该卷曾经《寓意编》《珊瑚木难》卷三、《孙氏书画钞》卷一、《赵氏铁网珊瑚》卷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九、《大观录》卷三、《平生壮观》卷二及《石渠宝笈初编》卷三等著录。据以上书载，诗稿除《离郭店马上回寄乡知》至《湖上逢渔者》外，还有《秋日端居》《读子虚赋》二首，共十六首诗作，并宋颜复、郑穆、张徽、司马光、孙觉、林希、苏轼、苏辙、徐积、钱世雄、李埴、任希夷等跋。据《平生壮观》《石渠宝笈》著录，此卷还曾有明文徵明、王穉登跋。今除苏轼、司马光二跋存世外〔图二，图三〕，故宫博物院还藏有颜复跋残片，其诸宋、明人诸跋皆不知去向。

〔图三〕 宋苏轼 《跋陈吏部诗稿》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故宫历代法书全集》（十一），台北故宫博物院，1977年，第68-69页

此卷徐邦达先生鉴定为“北宋名人墨迹，孤本，珍乙”，在《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中称：“真迹，残缺后段，上。”《清宫流散书画损毁摭拾》中亦提及此卷：“宋陈洎《自书诗》卷（孤本），宋人题跋甚多，《石渠宝笈初编》著录。故宫收得时已被撕去最末之诗一首，及前首诗的末一行，又第一行至第三行亦损数字。又另获颜复残跋一段。”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也对苏轼、司马光二跋与此卷的关系做了探讨。除此之外，丁政《碑帖书画与诗歌文献研究》、韦娟《陈洎〈陈副使诗〉考辨——〈四库全书总目〉补正一则》等，从辑佚、校勘等文献学角度对此卷作者的生平、各本同异、著录等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本文拟进一步联系文物，对作品面貌及所涉及的历史背景和鉴藏问题予以探讨。
一 传世陈洎《自书诗稿》残卷、颜复残跋面貌及相关问题
（一）残卷稿本特征及卷首割配

〔图四〕 陈洎 《自书诗稿》 卷 （局部）

从传世陈洎诗稿残卷面貌来看，此卷用笔草草，多有涂改之处，且多处并非错抄，而是修改润色〔图四〕。如第二首第三行原写作“雀本非神异，莺须愧彩章”，作者涂掉“本”“神”“须”字，改为“神雀非灵异，流莺愧彩章”。又如《还刘处士先令公功名录》第四行，原写作“枉教生不遇明君”，作者又将“枉教”涂掉，改为“可惜生不遇明君”。《对雪寄崔仲裕》题下注原为“在蓝田时闻崔在酒舍”，作者涂掉“时”字，又在题注最上方添一“时”字，变为“时在蓝田闻崔在酒舍”。此外，诗题也多有修改。如《还刘处士先令公功名录》，原作《读刘令公功名录》，后将“读刘”二字勾去，在上方添书“还刘处士先”五字。又如《谢人惠三峰朱柿子》，将“子”勾去。这类修改润色，从传世司马光《资治通鉴稿》、刘汉弼《曾巩谥议稿》等书稿中都可以找到近似之处，这恰是稿本的特征。

〔图五〕 《诗稿》 卷起首部分

此卷起首部分〔图五〕存在拆配痕迹。“呼树止陵阳”一诗无诗题，沿第一行右边被割去，其割配痕迹从底部“师仲”圆印半印可以看出。右接纸亦被割去大部分，仅余一窄条。后又接《离郭店马上回寄乡知》一诗，乃是写在另一纸上，纸幅较宽。据此，装裱者应是割掉了“呼树”一诗诗题，将另一纸上所书《离郭》诗拼配于卷首。
与此诗稿卷相关的最早记载为南宋陈思所编《两宋名贤小集》，卷八“陈副使稿”云：
陈洎字亚之，彭城人。曾知怀州审刑院，宝元间为屯田外郎。庆历五年，转吏部外郎加直史馆，迁度支副使，寻调盐铁。皇祐元年，以副使行河，还卒。其孙师仲、师道藏其手书遗诗，尝出以示，一时名公如林希、司马光、孙觉、苏轼、苏辙、徐积、钱世雄、任希夷、李埴俱有跋语，极为推重。
并收录自《离郭店马上回寄乡知》至《读子虚赋》诗十六首，内容与诗稿卷和明清著录基本相同。而其中第二首诗题为《黄鹄》，说明在陈思时，此篇尚有诗题，应是一幅完整的诗稿。
而至明代朱存理《珊瑚木难》及以后的明清著录，都不见第二篇诗题，说明割配发生在陈思著录以后，明代诸家著录以前。
从《离郭》一诗书法来看，其字形较后纸陈洎诗稿所书为大，笔画亦粗重，体现出不同的书法特点。并且诗稿中其他诗多有修改润色之迹，而此诗则无，说明有可能是后人抄录并补配上去的。至于为何发生这样的割配，尚不得而知。
（二）印鉴问题
据《石渠宝笈》所载，此卷上有“师仲”印四枚。从存世诗稿卷来看，卷上确有四处“师仲”圆印（一为半印），分别钤在“呼树”一诗下方（半印）及卷中三处接缝处下方。此或为陈师仲所钤。
卷上还有白文“韩氏之印”。据《石渠宝笈》记载，该卷本幅有“韩氏之印”五枚。但现存诗稿残卷仅有四印，分别钤在《离郭》诗尾、《黄鹄》诗中、《蓝溪》诗中和《雉媒》诗尾。《石渠》又载颜复跋前、郑穆跋后、孙觉题前、苏辙题前、徐积题前及钱世雄题前，皆有“韩氏之印”。从司马光《天圣帖》、苏轼《跋陈吏部诗稿》及颜复残跋来看，幅前也均有此印。该印较少见于传世书画，顾复认为此印是出自韩侂胄，理由是：
李埴题以前有韩氏图书，惟任希夷一跋无之，为韩侂胄收藏，希夷参政在侂胄罢相之后。
但仅凭任希夷跋无此印，不能充分说明此卷是韩侂胄的收藏。文献和传世文物中也没有关于韩侂胄曾收藏此卷及相关印鉴的记载。南宋《中兴馆阁续录》著录《群玉堂法帖》十卷目录，其中无陈洎《自书诗稿》。据周密《云烟过眼录》，韩侂胄曾藏米芾帖十二册，有“阅古珍玩”大印，智永真草《千文》后也有“永兴节度使印”和“韩侂胄印”。今故宫博物院藏宋拓《群玉堂帖》收录佚名《唯识论注》后有白文“韩侂胄印”、朱文“阅古审定法书之印”“永兴军节度使印”，诸印皆未显示韩侂胄与“韩氏之印”的相关性。因此，目前并无充分证据说明“韩氏之印”为韩侂胄所有。
从“师仲”“韩氏之印”的位置，也可以发现卷首割配的一些问题。此卷“师仲”印均钤在接缝处，“呼树”一行下方“师仲”印为半印，说明该诗诗题及以前部分应是沿接纸处裁掉。而《离郭》诗裁割处紧贴末行，十分局促，是否因诗后有其他内容，故必须裁去，尚不得而知。《离郭》诗一纸上仍有“韩氏之印”，这说明“韩氏之印”应是割配后所钤，时间也应在陈思以后，故而不应是韩侂胄印。
陈洎非著名书家。吴升云：“此卷纸本书法严整，方棱劲峭，与司马文正同一结构。”从作品看显然过誉，结构更与司马光无关。顾复则评：“予观亚之诗稿，盖因诸题跋而得名传者也。亚之功名不显，诗亦无多，字不入格，乃为后山之祖，故存留手泽，持示诸公，俾诸公诵读之，赞叹之，题跋之，七百年来尚在人间而不磨灭。呜呼！人可无后乎哉？亚之为后山之祖，无书名，书亦平平，但其品行诗词为诸贤所仰止耳。”从书法论，顾氏所评是比较公允的。
（三）颜复残跋相关情况

〔图六〕 颜复跋陈洎 《自书诗稿》 卷残片 故宫博物院藏

陈洎《诗稿》诸跋，除苏轼、司马光跋尚存世外，还有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段颜复残跋，此跋较少为人所知〔图六〕。跋文共十一行，从“陈公亚之三十丈”始，至第十行行首残，第十一行仅余“义失张莫”四字。本幅右下方钤有“之印”半印，应为“韩氏之印”半边。徐邦达先生文章中提及的颜复残跋，即为此跋。
颜复（1034－1090）字长道，彭城人，颜回四十八世孙。嘉祐六年（1061）进士，知永宁县。熙宁中为国子直讲，因讥刺新政触怒王安石而罢官还乡。元丰二年因乌台诗案牵连，遭到处罚。元祐初召为太常博士，迁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进起居舍人兼侍讲，转起居郎，拜中书舍人兼国子监祭酒。元祐五年卒。与苏轼、王鞏等皆有交谊。颜复书法不见于墨迹和刻帖当中，此跋应具有孤本价值。颜复非宋代一流书家，其书法用笔方拙，近于司马光，由此可窥见宋代文人书法的一种面貌。
此残跋内容与明清著录吻合。前有“韩氏之印”半边，印色、印文形态都与诗稿及司马光、苏轼二跋上钤印一致。钤印位置在题跋前部，也符合《石渠》著录。此跋在诗稿和司马光、苏轼二跋基础上，进一步为此卷及题跋残片的缀合、面貌的完整提供了重要补充。
二 陈洎诗集、诗稿的流传与变化
陈洎诗稿有手书及抄本多种，篇目约二十篇上下不等。又据宋人记载，其后人曾纂集二十卷陈洎全集，惜已不传。此卷陈洎《自书诗稿》在流传过程中，也不断发生变化，以下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陈洎诗稿与全集
明清著录及传世至今的陈洎诗稿卷均录诗十六篇。而从各家题跋内容来看，诸公所看到的并非都是陈洎手书，也夹杂抄本。司马光在跋中提到此稿为陈洎手书；苏轼跋则云“公之孙师仲录公之诗廿五篇以示轼”，则其所见为陈师仲的抄录本。而诸家所见之本在篇目上也存在分歧。苏轼跋称所见为二十五篇，颜复跋则称二十二篇，且颜跋中提到《借宅》《赠无已师》二诗，为传世诗稿卷所无。据此可以推知，诸公所见的诗稿，应存在一个手稿和多个抄本的可能。《石渠宝笈》考证称：“按诗止十六首，而颜复跋谓二十二篇，其六篇盖与（于）文徵明书记，皆为鬻书人割去也。”实不确。陈洎诗稿入清内府前，苏轼跋已被拆分，考证者无从比较苏跋与颜跋所记的差异，故而不知诸家所见的诗稿实有所不同。
目前各类辑稿收录的陈洎诗，皆为一卷本，篇目或有差异，总体而言基本从《两宋名贤小集》中来，不脱十六篇之梗概。而在诸跋及文献著录之外，宋代李廌的《陈省副集序》为厘清陈洎诗稿及诗集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李廌为苏门六学士之一，与陈洎之孙往来交厚。在《序》中，李廌对陈洎的生平功绩作了评说，并对其诗文予以很高评价，而在此基础上，李廌特别提到他所见陈洎遗稿和全集：
廌生世晚，不得从公游，然与公之孙师仲、师道友善，尝获见公遗稿，乃世所谓铁盐府君之诗者也。才二十一篇而已，常以不多见为恨。今公之外孙巩、大夫程因显忠以全集示廌，古律诗凡百九十首，杂文一百四十六篇，列为二十卷，曰：“吾家父子集而录之，虽残编断简，殆无遗矣。至巩将誊数十本传于人间。昔紫微颜舍人长道为序于前，敢以后序诿吾子。”廌曰：“文之有前后，如服之有冠履，车之有盖軨，不可不慎。今无以过举乎？”因曰：“君从事于文久，且辱与两外兄游，可无辞。”故陈三不朽之说，庶几托名于无穷，亦所荣也。
由此可知，陈氏兄弟向李廌出示过祖父遗稿，且为二十一篇本，这又与存世陈洎诗稿卷及诸家跋所提及各本不同，是另一个本子。而更重要的是，李廌在《序》中提到陈洎的外孙巩和程因辑录并出于了陈洎全集，集共二十卷，其中包括一百九十首诗、一百四十六篇文。《序》中又提到，巩请颜复为陈洎集作前序，请李廌作后序，乃成此篇。今陈洎《诗稿卷》后颜复跋内容，仅是就此稿而言，并未提到全集，则颜复所作前序应为另一篇，且时间应在题跋之后。清李盛铎光绪三十年抄本《陈副使遗稿》（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将颜复跋系于前序，实不确。李廌提到的由陈洎外孙巩誊抄的全集二十卷，不见于任何文献著录，大约不久之后就散佚不传了。唯诗稿流传后世，被后人辑录并作为文献留存。
（二）陈洎《诗稿卷》的著录与流传
此卷诗稿明清著录书多有记载，从各家著录展现出的异同，可以看出此卷在明清流传中的一些问题。
明代对此卷著录较早者为都穆《寓意编》和朱存理《珊瑚木难》。二人时代相近。《寓意编》记载较略，云：“宋陈亚之《自书诗》一卷。亚之后山祖，司马公、苏氏兄弟跋，王廷槐藏。”《珊瑚木难》所记则较详，卷三“宋陈亚之诗”著录诗稿全文及颜复等十二家跋。在该卷入清内府之前，明清各家著录诗稿及宋诸家题跋内容，除顺序有所差次之外，基本没有差异。
此卷在流传过程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文徵明跋的存而复失。顾复《平生壮观》即记载此卷后：“文徵明作诸公传又跋。文书为人窃去，王穉登代书，穉登跋出。”文徵明跋对宋代题跋诸家的生平事迹进行详细考证，赖王穉登抄录内容得以保存。王穉登跋又云：
亚之先生诗草，四十年前余尝见黄翁懋父家，文太史疏诸跋者，爵里姓名宛然在也。是时余方弱冠，已叹先生博雅为不可及。去岁见于曹重父斋头，陈诗及诸公跋皆无恙，独文翁此书已乌有。后乃知鬻书者割以归他人，重父购之不可得，其疏，俾余缮写缀卷尾。余书拙且恶，岂堪代先生捉刀，独谓先生疏诸公行事，非贮《宋史》在腹中者不能，五车三箧无以过此，而犹欲俟博雅君子谦尊而光，宁可及哉？今世鲰生，目睹邱坟未盈卷，便沾沾自夸行秘书，读此能无污下及踝？己亥七夕前三日，王穉登书。
己亥为万历二十七年（1599），王穉登云四十年前在黄懋父家见此卷，即嘉靖三十八年（1559），时王穉登二十五岁。王称当时文徵明跋尚存。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在曹重父处重见此卷，陈洎诗及诸公跋仍在，文跋则已佚去。推测文跋被拆去，应在嘉靖三十八年至万历二十六年间。
顾复以前诸家均未著录文跋。都穆、朱存理时代较早，可能当时文徵明尚未题跋。赵琦美与王穉登时代相近而稍晚，《赵氏铁网珊瑚》却未著录文跋。实际上，此书非赵琦美亲录见闻名迹，而是赵氏在佚名《铁网珊瑚》基础上、参校传朱存理所作《铁网珊瑚》而成的一个辑校本。
此后清代的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也以辑录各家著录为主。《四库总目提要》评价《式古堂书画汇考》云：“惟所载书画不尽属所藏，亦非尽得之目见，大抵多从汪砢玉《珊瑚网》、张丑《清河书画舫》诸家采摭裒辑，故不能如《宝章待访录》以目见、的闻灼然分别。”因此，其对于陈洎诗稿的著录，也应参考了《赵氏铁网珊瑚》。既无文跋，更无王穉登跋，是可以想见的。
顾复《平生壮观》成书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著录其所见书画。卷二著录“陈亚之”云：“诗稿十六首，纸上字小如钱，拖尾上则颜复、郑穆、张徽、林希、司马光、孙觉、苏轼、苏辙、徐积、钱世雄、李埴、任希夷题。⋯⋯”又云：“读陈亚之诗稿，其第五跋乃温公笔也。”可知在顾复见到此卷时，司马光、苏轼二跋尚未拆分。苏轼跋上有索额图“也园珍赏”印，此印不见于陈洎自书诗稿卷及其他跋中，说明二跋的拆分是在顾复见此卷后至索额图收藏的期间。其后《大观录》亦称：“宋跋自颜长道以下凡十二家中，司马公跋已悬饼金购去，可怅耳。”
又吴其贞《书画记》著录“陈亚之诗稿一卷”云：
书法古雅有似李西台，纸墨如新。亚之讳垍，彭城人，卷后传道、颜长道、郑闳中、张伯常、林子中、苏东坡、苏子由、徐仲车、钱世雄、李季永、任伯起、莘老十二人题识，而传道者亚之孙也。明文衡山、王伯谷题跋。
吴其贞《书画记》成书于崇祯八年（1635）至康熙十六年（1677），此时文跋早被拆去，但司马光跋应仍在。吴其贞著录诸家跋，有文跋而无司马光跋，又多出陈师仲跋，为诸家未载。是吴氏误记，还是所见为另一本，尚不得而知。
三 陈师仲、师道与题跋诸家关系——以乌台诗案为线索
熙宁至元祐年间，陈师仲、师道兄弟持祖父陈洎诗稿，遍谒名公，并求题跋。从诸家题跋可知，陈师仲、师道先后于熙宁九年（1076）十一月请颜复题跋，元丰二年（1079）三月请张徽题跋、八月请司马光题跋，元丰四年七月请孙觉、林希题跋、十一月请苏轼题跋，元丰五年向钱世雄出示诗稿，元祐元年（1086）正月请苏辙题跋，元祐六年二月请徐积题跋。在陈师仲去世后，其子孝友继续持诗稿谒见名公。于崇宁二年（1103）五月请钱世雄题跋。南宋以后，此卷流传出陈氏子孙之手，为“博雅君子”佚名所藏，又有李埴、任希夷跋。
就题跋者的构成来看，无论是苏轼、苏辙，还是司马光、颜复、郑穆、孙觉、钱世雄等，均为反对王安石新政的旧党人士，并多在乌台诗案中遭受打压，而师仲、师道请诸公题跋恰在乌台诗案前后，这实际反映出他们向朝中旧党一派的靠拢，他们的这一政治倾向在乌台诗案后达到高峰。
（一）陈氏兄弟在乌台诗案前与诸公的往来
陈氏兄弟在政治上亲近旧党由来已久。其父陈琪即与王安石不合，未受重用。陈师道《先君行状》云：“有荐君于丞相荆公，荆公书其姓名于便坐，既至，使相度百司利害。久之罢归，吏部省吏谓君曰：固知君不办此。善事吕嘉问，其进久矣。”其祖父与司马光、颜复先人的渊源同样加深了陈氏兄弟与旧党的情感基础。
乌台诗案发生在元丰二年，王安石所引之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御史何正臣等上表以苏轼诗文讥切时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为由，对苏轼予以弹劾。最终苏轼贬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相关二十余人受到牵连，体现出朝中主张新法的势力对反对一派的打压。
陈师仲、师道遍谒诸公为祖父诗稿题跋，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第一跋为熙宁九年（1076）颜复跋。颜复与陈氏兄弟为同乡。熙宁四年任国子直讲时，正值王安石推行新法，颜复在太学向诸太学生策问王莽、后周变法事，苏颂极论为非，颜复列为优等。曾布以非毁时政为由，向王安石告发。王安石大怒，遂逐颜复等五人。陈氏兄弟请颜复跋，即值颜复被逐返乡的时期。
其后熙宁十年至元丰元年（1078）间，陈氏兄弟又拜谒苏轼、苏辙。是时苏轼是在徐州任上，也即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的外任时期。苏轼在《答陈师仲书一首》中提到：“曩在徐州，得一再见，及见颜长道辈，皆言足下文词卓伟，志节高亮，固欲朝夕相从。”苏辙在《答徐州陈师仲书二首》也提到这次见面。可知师仲、师道兄弟在徐州初次拜谒苏轼、苏辙。此后，苏轼在颜复那里听到对师仲的赞誉，将其引为挚友。
元丰二年八月，陈氏兄弟又赴洛阳，请司马光为诗稿作跋。此时乌台诗案方兴。在这一时期题跋者还有张徽、郑穆。张徽字伯常，宝元元年（1038）进士，生平不详于史传，仅知其熙宁初知军州兼转运使，与范纯粹、司马光、曾巩友善，多有酬和之作。郑穆生平《宋元学案》所记甚详，郑穆字闳中，闽人，早在英宗时就与曾巩、孙觉、林希等人交好，与闽士陈襄、陈烈、周希孟并称“四先生”，为陈襄妹婿。陈襄字述古，号古灵，为北宋著名学者，孙觉等皆为其门生，曾向神宗举荐司马光、韩维、吕公著、苏颂、范纯仁、苏轼、郑侠等三十三人，未全部得到采纳。以反对青苗法遭到王安石忌惮，在乌台诗案中遭到牵连并被处罚。由交游可以窥见张徽、郑穆的政治倾向。陈氏兄弟不畏政治形势之险而向旧党士人靠拢，体现出二人的骨鲠之气。
（二）乌台诗案后陈氏兄弟与以苏轼、苏辙为中心诸公的往来
乌台诗案之后，陈氏兄弟不畏流俗，进一步向旧党士人亲近。元丰四年（1081）七月，请孙觉、林希作跋。孙觉字莘老，高邮人，受学于胡瑗、陈襄，为黄庭坚岳父，与苏轼、曾巩等往来交厚。初因反对青苗法见逐于王安石，出知广德军，徙湖州等，同样在乌台诗案中遭到处罚。林希字子中，福建人，元丰年间知太常礼院，迁著作佐郎、礼部郎中。此时亦与二苏交好。
同年，陈师道与颜复在京师会面，为作《颜长道诗序》。《序》中言：“致怨于明主，昏主则不怨也，谓其不足怨也，则又不怨。故人臣之罪莫大于不怨。不怨则忘其君，多怨则失其身，又有义焉，此其以异于小人者也。夫子之诗，仁不至于不仁，义不至于多怨，岂惟才焉。”流露出对颜复遭遇的愤懑不平。
元丰五年，陈氏兄弟又向钱世雄出示诗稿。钱世雄字济明，武进人，号水华居士，尝官吴兴尉，为钱公辅之子。钱公辅字君倚，少从胡翼之学，第进士甲科。神宗朝为知制诰。初与王安石友善，后因政见不合，被王安石罢谏职，出知江宁府。神宗欲召还，遭到王安石阻挠，最终卒于提举崇福观任上。钱公辅与苏轼有交谊，钱世雄与苏轼亦往来交厚，并且在乌台诗案中遭到处罚。从以上题跋的人选，可以窥知陈氏兄弟向旧党诸公，特别是受到乌台诗案牵连者的同情和靠拢。
而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陈氏兄弟对苏轼的态度。元丰四年十一月，陈师仲请苏轼题跋。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贬官黄州，亲友多避之，陈氏兄弟对苏轼却更加亲近。苏轼《答陈师仲书一首》中提到师仲请他作跋之事，云：“先吏部诗幸得一观，辄题数字，继诸公之末。”与传世题跋恰相吻合。苏轼又云：“自得罪后，虽平生厚善，有不敢通问者，足下独犯众人之所忌，何哉？⋯⋯其间十常有四五见及或及舍弟，何相爱之深也。”“见为编述《超然》《黄楼》二集，为赐尤重，从来不曾编次，纵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为家人妇女辈焚毁尽矣，不知今乃在足下处，当为删去其不合道理者，乃可存耳。”
苏轼因文字罹祸，一些亲友唯恐避之不及，其诗稿家人也为避祸而焚毁。而陈师仲则特地与之亲近往来，并以所藏苏轼诗稿编为《超然》《黄楼》二集。陈师道也是如此。《却扫篇》记载：“陈无己尝以熙宁、元丰间事为编年，书既成，藏之庞庄敏家。⋯⋯绍圣间，庞氏子惧为己累，窃其书焚之。世无别本，无己终身以为恨。”同样不畏严峻的政治形势，将乌台诗案前后事件记录下来。吴升《大观录》云：“公孙为师仲、师道，而师道字无己，尤高介有节，故手泽所在，熙祐诸名贤乐为题识也。”事实上，师仲、师道皆以高节行世，经历乌台诗案风波，更得当世名公的倾重。基于此，可知在文献之外，陈洎《自书诗稿》卷及题跋为师仲、师道与旧党诸公的往来、特别是乌台诗案前后的交谊又提供了一份重要佐证。
陈洎《自书诗稿》后跋，除司马光、苏轼二跋及颜复残跋存世，其他皆下落不明。宋题跋诸家书法，除苏辙有尺牍传世、林希有《风范帖》《前日帖》及米芾《蜀素帖》后跋，郑穆有《蔡行敕》跋，任希夷书法见于跋司马光《资治通鉴稿》后及诸刻帖外，其他诸家书法均属稀见，惜已不存。本文仅就陈洎《自书诗稿》残卷历代著录及传世情况展开考察，期待学界的进一步发现和研究。
（本文作者单位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原文标题为《宋陈洎〈自书诗〉残卷研究》，全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1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刊时，注释未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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