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姚洋：地方政府不应再用行政性限制干预房价了，建议放开限购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姚洋 澎湃新闻记者 周頔 摄

新春伊始，2024年全国两会也召开在即，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要定在怎样的水平？当前经济复苏的挑战在哪里？又要采取哪些办法来恢复民营企业家信心？

针对上述问题，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了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姚洋。

姚洋认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保持在5%到5.5%是没有问题的。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要定得比去年高一些，建议定到5.5%，释放积极信号。

谈及当前经济复苏面临的挑战，姚洋认为有两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一方面是房地产，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债务。姚洋建议，对于房地产可以全面放开限购，房贷利率不必再区分首套房还是二套房，此外还要进一步降低贷款利率。对于地方政府债务，中央政府应制定一揽子化债措施，出手帮助地方政府走出债务困境。

此外，姚洋还谈到，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还是要靠提振经济实际的表现，通过发文件、定政策的方式来调整民营企业家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往往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够看到成效。如果文件发得过于密集而实际落地过程中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反而会影响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以下为采访实录（在不改变原意基础上略经编辑）：

“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可以定到5.5%”

澎湃新闻：2024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历年来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速目标都备受各界广泛关注。目前国内外关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市场复苏情况有很多争论，对于今年经济增速水平的预判也有一定分歧。想请教您如何预判今年的经济增速？对目标制定有什么建议？

姚洋：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保持在5%到5.5%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中国的储蓄量足够大，储蓄仍然占GDP的45%，中国的技术进步速度不慢，所以整体增速不可能太低。对于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我个人建议还是要定得比去年高一些，可以定到5.5%，也给大家一个更进一步的信号。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进入了下行阶段。总体来看我国储蓄率呈现下行趋势，尽管疫情期间储蓄率有一定的非正常反弹，但去年开始我国储蓄率又恢复了继续下降的趋势，预计未来还会延续。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居民储蓄将转化为投资，而储蓄下降则会导致投资下降，进而影响经济增速。

对标对表2035远景目标，就必须让潜在增速保持在5.5%左右，至少在2030年之前增速必须要有所保证。有测算预计到2030年之后，我国的潜在增速可能会下跌到4.5%，而过去几年受疫情影响，我国经济的平均增速是低于实现2035远景目标的平均要求的，因此，当前就必须要实现并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

澎湃新闻：此前一段时间，很多国际组织、市场机构发布了对2024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大概在4%~4.6%。您怎么看这些预测？

姚洋：为什么国际组织、市场机构对前景预判普遍比较悲观呢？这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逻辑没有理解透彻。

我们观察美国、欧盟等经济体，他们的政府干预经济主要就依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其他的干预比较少。相比较而言，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所设定的目标更多，干预的方式也不仅仅局限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会制定很多非经济的目标，但其对经济发展会有影响。面对多重政策目标，政府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会在不同时期给予不同目标不一样的权重，这也是造成经济表现不同的重要原因。

如果对非经济目标给予的权重过大，或对产业调整给予的权重比较大，经济表现自然就可能受到影响。此外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房地产问题给予的权重不一样，对于经济的影响也会不一样。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此外，会议还特别强调，要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这表明今年的工作重点侧重于“稳增长”，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政府政策的权重调到了保经济增长上面，这对于今年经济恢复和发展是利好的。

澎湃新闻：目前，中国31个省区市2024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全数公布，其中有5个省区市今年的增速目标与去年GDP增速持平，各有13个省区市增速目标高于、低于去年GDP增速。您怎么看各地制定今年经济目标的情况？

姚洋：从各地两会来看，大部分省份特别是经济大省所设定的增速目标都在5%~6%，一些省份甚至设定了比6%更高的增速目标。至于预期目标产生分化的原因，我觉得至少有三个：

首先，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明确点名“经济大省”，要求担起“为稳定全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的重任。经济强省全力拼经济，自然就会拉开与经济弱省之间的差距。

其次，去年国务院加强了重点省份分类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要求12个重点省份在地方债务风险降低至中低水平之前，严控新建政府投资项目，严格清理规范在建政府投资项目，以控制债务风险。这些高债务省份往往也是经济弱省，被限制投资后对预期目标自然也会有所降低。

再者，近年来新经济高速蓬勃发展，成为拉动经济的增长点。但新经济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经济强省中，随着经济复苏，新经济再次提速也会进一步拉大地区间的差距。

建议全面放开限购，进一步降息

澎湃新闻：近期您在《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将重新回归向上周期》一文中指出，2024年中国经济可能在下半年重新回归向上周期，进一步复苏。在您看来上半年承压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推动经济转入向上周期的决定性力量是什么？

姚洋：当前经济复苏卡在了两个点上，一个是房地产，另一个是地方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9.54亿平方米，同比下降20.4%；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约6.93亿平方米，同比下降20.9%。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1.17亿平方米，比上年下降8.5%。

研究表明，未来我国商品住房需求年均约为10亿平方米，这也是房地产稳定状态下的均衡值，低于这个均衡值，房地产就出现了衰退。

我认为当前要稳住房地产，还需要政策继续发力，对此我有几个建议：第一，可以全面放开限购，给市场一个积极的信号；第二，房贷利率要一视同仁，不必再区分首套房还是二套房；第三，进一步降低贷款利率，为购房者减轻负担。

谈到降息，很多人会担心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承压与稳定性，但如果通过降息实现房地产市场回暖，经济好转，股市大涨，资金自然也会回流。

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目前一些欠发达省份不仅无力还本，甚至付息也出现了困难。有的拆东墙补西墙，导致地方国有企业经营也出现了问题。尽管在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方面，中央多次表态坚持不救助原则，“谁家的孩子谁抱”，但是目前很多地方确实无力解决，只能向后拖延。

我认为要参考20多年前的债务清理经验，采取一揽子的化债解决方案，要清理三角债，要剥离不良资产，完成化债之后，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约束，不能让其乱借债。此前在2014年、2018年进行过两次债务置换，但这并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需要中央以更大的决心进行一揽子的化债安排。

澎湃新闻：近年来房地产下行对经济增长形成了拖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目前部分地方已经释放了政策空间，您觉得要做到中央要求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还需要做哪些调整？

姚洋：在前期对房地产行业进行调整的过程中，政府出台了一些限制性政策，目前看有些处于放弃状态了，但考虑到政策的延续性、一致性，也并没有直接宣布解除，只是转变为不说要执行了。然而，这些政策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房地产企业的头顶，使得很多人特别是银行会有忌惮，不能放开手脚给房地产进行贷款。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出台了可以给予融资支持的房地产项目“白名单”，以此来对前期政策进行回调。然而，从目前情况看，继续以这样的力度进行调整似乎并不能推动房地产行业止跌回升。去年下半年开始，房地产政策已经开始进行了调整，但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在过去几年持续下降的基础上现在还在下降，这就要求必须出台有显著效果的政策，目前已出台的政策力度可能并不够，还需要再加大一些。

此外，我也认为地方政府不能再通过行政性限制来干预房价了。如果房价在下行，应该让其一次性调整到位，也就是真正的触底之后才会反弹。如果总是通过行政干预，房价总有跌的预期。

很多人担心房价下跌会影响百姓资产负债表，但买房真正用来住的人往往不太在意短期房价的波动，真正怕波动的是房地产投机商。目前我们的银行体系已经足够强大，是经得起考验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香港房价跌超50%，但三年之后就反弹回来了，市场调整有个过程，跟股市是一个道理，触底之后就会反弹。

当前中国对房地产的刚性需求还在，特别是改善性需求仍然充足。如果房地产政策调整得当，也许到今年三季度可以实现销量止跌，触底之后也有反弹的可能。

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还是要靠提振经济

澎湃新闻：谈及外资减少，您提出没有必要区分外资、内资，投资应该被当作一个整体来看。2023年数据显示内外资投资增速均有所回落，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2022年几乎折半。您怎么看今年的内外资的投资形势？又要采取哪些措施推动投资恢复？

姚洋：从地方政府开工的新项目来看，今年的投资会比去年多一些。其实去年的制造业投资也并没有很差，特别是在新技术方面，增长还是很多的。去年大家体感温度不好主要是冷热不均，也有很多行业也赚到钱了，只不过赚钱的行业自己都不说，只有亏钱的行业在发声，所以体感温度似乎不是太好。

2024年，关键是要让投资者看到未来的希望，恢复信心，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经济继续推上去，把需求提上来。

对于加大投资，我还是建议中央政府要出手救助地方政府，让地方政府能够从债务困境中正常运转起来。

地方政府的支出是一个放大器，不仅对实体经济来说是放大器，对整个金融也是个放大器。因为地方政府的支出会有一个担保作用，一个企业拿了政府订单之后，它在市场上融资就容易了，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扩张。现在市场面临需求不足，要怎么去扩张需求呢？我们不能只看到实体经济，还要看到债务，如果债务不扩张，实体经济就扩张不了。

澎湃新闻：在欧美经济依然处于微弱收缩状态的背景下，我国2024年出口依然要面临巨大挑战。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国内很多制造业企业开始“出海”，这将对我国现有的产业体系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

姚洋：过去一年，全球经济仍处于下行期，欧美面临严重通胀压力，加上部分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贸易争端、外交纠纷等，整体面临复苏乏力的困境。整体需求的减少，影响了中国的出口贸易，二者并非仅靠我们自己就能缓解。即便如此，很多“出海”的中国企业，还是成为了2023年的亮点。

其实对于企业“出海”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们现在的产业发展阶段就像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日本，过剩产能大量向海外迁移，但我们不会像美国那样，我国的经济体量、人口等远超日本，不必担心中国产业会空心化。

至于产业转移对出口的影响，转移出去的往往是最后一道工序，而前期的上游、中游产业还在国内，换角度说是增加了中上游的出口，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必过分担心。

澎湃新闻：过去一年民营企业投资有所下降，近期您也出席了亚布力论坛，在和民营企业家们交流中，您觉得要怎么恢复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姚洋：总体而言，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还是要靠提振经济实际的表现。

通过发文件、定政策的方式来调整民营企业家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往往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够看到成效。如果文件发得过于密集而实际落地过程中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反而会影响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近一段时间资本市场有了比较快的反弹，如今已经回升突破了3000点，这样的形势更容易让民营企业家恢复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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