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摇”到“科目三”：始于土味刻奇，成于自我疗愈

◎李宁

最近，一个名为“科目三”的舞蹈突然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刷屏。配合一曲《一笑江湖（DJ版）》，在公共场合旁若无人地跳起“科目三”，成为e人们（MBTI人格测试中的外向型人格）的“社牛”明证。

在这波狂欢风潮中，各类视频博主闻风出动、竞相演绎，某知名连锁火锅店推波助澜，短视频平台的病毒式散播，推动着“科目三”蔚然成风，甚至成功出海。似乎一夜之间，“科目三”开始流行于不同肤色的人群之间，不仅风靡韩国成为短视频周榜冠军，还引得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英国某芭蕾舞团等专业舞者参与其中，演绎出一股全球摇摆的现象。看似毫无营养的“科目三”，为何能够跨越圈层与国界，荡起如此一连串的涟漪？

“社会摇”的互联网考古

节奏顿挫分明、动作魔性丝滑的“科目三”，可以视为“社会摇”舞蹈的一种。

“社会摇”并非一种有着专门语汇的舞蹈样式，而是民间自创、并无定法的业余舞蹈形式，以大幅度、快节奏、重复式的摇摆动作为主要特点。“社会摇”据说源自年轻人迪厅蹦迪的即兴摇摆，从形式上看，与国外的Tecktonik、IndustrialDance、CybergothDance等一些非主流舞蹈形式也有一定的亲缘关系。

“社会摇”兴盛于本世纪10年代。2014年，“美拍”App曾发起一个名为“全民社会摇”的活动，吸引百万人次参与，还成功申请了吉尼斯“最大规模的线上自创舞蹈视频集”。随后，“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令其走向高潮。

在彼时的热潮中，来自哈尔滨的青年小伙李孟琦（网名“牌牌琦”）独领风骚，稳坐头把交椅。2018年巅峰时期，他仅“快手”平台粉丝数量便逾3000万人。许多有志于学习“社会摇”的青年纷纷投到他或其诸多弟子门下，构成了一个层级分明、数量惊人的“牌家军”。“社会摇”的火热在当时甚至引起外媒关注，称其为“中国最新的舞蹈狂热现象”。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2018年相关部门对网络表演市场与网络视听节目的整治，牌牌琦等一众主播被禁，“社会摇”的王国轰然倒塌。自此之后，“社会摇”风光不再，但持续衍生出“西安摇”“青海摇”等许多变种，以此延续余波。

“社会摇”的土味与刻奇

“社会摇”为何遭遇被规训与惩罚的命运？直接原因在于，它品位低俗粗鄙、价值理念失范，被视为社会旋律里不和谐的杂音。

与其命运形成有趣对比的是另一种社会舞蹈形式——广场舞。作为同在2010年代兴起并引发争议的亚文化形态，广场舞最终被顺利收编、化身主流。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虽然饱受噪音污染、挤占空间的斥责，但整体上传递的是一种追求健康生活与理想自我的正向价值观，能够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发挥积极有效的功能。

相比之下，“社会摇”就显得无用而有害。笔者曾在《非主流网络文艺的审美文化探析》一文里将“社会摇”与“喊麦”放在一起讨论，将它们的风格总结为“粗鄙美学”，主要体现为无聊、审丑与刻奇三点。

其中，刻奇是其最为显著的特点。“刻奇”（kitsch）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学概念，长期在国内被译作“媚俗”。实际上，作为大众文化的典型特征，媚俗指的是一种追求审美平均值、消解审美个性的现象。而刻奇更强调的是通过将情感、价值等绝对化而产生的一种矫情而虚伪的审美崇高感。米兰·昆德拉对“刻奇”有个形象的描述：“一个人在具有美化功能的哈哈镜面前带着激动的满足看待自己。”由此可以说，刻奇并非谄媚大众，而是自我谄媚。

在那时，典型的“社会摇”表演者是身着紧身裤、留着锅盖头、身材瘦长的青年小伙。表演前，甚至会朗诵诸如“辉煌岁月人人有，别把一刻当永久”“先穿袜子再穿鞋，先当孙子再当爷”等一些所谓的“社会语录”。表演者的表情要努力维持沉醉其中但又不动声色的冷酷感，视频常常采用仰拍以凸显其高大伟岸。由此，表演者们成功制造了一种自我崇高化的幻觉。

笔者曾将“社会摇”作为文化研究的课堂案例，但绝大多数学生看后表示不可理解、难以欣赏，并纷纷表现出一种混杂着猎奇与尴尬的欣赏体验。这当然不是审美偏见，而是一种审美区隔。

大致而言，那一波“社会摇”的主力军，是生于城乡结合部或农村地区的青年，多为新生代农民工或“第三代农民工”。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不具备深厚的农业生产经验而难以在传统乡土社会中立足，又因自身教育、技能、文化等因素的限制而难以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他们是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边缘人，眼前是融不进的城市，身后是回不去的乡村。

因此，当这一群人在网络空间里尽情地摇摆时，其躁动与癫狂背后隐约显露出现实的底色。“社会摇”的土味与刻奇的表面下，隐藏着一个边缘群体的身份政治表达：在城与乡之间左支右绌的他们，只能无奈地到虚拟空间中寻找立足之地，以集体摇摆寻求趣味与身份认同，纾解现实的焦虑。他们渴望被看见，渴望被认同，渴望跻身时代的主流。

“科目三”的进化与网络谜因

如同“社会摇”一样，当下风靡的“科目三”到底源自何时何处，已经难以考证。据传其源头是广西某婚礼现场。但无论源于何处，与此前的“社会摇”相比，“科目三”明显褪去了许多土味与癫狂的格调，增添了更多纯粹与欢乐的氛围。

曾被视为低俗代名词的“社会摇”竟也可以登上大雅之堂？实际上，近些年来，也有许多爱好者致力于“社会摇”的去低俗化，探索不同的表现方式，尝试将其化俗为雅。

例如，在哔哩哔哩等平台上活跃的一位名为“瑶生Y”的视频博主就以“优雅摇”著称。他的《星际穿越摇》《那年夏天，宁静的瑶》等作品，赋予了“社会摇”以一种奇特怪诞的优雅感。另一个名为“宇崎学妹想要摇”的视频博主也以娴熟、真诚而创新的“社会摇”表演而为网友们追捧。他们取其形而弃其意，不再制造自我谄媚、自我欺骗的审美幻觉。

“科目三”同样也是如此，它保留“社会摇”魔性摇摆的外壳，去掉土味刻奇的内核，试图在主流审美里找到自己的安全区间。当然，它并不高雅，相反十分媚俗。因为媚俗，相较之前“新工人”群体作为主力的“社会摇”，它更加无害、更加纯粹。由此，它不再局限于特殊社会群体的文化趣味与身份政治，具有了跨越圈层的效能。同时，与以往纷繁杂乱的“社会摇”相比，统一的背景音乐与易学的舞蹈语汇让“科目三”更加具备成为“网络谜因”的特质，更易大规模复制与病毒式传播。

当然，如果只看到“科目三”的形式特色，或许忽略了它背后更为深广的现实内容。可以感同身受的是，当下社会正日益走向“躺平”与“内卷”作为一体两面、充满了集体倦怠感的功绩社会与妥协社会。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认为，这种社会发展状态的一大特点在于患有一种“痛苦恐惧症”。他在《妥协社会》一书中这样写道：在妥协社会中，“痛苦被看作虚弱的象征，它是要被掩盖或优化的东西，无法与功绩和谐共存。……痛苦被剥夺了所有表达的机会，它被判缄默。妥协社会不允许人们化痛苦为激情，诉痛苦于语言。”

加速竞争、过度积极、效绩主导的社会，加之疫情的侵扰，使得自我剥削与精神内耗成为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普遍的精神状态。近年来以“emo”“网抑云”等为代表的丧文化现象，以及以“废话文学”“发疯文学”等流行的文字句式，似乎都指向一种不稳定的集体情绪状态。在公共场合跳起“科目三”，表演者演绎随时发疯，观看者也乐在其中。他们在共同在场的情境中构建起互动仪式，经由夸张而强烈的情动实践，分享同样的情绪与快感，排解共通的压抑心理。

而这，或许便是“科目三”与以往“社会摇”表演的最大不同：它将边缘群体的自我谄媚转变为广大青年的自我疗愈：不能直面痛苦，那就纵情欢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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