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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与大都市|陈克伦:文物背后的文化力量超越民族与国界

发布时间:2022-12-16 15:19:07鲁坚政来源:

导读【编者按】2022年12月21日,是上海博物馆开馆70周年的日子,70年来,这座博物馆与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经历了怎样的融合与互动,博物馆在保护...

【编者按】

2022年12月21日,是上海博物馆开馆70周年的日子,70年来,这座博物馆与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经历了怎样的融合与互动,博物馆在保护和传承城市文化中有着怎样的责任担当?上博这座文化地标,在展现城市文化积淀、打响城市文化品牌、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一座博物馆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见证和讲述着历史,更在于它为未来社会提供了无限想象空间。

在上博7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推出“爱上博物馆”专题,讲述“博物馆与大都市”、“博物馆与都市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见证历史,望见未来。

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克伦

上海博物馆的大厅中,有整整一面墙,镌刻着“上海博物馆文物捐赠者名录”,目前,上博馆藏珍贵文物的23.6%来自捐赠。可以说,上海博物馆是和收藏家互动最密切的博物馆之一。捐到上博的文物,也得到了非常妥善的保管,如书画馆展柜中照明的红外感应和24小时恒温恒湿,这些先进技术保障了藏品的面貌最大限度地不受外界侵扰。

作为上海博物馆曾经的副馆长、研究馆员,陈克伦在上博奉献了几乎整个职业生涯,他曾负责过文物征集和文保中心的相关工作。上博在收集文物方面有什么独门秘籍?用了什么文保手段让国外博物馆也直呼“了不起”?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究竟为什么让专机延迟起飞?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陈克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澎湃新闻:您是在怎样的机缘下来到上博工作的?

陈克伦:我大学毕业以后,首先在浙江博物馆工作了两年。大学里我对青铜器比较感兴趣,但因为浙江是瓷器的发源地之一,领导希望我研究浙江的青瓷,于是我就转向瓷器。回到复旦读完研究生后,我先留校当老师,几年后,我觉得文物学的研究不能脱离器物,在我的研究生导师,也是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先生的帮助下,我得以在上博任意查阅书籍和观摩文物,但我觉得,长进学问最好的办法还是真的进入博物馆工作、学习。后来,就选择进入上博工作,正式加入上博后,我的眼界和知识都进一步拓展了。但我在复旦开设的中国古代陶瓷的课程由于没有人接,我依旧接着上,后来我的学生也进入到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工作。

澎湃新闻:文物对博物馆而言非常重要,上海博物馆馆藏文物的主要来源有哪些?

陈克伦:上海博物馆并不是上海市地方历史的博物馆,它是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它的收藏不仅仅是上海本地的,包括了全中国的珍贵文物。首先一种来源是考古发掘,当然上海地域有限,收获并不多。

但同时上海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因为工商业聚集,也诞生了一批收藏家,构成了上博文物的第二种来源。新中国成立不久,有一批收藏家就主动提出上海要有一个像样的博物馆。比如中南银行董事长胡惠春先生,他就率先捐了一百多件明清的官窑瓷器。潘达于先生在1951年就捐了大克鼎和大盂鼎,当时没有上海博物馆,上博正式成立是1952年,所以她在捐赠信上就写了,给筹建中的上海博物馆。

当然,收购也是上海博物馆藏品的重要来源之一,“文革”以前,上海和北京的文物市场相对比较繁荣,我们和故宫两家就合作到各地去收文物,除了北京、上海,还去一些北方城市的文物店看看有没有好东西。你如果翻开上海博物馆的文物档案,可以看到它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这些文物共同奠定了上海博物馆的文物收藏基础。

澎湃新闻:怎样的文物才算国家宝藏?您觉得上博又有哪些镇馆之宝?

陈克伦:国家宝藏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概念,比如从艺术的角度看,它在某一个艺术领域,它是最先被创造的,或者是顶尖的,或是十分稀有的,都可以把它作为国之瑰宝。从另外的一个角度说,这些器物兼具能反映我们当时的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的特点,也往往闪烁着创作者的匠心与人性的光辉。比如说大克鼎,如此大型的青铜器非常少见,而且它上面有几百字的铭文,说明了当时的一段历史,无论是在艺术史上,在青铜工艺铸造史上,在先秦历史的研究上,它都是非常重要的重器。

类似这样的文物上海博物馆还有不少,在我心里它们都是镇馆之宝,除了刚才说的青铜器中的大克鼎,还有书画类里王羲之的《上虞帖》、孙位的《高逸图》等;陶瓷类里有一件越窑的海棠碗,在黑石号发现新出水的海棠碗之前,它是全球最大的海棠碗,也非常精致美观,其他如宋代汝窑、官窑、哥窑瓷器及元青花或者明清官窑中的精品也不胜枚举。这些珍品都是我们国家与民族发展的足迹,智慧的结晶,是当之无愧的国家宝藏。

澎湃新闻:上博收到捐赠或是征集的文物有很多,那么如何谨慎地去甄别它们的真伪?

陈克伦:上海博物馆无论接受捐赠还是去征集文物,有一个非常严密的程序。关于鉴别文物的真伪,我们首先看照片,当然,如果照片能看出真伪的,那基本上就是太假了。然后就是要看实物,看它的造型、花纹、工艺,尤其是工艺产生的细微痕迹,不能放过。除书画以外的文物,还要上手,掂一掂重量,感受一下,特别是鉴定多了以后,一上手基本上就真伪立判了。当然文物鉴定也需要一定的悟性,悟性来源于用心,要真的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就更有动力去钻研。通过这几道工序,基本上95%的真伪都能鉴定了。有一些非常逼真的高仿,比如有一两个疑点,我们就比较慎重,会通过科技手法来对它进行判断。

澎湃新闻:上博吸引了中外很多收藏家来捐赠,上博和收藏家之间保持着怎样的关系?

陈克伦:上海博物馆和捐赠者的关系是一个美谈。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上博就与对上博有重大贡献的收藏家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捐来的文物,仍旧和捐赠者有关,他们的亲戚好友提出要看,我们也会打开库房让他们参观。好事传千里,这种关系传开以后,很多人都会主动把自己的收藏捐给上海博物馆。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收藏家,“文革”的时候,红卫兵到他家里撕画,他说:“不要撕,我把东西全部捐给上海博物馆”。1400多件文物,我们做了三天三夜的登记。“文革”结束后,我们把所有的东西还给他。他就说,你们把我的东西保管得那么好,你们从里面挑40件,我们就挑了40件。

还有些外国的收藏家,上世纪50年代初,正好他们要离开中国,就把东西捐给了上海博物馆。改革开放以后,有更多的外国友人,把自己的收藏捐给我们。有一位叫仇大雄,现在上博捐赠墙上好几处有他的名字,他是收藏家、古董商仇焱之的儿子。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在瑞士遇到了一位说上海话的留学生,正巧这位留学生的父亲是上博的工作人员,这样我们就建立起了联系。他第一次到上海来找我们,就说是来认亲,他把我们看作他的亲人,并捐了一些他的藏品。后来又捐,说是代表他的太太Doris,她是个德国裔瑞士人。

后来他要在香港转让一批他收藏的犀角杯,数量一共三十件不到,就写邮件给我,说让上博从中挑选五件,他要捐给上博。上博的犀角杯收藏并不丰富,这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我当天就回邮件,表达了我的谢意和喜悦。我去信后他马上又回信,他说之前说的五件不算,你要几件就拿几件。后来我和我们的一个工艺专家一起到了香港。他的儿子在香港陪着我们,一开始我们按清单挑了五件,现场,在他儿子的要求下,又增加了一件,但他儿子说,不行,我爸爸会生气的。我们只能继续一件一件地加,到了十件以后,我说再也不能要了。我回到酒店,马上把十件的目录发给仇大雄,征求他的意见,我说任何意见都可以提,他马上回应,说完全同意都捐给上博,这次捐赠和受捐就非常圆满地完成了。

菲律宾侨领庄万里先生抗战时到山海关没有看到“山海关”的匾额,听说被日本人拿走了,他发誓在世界各地寻找中国古代书画,几十年收集了500多件,建立“两塗轩”。庄万里先生去世后,1990年代,其子女希望把书画送回中国。在不少朋友的建议下,他们把其中最好的250多件无偿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还有,比如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常务副馆长西冈康宏,他也是我们很好的朋友,我们和日本博物馆界的联络,主要是靠他。我们办了好几次跟日本相关的展览,都是由他参与帮助的,他也把他的一些收藏捐给了我们,他说你们上海博物馆是我们收藏家藏品的最好去处。只要把博物馆管理好了,让收藏家们看到并认可,他们就会把收藏捐给你。

澎湃新闻:在文物收集或者保护的工作中,您有没有一些发现 “遗珠”的经历?

陈克伦:我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我们的陶瓷馆,可以看到有一件15世纪产于景德镇的龙罐,差不多是宣德正统朝交替时期的。这是顾得威先生于1961年捐赠的,因为觉得有点小瑕疵,当时将它归为参考品,也就是一般文物,这些文物和珍贵文物有区别,库房都不在一起。上海博物馆新馆(注:本文中所有的新馆,都指位于人民大道201号的上海博物馆)1996年开馆以前,我们在策划陶瓷馆的展陈,看到了如此完整并且大的一件龙纹罐,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尽管这件东西很可能不是官窑,是当时景德镇的民窑烧的,但是要烧那么大的龙罐在当时技术上是很难达到的。景德镇出土了很多这样的碎片,因为烧得不好就要炸裂。我们把它的一些小瑕疵修好了,从参考库房搬出来,放在展厅。

澎湃新闻:无论何种文物都需要精心保护,这就离不开文保中心。您觉得文保工作对于文物的意义是什么,在博物馆体系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陈克伦:文保中心的作用可以说非常大。上海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工作,从1957年、1958年就开始,在中国是非常早的。文物保护中心它有两个任务,首先,“保护”是无可争议的,但我提出是要在研究中保护。文物藏品在不利于保存的环境中会自然损坏,如书画在潮湿的环境中会霉变,青铜器在湿度高的环境中会锈蚀;另外,空气中的硫化物也会腐蚀文物。为了给文物创造良好的保存环境,上海博物馆承担了“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国家课题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为全国各地博物馆的新建和改造创造了条件。

文物在保护以前,首先要对文物进行了解,不了解就不能做好保护,所以后来我们把文物修复也合并进来。比如说书画装裱,所用的材料一定是要对古代书画没有损害的。所以要有现代的科学技术来对它进行鉴别,它是无害的材料,然后才能进行保护,青铜器、陶器等也是如此。

另外一个很重要任务就是在探索中认识。我们前几年进了一台专门研究文物的CT,通过它可以拍到中国古代器物的内部结构,进而就能知道它们是怎么成型的。在对古代漆器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故宫90周年开研讨会的时候,我参加了其中一个题目,传世哥窑产地在哪里?元代人说,在杭州;明代人说,在龙泉。在国内学者当中,当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龙泉,暂时没有在杭州的证据。后来,在杭州老虎洞发现了南宋官窑,在它的地层上面,发现了类似传世哥窑的一些东西。很巧,我们和故宫几乎同时进行了这个研究,我们把自己馆藏的传世哥窑拿出来,对它的胎釉进行分析,因为杭州和龙泉两地做瓷器,所用原料元素含量比例是不一样的,通过和老虎洞出土的标本比对,最终确定传世哥窑的产地真的在杭州,这也是研究古代文物的新方法,避免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繁琐局面。

澎湃新闻:您有一些出国考察的经历,那么借鉴吸收以后,上博又是怎样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陈克伦:境外文物保护的理念产生比较早,1996年上海博物馆要建新馆,当时领导让我们参加筹建的三位年轻人去境外考察,而且是博物馆自己掏钱,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先例。我们去香港十天,去日本两个礼拜,去美国三个礼拜,看了八十多家博物馆,看到他们关于陈列、研究、保护的各种理念。

我们建新馆的时候,就考虑到有机类文物的保护,比一般的文物要重要得多。所以我们在书画馆,搞了一个红外感应。这个当时国外都没有,他们很晚才有,国外同行来上海博物馆看到我们这样搞,觉得真了不起。这个红外感应就是人走近了,灯慢慢亮;人离开了,灯慢慢暗。因为光照对纸张、丝绸的损害是可以测到的,照的时间越长,损坏越多。没有人的时候,光照照度甚至不到20 LUX;有人的时候,差不多50-80 LUX,这些数据都是通过科学方法测算出的。然后,我们又在书画柜里搞了独立的空调系统,使书画文物处在恒温恒湿的环境当中。总的来说,上博这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先进的。

澎湃新闻:您曾被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授予“骑士勋章”,能否讲讲这段往事?

陈克伦:希拉克跟上博的关系特别好,他本人也是研究中国青铜器的一个行家。据说他曾被记者拍到在欧盟的会议上心无旁骛地看中国青铜器的书。之后,他来上博参观,又不顾专机延误起飞,坚持要参观完。

在1998年,我们在巴黎办了“中国古代的礼仪和盛宴——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展”,他就把我们代表团请到爱丽舍宫,跟我们谈孔子,谈中国文化,当时中国驻法国大使也到场,谈话行将结束时,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授予当时的团长马承源馆长法兰西军团荣誉勋章,这是给外国人最高等级的勋章;授予我和陈佩芬先生法兰西共和国骑士勋章,之前法领馆对我们的背景都做了详细了解,所以他知道我是做文物研究的,在博物馆工作也在大学上课,培养了很多博物馆方向的人才,授勋词上就说授勋的原因是你在博物馆事业发展上所做出的贡献。第二天还送来了授勋的照片,上面有希拉克的亲笔签名和留言。

我觉得希拉克是发自肺腑地热爱中国文化,也说明文物和它背后文化的力量是超越民族、跨越国界的,每一位深入了解他们的人都会被深深吸引、深深折服。

澎湃新闻:您对于一些目前还漂泊在外的“国家宝藏”有什么看法?

陈克伦:中国文物是人类文明物质文明的一个部分,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在国外保留的一些中国文物,如果它是合法出去的,我们没有理由去追溯;非法出去的,我们一定要追回来。在国外,合法出去的中国文物,无论在博物馆还是在私人收藏家手里,应该会得到非常好的保护。文物保留下来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把我们文化的根基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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