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那时我们的爱情：王蒙出版1950年代写的初恋日记

六十七年前，少年王蒙从文具店里买来蘸水钢笔、稿纸、骆驼牌与北京牌墨水，在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讨论之际，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初恋；2021年，这份当年没发表出来的手稿无意间被87岁的王蒙发现，虽然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但泛黄变脆的纸张上那颗炽热的初心，依然鲜活。

面对自己18岁的恋情，王蒙心潮激荡，他说，如今心血来潮打开旧稿，仍能看到文稿中“热气与稚气腾腾”。于是，老年王蒙在尽量保证稿件原汁原味的基础上，面对着正值青春的自己，提笔穿插心曲——这是王蒙与从前的对话，也是1950年代青春恋情的导读，更是旧篇添新章。最终，构成了近日出版的《从前的初恋》。

《从前的初恋》/图据出版社

这份经历了六十多个春秋的手稿，伴随着王蒙从北京西四北三条（报子胡同）、北新桥到乌鲁木齐南门、团结路，到伊宁市解放路、新华西路，再到北京前三门、北小街、奥森公园……这么多年来，许多东西都丢失了，但这份旧稿却完整保存着，王蒙说，“它与我共度了两万多个不平凡的日夜，比我本人更静谧、耐磨、沉得住气。”

王蒙/图据IC

《从前的初恋》如同穿梭时空而来，包含着《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被克制的“爱感叙事”。这两篇小说，被王蒙戏称为孪生小说，“互通互生互补互证同胎同孕异趣”。在《从前的初恋》中，主人公名叫“刘夏”，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忽然接触到一个美丽大方、热情纯洁的姑娘凌。凌的出现深深打动了刘夏，让他从情感深处涌动起不小的波涛，两人之间发生了一段曲折的、近乎柏拉图式的爱情。最终，在二人的种种顾虑之下，这段恋情以凌的退出而告终。

王蒙写道：“从前，有这么两个孩子，一个是男孩儿，一个是女孩子。他们是唱着‘我们的青春像火焰般地鲜红，燃烧在布满荆棘的原野，我们的青春像海燕般地英勇，飞翔在暴风雨中的天空’长大的。他们也都曾唱着‘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那光明的路’向着高压水枪与刺刀冲锋。从前，就是说七十多年以前了，一次，曾经，仍然，最初的，爱。”

王蒙作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逝去的是时间，留在纸张上的是回不去的青春。在序言中，老年王蒙忍不住发问：“你是谁？你是不是文学地写了下来？你生活得很急很热，你写得很动情很火，晾了一点一个甲子，它仍然乒乒乓乓欢蹦乱跳。文章何处哭秋风（李贺）？如火如荼势如虹，且掬黄河泼大墨，文心文气岂雕虫！”

这场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文学对话，也许能让我们体会到，时间留下的痕迹与它本身的魅力。

以下内容来自王蒙1951年12月23日的日记，摘自《从前的初恋》（有删节）。

1951年12月23日 星期日

王蒙

再有一个星期，光荣的、伟大的、深沉的一九五一年就要过去了，时间如飞，小心自己不要落在时间的后面啊。

到了冬天，到了新年，我就想起雪，白白的、可爱的雪，雪使世界庄严而纯洁。今年寒冷偏偏来得晚，一场正经的雪还没下呢。

一九五二年我就年满十八岁了，的确，年龄自有它的真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地感觉到，我已经大了，我已经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我有多少力量、又有多少幻想啊。

从前我为自己年龄太小而羞耻，好像一株小树，没有发育好，就生长到伸展到风暴里去了，结果年龄，嗯哪，妨碍了我的工作，这样一说，我觉得自己不免失笑于众。众精灵、老干部，革命与战争培育出来的精明与犀利的一代，他们怀疑地打量我并且信且疑地询问我的岁数，当别人窃窃私语“团区委来了一个小娃娃”的时候，当我不能参加某些正式党员的会议的时候——我入党三年多了，岁数不够，还没有从候补党员转正，我总羞愧于自己为什么小，如果大一点，就更可以有所作为了。

现在呢，不再想这些，没有人怀疑我不是二十多岁。区委书记老伴，办公室的老田大姐，从一开始一直称呼我为“老刘同志”，工作里，我已经显示了一点点沉着与老练。本来嘛，成为脱产干部已经三年了。

环顾四周，朋友、亲人们，也已经有了许多变化。爸爸和妈妈离婚了，这很好，也很不容易，结束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几十年的残酷和痛苦的变态，固然还有尾巴。最近几个月，我首次在家里感觉到了平静和幸福。姐姐从学校出来，走上了工作岗位，她变得沉稳而且严肃。上次她批评我不该对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兴奋与入迷：滑冰、小说、唱歌、欣赏风景……说话也不应该动不动夸张激动。她提出要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工作和学习中，对极了。她还告诉我，她已经有了一个男性好朋友了。

过去我觉得，她虽然比我大一岁半，可是我帮助她在政治上“进步”起来的，而最近，我越来越感觉到，许多地方，是我需要向她学习了。

还有学校里的一些同志，中学的团总支干部们，我与他们的亲密，超过了与本机关的同事们。说实话，他们身上的担子够重的。一个中学生，每天七节课，团区委给他们布置了繁重的任务。结果呢，一个学期结束了，他们的考试成绩比一般同学还要强，甚至于，他们学会的新歌与集体舞、新诗与新知识，即使是读报，也比其他同学们读得更多。

市委领导彭真同志说了，大讲学生党员干部的负担如何如何繁重，是没有意义的，前所未有的繁重任务，你靠谁去呢？只有一个办法，要吃点苦，必须加油努力。

市委领导的指示让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干部惭愧而又振奋。

我常常回忆今年年初参与的中学生党员积极分子培训班的情形，这些孩子们自我检查起来，比谁都沉痛，眼泪会在检讨会上流下。不，这是保尔·柯察金式的对自己的苛刻与无情。他们如果发现自己身上有一些不利于党的缺陷，会万分地痛苦。高兴的是，培训班结束后，他们一一地入党了。小李还送我一本“革命日记”，其实是我应该送他们一点什么纪念品的。我也怀念参军上了干部学校的同志们，前天，收到建群的信，他们马上要开赴朝鲜前线了。而省立高中的地下党第一支部书记，参军以后立即保送到沈阳的空军学校，他将驾驶着战鹰在蓝天白云中万里飞翔，与敌人短兵相接，瞬时胜负存亡生死。我羡慕他们，也祝福他们。

我们这里的张昌，常常嬉皮笑脸地叫他们“小干部”，我不喜欢。老有老的伟大，小有小的庄严，不容亵渎，不容轻薄。

我自己呢，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我们的书记黎银波近来几次颇有深意地对我说：“你很不错，你真的大了……”可以想象，比我大十七岁，抗日战争前“一二·九”时期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她，对于火爆的小人儿刘夏有多少期待。

一年当中有多半年我参加全区的一揽子中心任务，没有更多的时间取得她的理解与指导。但是她的敏锐与友情，她对旁人的观察深度，使我相信她永远了解着关注着指引着我。

我爱一揽子的突击任务、中心任务，它像火焰一样地把干部把群众燃烧起来，平常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一下子就做成了。

我也怕这一类工作，一开动，我就必须连基层的党支部带团支部一起抓。有个别党支部的老爷故意与我这个毛孩子找麻烦。“立仁”厂的支部书记不执行区委的指示，我与他吵了一架，我很难过，虽然区委领导支持了我，我仍然长久地不安。我们毕竟是团结起来到明天的最后斗争中的战士，英特纳雄耐尔，等待着我们一道去实现。

……朝天每日地开会、写材料、谈话、听报告、读文件，但是一年过去，我好像更爱玩了。对不起，正是玩——让我真切感动地体会到，我们用双手正在建立着的新生活的幸福。有时候周六晚上开了一晚上会，我仍然愿意会后用十分钟走到近处新盖好的电影院的门口看看。美艳的灯光照耀着鲜明的影片广告图片，图片上的中苏影星与散场后走出来的欢喜的人群，脸上仍然停留着关注、沉醉、迷恋与感动，我分享他们的兴奋与满足。我觉得如此轻松快活，生活中给我们的不仅是压弯脊的任务加任务。我还爱音乐，一唱起歌来就进入了一个远远更伟大与悲壮的殿堂，更辽阔与深沉的世界。

这一年，我看了许多小说，普希金的诗，巴甫连科的《幸福》，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也许我还不能够充分理解它们，但我是忠实的，我爱书，我要按照书本来做。我坚信生活应该像书上写的那样美好，那样崇高而且纯洁。如果还没有完全一样的美好纯洁，那就正是对于革命与日常工作的期待。我不满足自己，我想的是对自己的全盘重塑和推进，我要的是近卫长奥列格，队员万尼亚、邬丽娅，和《幸福》里的伏罗巴耶夫式的人格、品性、美好与圣洁的精神世界。

天啊，我写了那么多，每天记日记，记得多，做得不够。

我必须结束日记了。

红星新闻记者 段雪莹 实习记者 毛渝川 实习编辑 毛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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