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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可以被认为是西方思想传统最基本的特征。这一特征始于古希腊，甚至在中世纪基督教思想支配一切的情况下也绵延不绝。到近代，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深入，理性主义一路高歌，甚至成为正常思想的标志性特征，“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理性化”或者“合理性”被视为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也被认为是现代文明一切成就的根本原因和保证。正如法国思想家福柯所指出的，现代社会以理性规制一切，所有不依从理性原则的人和事，都可能被冠以迷信、蒙昧，甚至“疯癫”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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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教授将理性主义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本质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理性主义体现为对普遍性、永恒性和确定性因素的关注。

他还以中国传统思想作为参照，揭示了相对于理性主义的区别，并提示了一条结合中西方优秀思想资源、超越两者固有缺陷的道路，对于我们理解历史和现实，探索未来人类命运大有启发。

01

古代希腊思想中的理性主义

西方思想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古希腊人看来，真正的知识不是对某一个具体事物及其变化的认识，而是对某一类事物及其变化规律的认识。

为了获得真正的知识，古希腊人需要对纷繁复杂的认识对象加以分类和定义。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希腊哲学始于对事物加以定义，即寻找概念的尝试。

事实上，人们可以通过直观对事物加以分类，比如把人分为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把生物分为植物和动物等。但是，对事物的定义和概念不能建立在直观的基础上，而是必须体现出一物区别于他物的根本特征。

一个事物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征，或者说一事物作为此事物而非彼事物的基本特质，在西方思想中被称为本质。概念必须反映事物的本质。

本质被认为是变动不居的事物背后确定不变的根本要素，是使同一类的个体虽然彼此相异但又共属一体的关键，是“多”之中的“一”。对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来说，真正的知识就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这种特点可以称为“本质主义”。

《雅典学院》中，柏拉图一手指天，亚里士多德一手指地

柏拉图的“理念论”就是本质主义的典型示例。虽然柏拉图尚未使用“本质”这个概念，但是他所使用的“理念”一词与“本质”所表达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

柏拉图把事物的根本称为“理念”。柏拉图曾经运用一个非常简单却极具说服力的例子表明他对理念的理解：

画家画一张桌子需要以实际存在的桌子为原型，而木工制作桌子则要以存在于他的头脑中桌子的形象即理念为原型。由此可见，画中的桌子是对生活中的桌子的模仿，而生活中的桌子又是对桌子的理念的模仿，后者才具有最高的完美性和真实性。

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是决定了一物之所以为一物的根本要素，是世界上各种具体事物的“范型”，是每一类事物的最纯粹的体现。反过来说，世间各种具体的事物，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形式对这些范型即理念的模仿。

理念具有普遍性、永恒性和确定性三个方面的特点。普遍性指的是它们不会因不同的时间和处所而发生变化；永恒性指的是它们立足于个体间的共性而非个性；至于确定性，指的则是人们对它们的特性可以进行准确的把握或者规定。

古希腊人为保证思维对普遍性、永恒性和确定性的把握，从形式或者说方法的角度对他们所理解的正确思想进行了约束和规定，这就是思维的规则。思维的规则被称为逻各斯，其核心就是拒绝思想中出现矛盾。

经过亚里士多德的总结，逻各斯（形式逻辑）有三条规律，即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

同一律要求，在思维过程中，包括认识者自己的认识过程和与他人讨论的过程中，必须保证思维对象或者说认识与谈论对象的同一性即一致性，用逻辑公式表达就是A=A。

矛盾律是由同一律衍生出的思维规则。亚里士多德对这一规则的表述是：“一切意见中最为确实的是，对立的陈述不能同时为真。”简单地说，就是A不等于非A。

排中律则要求人们在A和非A之间进行抉择。所谓“排中”，就是排除中间地带。排中律可以理解为矛盾律的一个变异，即非黑即白，不可能存在灰色地带。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这些逻辑规则从形式或者说方法的层面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基础。可以说，西方理性主义从形式上就体现为一种严格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总的来说，本质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共同构成理性主义的基本特征。二者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分别体现了西方理性主义对思想的内容与形式、目标与方法的基本规定。

本质主义的目标是追寻事物不变的本质，逻各斯中心主义则被认为可以从方法或程序上保证这种追求得到预期的结果。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理性主义在西方成为人们建构知识体系的指导原则，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科学研究应该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第一，科学研究的对象必须保持恒定不变；

第二，科学研究的目标是理解事物的本质即共性；

第三，科学研究必须使用逻辑的方法进行，研究者必须运用形式逻辑规则进行思考，科学的结论必须能够用语言加以传授和表达；

第四，科学的知识必须可以验证，这种证明必须能够为普通人的智识所接受。

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知识的规定或者要求，体现了本质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显著影响，凸显的正是知识的普遍性、永恒性和确定性的一面，这些要求对于知识的传播、积累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为西方文明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2

近代西方理性主义与政治科学

由上可知，亚里士多德是西方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奠基人，他所提出的科学标准为西方文明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然而，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矛盾的思想家。尽管他确立了科学的标准，也就是对知识的规范性要求，但同时他也清楚地意识到由此产生的知识本身可能具有的缺陷，并且时常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突破这些标准。

在这里，让我们以政治学研究为例，感受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复杂性。尽管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研究应该追求普遍性、永恒性和确定性，但是他在自己的政治学研究中，高度关注研究对象的个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

在他看来，政治学是一门关系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践科学，政治学教育应该帮助人们养成“实践的智慧”，这种智慧是关于个体事物、面向具体实践的智慧，是来自实践经验而非理论学习的智慧，是难以通过语言进行传授的智慧。

他在政治学方面的终极关切，是如何为公民品性的完善寻找一种尽可能好的政治环境。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学的研究并不符合他自己所设定的科学标准，因为他认识到理性主义的研究取向未必能解决实践层面的具体问题。

到了近代，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矛盾之处受到许多思想家的批判。这些思想家严格遵守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科学标准，试图在科学研究中推行纯粹的理性主义。

霍布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要求科学知识具有一种如几何学一般绝对的清晰度或者确定性，创立了以近代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政治科学”。

霍布斯所构建的政治学体系完全贯彻了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的规定。首先，亚里士多德要求科学必须选定某种恒定不变的研究对象，霍布斯的确找到了这个对象，那就是人的欲望。

人的欲望是霍布斯政治学的出发点，而对人的欲望的满足，也是他所理解的政治生活的基本目标。其次，亚里士多德要求科学必须研究事物的本质，这一点霍布斯也做到了。在他看来，权力欲是由人的生存欲望必定派生出来的一种寻求生存手段的欲望，人的一切活动（包括政治活动）的本质就是对权力的追求。

此外，霍布斯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也是非常典型的逻辑推演，一旦接受了霍布斯的前提，很难不接受他所得出的结论，因为他的论证极富逻辑性和系统性。

由此可见，霍布斯对政治学的研究确实非常符合小北在上文中提到的科学标准。然而，考虑到政治学本身的多样性、特殊性和可变性，如果不采用某些特殊的方法，要真正把政治学科学化，用普遍的、永恒的、确定的规则来反映实际的政治生活恐怕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

因此，霍布斯唯一的选择就是对复杂多变的事实加以简化，即用理论来修剪事实，而这正是亚里士多德所不愿意做的事情。

霍布斯所进行的第一项简化是对人的行为动机，或者也可以说就是对人性的简化。人的思想、情感、追求和目标原本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人性也是极其复杂的。

但是，为了使政治学研究具有一个确定的基础，霍布斯把人的各种目的和追求都还原为维持生存的欲望及其不同的派生物。简单地说，我们可以认为霍布斯对人性进行了极度的简化，简化到只剩一个条目，那就是生存的欲望，或者说是对暴死（突然死于他人之手）的恐惧。

这种对人性的简化带来了重要的政治结果，那就是政治的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本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的目的应该是为人格和品性的提升提供必要的条件，但是到了霍布斯这里，政治的目的只是对人的肉身存在予以安全保障。这种变化对于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

霍布斯所进行的第二项简化是对人与人之间差异的简化。如何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差异的关系，这是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中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霍布斯之前的众多思想家曾经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详尽的讨论，而霍布斯本人对此问题的看法则独树一帜。

他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但是在他看来，这种差异不足以使任何人取得一种压倒性的、不受挑战的优势，并使之获得绝对的安全，确定地免于暴死的恐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与人实际上是平等的。

正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同样面临威胁自身生存的境遇，而仅凭个体的力量又无法消除这种威胁，所以人们会试图达成一个得到一切人同意的社会契约，借助国家和政府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

霍布斯建立起来的现代政治学是典型的理性主义政治学。自霍布斯起，理性主义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开始大获全胜。这种理性主义的政治学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现代理性主义政治学表现出一种对确定性的执着追求；

第二，现代理性主义政治学带来了普适主义的盛行；

第三，现代理性主义政治学体现出对政治制度更多的依赖甚至迷信。

看到这里，或许你已经理解了西方国家热衷于输出自身制度的部分原因：在现代理性主义政治学的影响下，部分西方国家试图采用一项普遍的原则、一套普遍的理论、一种普遍的制度、一系列普遍的政策，来解决整个世界所有的问题。

他们对自身的制度充满自信，认为其价值观念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规律都具有普适性，人们需要在普适性与特殊性之间慎思明辨，寻求微妙的平衡，而不是强行将特定的原则推广到整个世界。

03

理性主义的价值与困境

理性主义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它战胜了迷信与专制，与政治中的自由、平等、民主和公正相互呼应，为最大限度地保障每一个人的独立、自由和尊严，为政治生活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

可以认为，没有现代的理性主义以及建立在这种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现代社会的文明成果将不可想象。然而，现代理性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首先，理性主义政治学承认人的自然欲求，并试图解放和满足人的欲望，现代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创造就源于这种试图满足人欲的动机。

然而，人的欲望是否得到了满足，既是一个需要由生产发展来加以解决的问题，也是人对其自身欲望的态度问题。现代经济和社会体系确实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它们也在不断刺激和生产更加难以满足的人的欲望，以维持体系本身的正常运转。

换句话说，各种制度和体系的建设原本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欲望，使人们拥有更好的生活，人才是发展的目的，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制度和体系本身开始以一种系统的力量对人进行隐形而全面的塑造，这种情况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第二，从近代理性主义的角度来看，价值问题是理性分析无法解决的问题，科学研究不应涉足价值领域，也不应做出价值判断。

然而，如果站在古典政治思想的立场上看，近现代的理性主义者恰恰阉割了理性，将人之为人最重要的特质拱手让给非理性的力量，这可能会使政治价值领域面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危机。

第三，如何处理平等与差异的关系，是政治领域的重要问题。西方国家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往往是“平等的东西归政治，差别的东西归社会”。

具体来说，公民在政治领域，特别是在选举与投票的时候拥有平等的实质性权利，但在政治之外，他们的权利只在资格意义上相互平等，而在实际上相互差异。

这种设计的政治含义是：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和社会的差别不再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同时也屏蔽了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对自然与社会差别加以干预的可能。

许多学者逐渐意识到理性主义所存在的问题和困境，并对其进行质疑和批判。他们主要从经验主义和传统主义的角度出发，反对理性主义主张的普遍性、永恒性和确定性，而特别强调事物发展进程中的个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不过，在一个理性主义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其批判者往往也缺乏必需的思想资源，以及对其思想加以表达的语言手段。因此，到目前为止，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也仍然处于困境。

04

中国的“理”与西方的理性

为了避免西方现代理性主义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并且使之绝处逢生、另辟新路，人们可以而且也应该尝试多种不同的路径。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与西方的理性主义进行比较，看看中国的传统思想能否在超越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问题上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在汉语中，“理”字的含义非常丰富，其中，“道理、法则”这一含义与西方的logos是最具相关性的。在中华文化中，“天下之理”就是宇宙的基本法则，它指的是任何事物都包含了两种相对或者相反的力量、原则或者具体的构成要素。

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一个事物在它的正常状态之下应该是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的事物反而不正常。

西方的logos指的也是事物的根本法则，但这种法则强调的是单一性或者说同一性，它排斥矛盾，认为一个事物在正常状态之下是不该内含矛盾的。

通过把中国的“理”和西方的思想原则相比，我们可以发现，西方推崇的是一种一元体系，而中国人采纳的始终是一种二元体系。前者要求任何事物必须“定于一”，没有了一，事物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本，就失去了自身的同一性，就不能使自身与他物区分开来，人们也就无从对其加以认识和把握。

后者则认为只有一是不稳定的，一定要有某个相反的因素在，没有了二，世界就失去了发展变化的动力，万物就失去了丰富多彩的个性。可以说，中西思想的不同在于从动态的角度还是从静态的角度去理解事物的区别。

中西思想体系的区别使双方对世界的理解和对知识体系的建构呈现不同的特点：西方理性主义追求普遍性、永恒性和确定性，而中国传统思想则重视个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表现出明显的反本质主义特征；西方理性主义重视客观的知识，努力用清楚的语言和概念表达知识，而中国传统思想则强调主观的知识，认为真正的知识出自个体的感悟，是一种意在言外的知识。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理性主义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二者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缺陷。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结合两者的优点并超越它们的局限？是否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更高的综合？或者说中西两种思想无法真正融合，只能在具体的实践中相互参照、互为补充？这是我们需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逐步探索的问题。

总之，理性主义作为西方最重要的思想传统之一，具有本质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特征，体现为对普遍性、永恒性和确定性因素的关注。

近代西方思想家将纯粹的理性主义应用于政治学领域，推动了政治科学乃至西方文明的发展，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在解决理性主义的政治学所面临的危机的过程中，关注个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的中国传统思想可以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或许有一天，“中西合璧”的理想可以成为美好的现实。

你如何理解理性主义的发展与困境？

你认为中西思想传统能否实现真正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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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的政治学

作者：唐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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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

《理性主义的政治学：流变、困境与超越》

转载及合作请发邮件：scb01@p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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