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中产？一个百元手袋如何引发新加坡贫富差距的讨论？

最近，一个百元包包在新加坡引发了一场广泛的讨论：悬殊的贫富差距。

本月早些时候，17岁的新加坡女孩佐依·加布里埃尔（Zoe Gabriel ）在 TikTok 上发布视频，分享了自己的“第一个奢侈品包”：一款Charles & Keith的手提包，由她父亲以79.90新元（约410.77元）的高价购买。

这篇帖子和佐依随后的帖子现在已经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评论和超过2000万的浏览量，并且滚雪球般地引发了一场关于新加坡阶级和社会不平等的更广泛的讨论。

一、一个包包引发的社会讨论

Charles & Keith是新加坡的一个中档品牌，在国内，我们一般称它为“小CK”，一度是很受年轻人欢迎的时尚品牌，目前在印度和泰国等国家也还是很受欢迎。

但是，在新加坡，到处都是名品林立的购物中心，客观来说，Charles & Keith也算不上奢侈品，所以佐依的帖子很快就招来了一些轻蔑的评论。

一位语气刻薄的用户评论道：“称之为奢侈品，就跟称快餐店为高级餐厅，是一样的。”

佐依家里有个四个孩子，她是老大。面对一条“有没有人告诉她（事实）？”的评论，她选择视频回应：“从小到大，我拥有的不多，我的家人也一样。对你来说，一个80美元的包可能算不上奢侈品，但对我和我的家人，这也不是一笔小钱。”

在这次的视频回应后，佐依收获了很多积极的鼓励。TikTok上的粉丝数量暴涨，目前已经超过20万，Charles & Keith 等品牌也纷纷向她送礼。

佐伊一家，是2010年从菲律宾移居新加坡的，她告诉媒体，虽然网上的支持让她感到鼓舞，但有人批评她身为机械工程师的父亲，对此她觉得“不知所措和悲伤”（她后来删除了这些评论）。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很难理解（这个包）对我来说，在情感和金钱方面意义重大，”她说。

这场讨论甚至已经波及新加坡政治生活的高层，即将成为该国下一任领导人的现任副黄循财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了这一事件，他敦促新加坡人不要过分关注地位和社会声望。

二、新加坡的阶级问题

作为一个经历过种族骚乱的多种族、多文化的国家，新加坡历来最关心维护种族和宗教和谐。任何伤害种族或宗教感情的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但在2018年，促进种族和谐的机构 OnePeople.sg 进行了一项研究，将阶级分化确定为该国最具分裂性的潜在断层线。此前，当地著名的智库政策研究所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这个为公务员提供极高薪酬的国家，也是一个阶级分化极为严重的地方。闪闪发光的公寓和高耸的外墙距离老年人和蓝领家庭居住的单房出租公寓仅一箭之遥。在这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得起 Charles & Keith 包。

去年，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20多岁和30多岁的毕业生的收入中位数为每月4,200新元（约21583.56元），是中等或以下学历毕业生工资的两倍多。相比之下，一名清洁工今年的收入预计在1,570新元（约8068元）至2,210新元（约11357.06元）之间。

飙升的通货膨胀也已浮出水面，俄乌冲突以及人力和原料成本的增加加剧了通货膨胀。最近商品和服务税上调了1%，明年还将上调，这也将推高鸡蛋和新鲜蔬菜等日常必需品的成本。

飙升的房地产价格——即使是理想社区的公共住房公寓在转售市场上也能卖到高达100万美元——这加剧了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的担忧。

去年，经济学人智库将新加坡与纽约一起评为世界上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

三、中产阶级国家

虽然贫富的悬殊差距依然存在，不过大部分新加坡人认为，他们的国家主要国民是中产阶级。

55岁的著名律师阿德里安·谭（Adrian Tan）指出。这是因为几乎80% 的人口住在高质量的公共住房里，很容易获得良好的宽带网络、系统的教育等。

谭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写了大量关于自己卑微出生背景的文章——他曾住在这个国家最早的公共住房项目之一的“小公寓”里，从小到大既没有电话，也没有电视。

他告诉媒体：“新加坡人习惯于比较物质地位的微小差异，（并）根据财富积累水平相互评判。”

他说，嘲讽的评论者只是觉得佐依对一些新加坡人认为的奢侈品是什么这一“广泛共识”一无所知。

“那些买得起Charles & Keith包等消费品的人，并会不认为自己特别有特权或富有，”他补充道。

战略政策咨询公司 Bower Group Asia 的尼迪娅·恩吉奥（ Nydia Ngiow） 提到1990年代臭名昭著的“5C”标语——当时的新加坡人渴望拥有现金、事业、汽车、信用卡和公寓——她表示大家很难改变这种态度，“特别是对于近几十年来才经历过新加坡繁荣的年轻一代”。

她说，社会平等的理念在年轻人中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共鸣，这一点在最初的社交媒体风暴之后推动了对佐伊帖子的积极评论。

谭先生还指出，虽然新加坡人对穷人的困境“非常敏感”，但他们对结构改革和最低工资等概念不太感兴趣。“总的来说，新加坡人对他们所建立的社会感到满意。这里的态度是‘如果没有破产，就不要改革’，”他说。

尽管如此，官方仍热衷于干预这种阶层的分化问题。

2018年，李显龙警告说，精英学校——那些只对成绩最好的学生开放的学校——有成为“自我延续的封闭圈子”的危险，而教育部长王乙康则表示社会流动性已经下降。

“尽管现在可以获得更强大、更好的支持，但是对于那些仍然无法实现上升的家庭，我们发现，他们的处境比过去的贫困家庭更加可怕和具有挑战性，”谭先生说。

新加坡政府已经将年度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教育、医疗保健和住房。在大流行期间，它还投入了近59亿新元（约3031亿元）用于支持工人、企业和家庭的措施。

最近的纠正措施包括向新加坡家庭发放数百美元的代金券，用于购买杂货和日常开支，以抵消商品及服务税的上调。

兼任财政部长的黄之锋表示，富人未来可能要缴纳更多税款，并提出了征收财富税的想法。

与此同时，佐伊对社交媒体风暴及其后果保持乐观：“我喜欢住在新加坡，我认为这（次舆论事件）并没有以不好的方式改变我的看法，”她说。“这提醒我，总会有人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无法取悦所有人。”

来源 | 译言（ID：yeeyancom）

作者 | 译言；编辑 | 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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