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与大都市｜郑奕：数字化不是让公众远离博物馆实地体验

【编者按】

2022年12月21日，是上海博物馆开馆70周年的日子，70年来，这座博物馆与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经历了怎样的融合与互动，博物馆在保护和传承城市文化中有着怎样的责任担当？上博这座文化地标，在展现城市文化积淀、打响城市文化品牌、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一座博物馆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见证和讲述着历史，更在于它为未来社会提供了无限想象空间。

在上博7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推出“爱上博物馆”专题，讲述“博物馆与大都市”、“博物馆与都市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见证历史，望见未来。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导，复旦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奕

目前，全国范围内博物馆的数字化发展已经蔚然成风，“云展览”、“数字藏品”等不断推出并破圈，昭示着博物馆与数字化融合时代的到来。

上海“十四五”规划中提到要“推动文化、旅游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对相关公共文化场所也提出了要求。上海博物馆正在数字化方面积极探索，并已经形成一定特色。在刚刚结束的 “塔拉萨：海洋文明与希腊艺术” 特展中，观众就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沉浸在遥远的地中海文明中。

郑奕是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导，同时也是复旦大学博物馆馆长，深耕博物馆学领域多年，对文博领域的数字化也有着独到见解。作为名副其实的“圈内人”，她如何看待数字化对博物馆功能的延拓？需要避开哪些陷阱？怎样获得国际化的视野？且看郑奕教授的解析。

澎湃新闻：现代博物馆的功能似乎不局限于展示，而更兼具教育功能。数字化是否可以更好地助力博物馆教育的多元化、通俗化、普及化？

郑奕：当然，首先博物馆是非正规教育机构，“教育”是博物馆的首要目的，无论是根据2022年国际博物馆协会通过的最新版博物馆定义，还是根据中国博物馆界的最高法律《博物馆条例》，都越来越在顶层设计上重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数字化也是当下我们博物馆教育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和手段，是一个全新的平台，对教育功能的发挥有很大的助推效应。尤其是在疫情时代、后疫情时代，博物馆如何闭馆不闭客，如何触及越来越多依赖数字媒体成长的年轻一代，是当下时空背景下，博物馆为了迎合社会发展、迎合观众诉求，做出的应对和改变。所以，我觉得数字化可谓是博物馆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一环，不只是锦上添花，更是雪中送炭。

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博物馆被界定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并要求形成场馆服务、流动服务和数字服务相结合的三位一体供给体系。这也是博物馆数字化转型的契机，过程和结果不仅将直接惠及公众，也将使团队自身受益，扩增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展示、教育、观众服务等功能。

澎湃新闻：在防控疫情的当下，“云看展”似乎正在成为新的热潮，您觉得与传统观展模式相比，这种“云看展”的模式有什么特点？它是否会成为未来博物馆运营的新常态？

郑奕：所谓“云展览”，指的是博物馆展览在云端呈现，这可以是线下展览的线上版本，也可以是做过微调的，甚至是突破实体版本、将展览和教育活动等进行结合。云展览具备了一系列优势，比如想看多久就看多久，想何时看就何时看，想通过什么端看都可以，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如放大和旋转等，可利用自己的碎片化、弹性化时间适应快节奏生活，可以说“云观展”让人拥有更多自由。

疫情期间，虽然不少博物馆都曾闭馆或正在闭馆或进行常态化限流，但并不闭客、并不停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尤其体现在它们推出广受欢迎的“云展览”上。这当然是业界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的一种应对，但它并不是昙花一现的，而是具备了刚需、前景广阔的市场。

目前，已出现了一类新观众，叫虚拟观众（virtual audience），就是那些使用博物馆网站、通过信件或邮购方式购买博物馆商品，以及与之有关联的观众。这一类观众的井喷式增长，一方面反映了博物馆的网络市场巨大，数字化潜力无限，另一方面也倒逼场馆在供给“云展览”的道路上，必须夯实硬件和软件的双重建设。

澎湃新闻：在未来“云看展”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您觉得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事项，以及需要避免的误区？

郑奕：数字化是一把双刃剑，我们理应利用好它。但必须肯定的是，当策展不再拘泥于实体藏品，当数字化实现了线上线下联动，这样的技术赋能首先是充满正能量的。

当下中国云展览、云教育等大发展、大繁荣，但是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需要及时规避一些问题。第一，数字化应用纯为形式而形式。事实上，所有形式都应为内容服务，供给得根据需求来。并且，唯有聚焦内容、练好内功，才能摒弃同质化现象，以讲好展览、藏品的独特故事。场馆在应用新技术之前，唯有“从藏品中获得灵感”、基于扎实的研究，才能打造真正的云展览创新。第二，不少场馆的数字化工程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其实，所谓的互动及相关技术应用，并非越复杂越好，越高新科技越好，互动展项也并不是越昂贵越好。任何时候，合适的才是最好的。我们得避免过高的成本和盲目攀比，以达求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平衡。第三，一些博物馆的数字化只是进程，而非飨大众的结果，当然云展览、云教育已经是结果之一了。在此基础上，我们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将更多成果与大众分享，与“虚拟观众”交互，比如惠及更多业内外个体、集体的研究等，以彰显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性。

澎湃新闻：博物馆线上和线下服务会有什么相同和差异吗？数字化的博物馆对强化观众服务会有哪些帮助？

郑奕：我在美国学博物馆教育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博物馆不同于其他非正规教育机构和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供给“基于实物的学习”。其中，我们更强调的是物（object）的原真性，而不一定是物的珍贵性。因此，我觉得无论有无疫情，前往场馆亲眼目睹实物和真品，都是博物馆永远具有的不衰魅力和价值。或许这是疫情当下和疫情后时代，大家最迫切想追求的一种平衡，线下与线上结合，实体与虚拟结合。当然，数字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因为它突破了时空界限，更是博物馆卓越与平等的终极发展目标的彰显。

观众服务，它是博物馆供给的公共文化服务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现在有一句行话叫：“一流的藏品、二流的展览、三流的服务”，说的就是博物馆家底很好，但在幕后资源向台前转化的过程中打了折扣，同时观众服务比起展览和教育活动等台前工作显得更微不足道。其实，绝大部分观众是非专业观众，他们将博物馆体验看作是一个整体，不管是阅读版面文字，还是使用厕所。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让他不舒服，给他的整体感观就会不好。

当前，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博物馆面临的已不只是业内挑战，更严峻的还有文化娱乐休闲场所的竞争。这些机构的共通点在于，都致力于生产和传播难忘体验，尤其当下我们已处于体验经济时代。而博物馆若想脱颖而出，必须强化“观众服务”能力，并坚持丰富度、娱乐性、舒适度的三位一体。数字化手段无论是对丰富度、娱乐性、舒适度而言，都是有贡献的。这种多位一体结合的公共文化服务，是我们当下更应该去思考的方向，相应的数字化手段也应为我们所用，把它用好、用足。

澎湃新闻：世界上的博物馆在“云看展”或者说数字化方面有没有什么精彩的案例？上海博物馆如何加以借鉴？

郑奕：如果说讲到全世界范围，这样的案例很多，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谷歌艺术项目（Google Art Project）。它运用谷歌街景技术，超高清还原名馆中以绘画为主的名作，供公众进行免费浏览，我个人认为是博物馆界数字化的集大成者。

这个项目起步也很早，由17家世界顶级博物馆美术馆组建，于2011年2月上线。从此，观众可以用电脑、手机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纽约现代艺术馆、法国巴黎凡尔赛宫、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俄罗斯冬宫、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馆等进行身临其境的视觉旅行。

谷歌艺术项目的运行，意味着我们可以一边舒服地躺在家里的沙发上，一边在世界著名的博物馆内独自闲逛，随便看多久都行，面前也没有挤满来自各地的艺术爱好者。而且这个项目可以让我们360度全方位、超高清地观看博物馆实景，连凡尔赛宫的天花板和水晶灯都清晰可见。我记得大都会艺术馆里有勃鲁盖尔的一幅名作《收割》，如果你在那幅画前面，你可以看到池塘里的波纹，但是你如果在谷歌艺术项目里面看这幅画，你能够看得出水纹背后其实是有一群游泳的妇女。

而对很多对数字化感兴趣和有好感的人来说，这相当于经历了一次数字诊断。比如，在进行乌菲齐美术馆视觉旅行时，你可以一英寸一英寸地检视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这样“亲密接触”的高规格待遇能够靠数字化来实现。

我不认为这项技术会阻止人们前往博物馆，而是希望这样的数字化技术能促使人们迈开实质性步伐，前往博物馆参观体验。

澎湃新闻：上海博物馆今年迎来了70周年，您对上博的数字化或其他方面的发展有什么期许和建议？

郑奕：在上博70周年之际，在它即将拥有东馆等多馆一体的全新格局下，其实这也是上博一个重新审视自身、然后再出发的机遇。上博能否利用好这个机遇，给予我们业界全新的引领，是时代赋予它的一个挑战，也是万众期待的。

上博在数字化方面已经走在全国前列，甚至有些方面走在全世界前列，包括在数字化保护、数字化管理、数字化服务等方面。未来，我觉得有对内对外两个维度的期许。一个是对内维度，业内其实非常希冀上博能够在数字化相关方面牵头出台更多全国性标准和规范，扮演先锋角色。

对外维度的话，我觉得上博的很多数字化进程和结果，是不是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与公众进行分享，这也是国内外博物馆面临的一个共同挑战，就是如何进一步迈向真正的公共性。所以，上博如何把更多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不仅惠及业内，而且惠及更多公众，甚至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

最后，衷心祝福上海博物馆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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