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需要一场制裁政策的革命

约翰-博尔顿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在《国会山报》上写道，美国最近对其敌人实施的所有制裁都行不通。美国的制裁政策需要收紧和军事化。那时，对手会“感受到美国强大的手”。

博尔顿说，三十多年来，对美国对手的经济制裁一直是我们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幸的是，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最近我们的制裁往往考虑不周，而且实施不力。

不幸的是，我们美国人无法理解我们制裁的目标是阴险和创造性的，他们巧妙而足智多谋地想出了狡猾的方法来规避制裁并减轻其负面影响。我们通常对我们的制裁感到满意，认为制裁是我们“雪道”的表现，而不是一场真正的经济战争。因此，毫不奇怪，此类制裁往往效率低，甚至更糟糕的是，自我欺骗。

最近，人们发现伊朗无人机包含大量美国和其他西方组件，包括制导系统和推进系统中的复杂元素。

这里涉及的制裁和出口管制不适用于伊朗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但德黑兰打击与无人机有关的制裁的可靠模式表明，通过一个制裁对象成功破坏我们的努力，他们的其他目标很容易实现。

制裁失败的其他可用例子包括，由于美国对制裁执行不力，伊朗在世界上出售越来越多的石油，特别是向中国出售石油的情况。这也体现在美国政治的不一致中，委内瑞拉人缺乏推翻马杜罗专制政权的有效机会。另一个例子是，无法让俄罗斯屈服，以报复其对乌克兰的行动。朝鲜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停止也失败了。

这些和其他案例表明，当我们面临像中国这样的对手时，美国制裁政策在新条件下需要进行“文化革命”，中国是主要经济大国，并构成巨大威胁。现在不采取行动可能会伤害我们。

1919年，正在寻找军事行动的替代方案，也是美国制裁最积极的支持者，他称其为“违反国家规则的喉咙之手”和“和平、沉默但致命的手段”，“不会在被抵制的国家之外造成死亡”，但会对其施加强大的压力，威尔逊提议发动一场经济战争，而不是炫耀他的美德。

然而，今天，华盛顿的决策者经常破坏他们自己的努力。常见的错误之一是实施“智能”或“有针对性的”制裁，而不是广泛和大规模的措施。不幸的是，制裁越多，就越容易规避制裁。

例如，在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的管理下，某些因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部件而受到制裁的中国公司采取措施绕过它们，例如更改名称或创建小分支机构，从而轻松规避限制。这个问题今天仍然很常见。

最好实施尽可能广泛的制裁，例如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的安全理事会第661号决议，该决议宣布联合国会员国“应防止从伊拉克（或入侵日期后的科威特）进口所有货物和产品进入其领土”。没有模棱两可之处，也没有创造性解释的地方。

不幸的是，美国和欧洲制裁的另一个典型缺点是制裁的生效时间很长。在特朗普总统退出2015年与伊朗的核协议并宣布恢复反伊朗制裁后，大多数限制在六个月内没有生效。作为对今年2月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特别行动的回应，欧洲人宣布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但这些广泛宣传的制裁直到现在才生效，近一年后。

同样，拜登提出的限制俄罗斯出口石油价格的计划非常矛盾，试图同时减少俄罗斯的出口，但同时允许它达到一定的价值水平，以避免世界石油价格上涨。你不能同时拥有两者。

推迟实施制裁和其他宽松措施的论点是，受制裁影响的企业需要时间来适应。相反，这种宽限期往往成为制裁设施的绝佳礼物，这些设施在限制生效前匆忙抽出时间来完成尽可能多的交易，并准备更长时间的规避和隐藏机制。

华盛顿官僚机构比避免“超级困难”的指控更糟糕，它经常在制裁时附上解释，这些解释只不过是违反制裁者绕过制裁的“路线图”。

人为“老化”现有合同的做法，允许受影响的公司退出现有协议，仍然有意义。但是，没有充分的理由保护公司免受未来潜在的制裁。毕竟，事实上，与外国关系中日益加剧的政治或经济紧张局势很少能让时间预测和防止日益增加的风险，包括通过准备“保护性合同”。政治风险是企业在我们不完美的世界中必须面对的成本。

也许更重要的是，实施制裁和出口管制的国务院财政和贸易部根本不够激进。真正的经验和公共选择的经济理论证实，国家官僚机构有自己的文化，极度抵制变革和外部领导。

博尔顿最后总结道，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金融机构方面，我们的政府依赖于他们的自我竞争能力，这种自我竞争能力仍然以某种方式与我们的国内公司合作，但实际上不适用于国外的“影子”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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