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日本战犯辩护，起草八二宪法：廉希圣谈根本大法如何“长牙”

宪法学者廉希圣生于1932年，是新中国第一代律师，曾在八二宪法秘书处工作。 （中国政法大学微信公众号/图）

2022年12月4日，第九个国家宪法日，也是中国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的日子。

198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简称“八二宪法”）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正式通过并颁布。之后，经过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和2018年5次修改，私有财产权保护、依法治国和人权保障等内容先后被写入宪法。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廉希圣是中国宪法史的见证人，曾在八二宪法秘书处工作，后又在1999年和2004年参与了修宪建议案的讨论。90岁的他，目前担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1954年，22岁的廉希圣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首届本科生，被分配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工作，教授宪法。1980年，被借调到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

在廉希圣看来，自己一生参与过三件大事，除了和宪法相关的工作，还包括1956年以新中国第一代律师的身份为日本战犯辩护，以及参加了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第九个宪法日来临之前，南方周末记者对话廉希圣。

“只有这些还不够”

南方周末：设立宪法日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你认为该如何提高人们的宪法意识？

廉希圣：宣传宪法，最主要的是把宪法规定内容跟老百姓的利益关系说清楚。要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感受到宪法规范的存在，感受到宪法与每个人实际利益的关系。

有些老百姓觉得，宪法是原则性规定，离自己很远，不像其他法律。例如，通过刑法，老百姓就知道杀人放火要判刑的，跟自己有关。

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要求全民树立宪法意识、尊重宪法是比较困难的。应该有个观念，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

南方周末：除了百姓，官员的宪法意识如何增强？

廉希圣：除了宪法日，现在已经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这些做法都是可取的，但只有这些还不够。各级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有些人觉得自己是按红头文件的规定办事，这没错，但红头文件跟宪法没关系吗？他们很少考虑这个问题。

南方周末：印象中，设立宪法日的建议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廉希圣 ：宪法学者王叔文（1927-2006）当全国人大代表时，曾经在人大会议上提出过建议，把八二宪法通过那天，也就是12月4日作为国家宪法日，当时没有通过。不过，若干年后，这个想法实现了。

南方周末：我们都知道，制定八二宪法时，你在1980年被借调到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廉希圣 ：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的所在地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政法室。整个秘书处，包括政法室有若干个成员，再加上研究宪法的几位学者，一共有十来人。我被借调过去是需要坐班的，每天早晨从中国政法大学坐公交到人民大会堂上班，有时还要加班。

秘书处是干具体活的，条文怎么修改，得先由秘书处拿出一个方案来，再拿去听意见，大家再讨论、表决。

那两年，我的教学和研究都停了。当然，在秘书处的工作比写文章的收获大得多，这是我亲自接触的一手信息，不参加这项工作是接触不到的。

南方周末：40年过去，很多年轻人可能已经不知道八二宪法产生的背景了，能再介绍一下吗？

廉希圣：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制定于1954年，这部宪法比较完备，凡是应该由国家宪法所规定的问题，都做了规定，是立足于我国本土、符合我国国情的好宪法。不过，这部宪法执行没几年，它所规定的“一化三改”任务就基本完成了。

这之后，按理说应该对这部宪法进行修改。但没来得及修改，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1975年通过的第二部宪法，我认为在宪法发展史上是一种倒退，它对五四宪法的内容做了大篇幅删除，就剩30条，应该由国家宪法所规定的问题变得残缺不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1978年通过了第三部宪法。七八宪法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一个是条文相比七五宪法增加了一倍。再有，七八宪法把发展国民经济放在首位，作为一个国家任务，也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七八宪法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修改七五宪法时，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拨乱反正运动。那时候，这项运动没有结束，一些政治性问题还没结论。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要对七八宪法再次修改，我们用了两年的时间，1980年到1982年,对七八宪法进行了全局性修订，也就是现行的八二宪法。

修正案的做法，有助于宪法的稳定性

南方周末：八二宪法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廉希圣：比如，在公民权利义务这一章的规定里有很多新做法。原来的宪法结构里，首先是序言，第一章“总纲”，第二章“国家机构”，第三章“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第四章“国旗国徽”。八二宪法把“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放在第二章，在“国家机构”之前。这是很重要的举措，表示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尊重。

这章里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把公民权利和义务同等看待。这是第一次明确规定，享有权利的公民必须同时履行义务，权利义务是对等的，有权利就有义务。

另外八二宪法肯定了个体经济的存在，指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给了它合法地位。这些条文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这是产生不了的。

南方周末：如何评价八二宪法？

廉希圣 ：这是一部好的宪法。我们修改这部宪法，是以五四宪法作为参考，而不是七五宪法、七八宪法。

特别是，八二宪法起草过程中，采取了全民讨论的做法。制定五四宪法时就已经采取过这种方式，历时4个月，共收到一百多万条群众意见。制定八二宪法时也听取了群众的意见，我在秘书处工作期间曾经想统计意见数量，但还是没完成这项工作，工作量太大。

南方周末：有什么群众意见后来被写进宪法了？

廉希圣：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全民讨论就是走过场，宪法怎么改中央说了算，最多吸收一些法律专家的观点，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在秘书处工作，是了解全民讨论中群众提出了什么意见的，最终也吸收了部分意见。

举个例子，宪法第十条是关于土地制度的规定，其中规定了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等，在全民讨论时，我们收到了一个来自内蒙古的同志的意见，他意思是，第十条不能只规定土地归谁所有，我们国家的土地资源太珍贵了，还应该增加不能滥用土地的规定。我们认为这个意见非常好，之后把它提交给了宪法修改委员会，把这项内容写入宪法第十条的最后一款。

南方周末：自颁布以来，八二宪法经过5次修正，共通过52条宪法修正案，如何理解这一系列宪法修正案？

廉希圣 ：现在宪法的修改采取宪法修正案的做法，哪一条条文不适应，就修改哪一条，不再另起炉灶，重新起草一部宪法。采取这种方式有助于宪法的稳定性。

南方周末：你此前参与了1999年、2004年两次宪法修改的讨论，在修改过程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廉希圣 ：宪法修改的流程是由党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宪建议，然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形成宪法修正案草案，再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我参加了两次党中央修宪建议案的讨论。

2004年修宪前，宪法中规定了保护私有财产，但规定是列举式的，包括保护合法收入、公民房屋建筑、储蓄等等。在2004年修宪后，不再使用列举，改为公民的合法财产都受国家保护。

关于人权的规定也值得一提。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一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条规定虽然文字不多，但意义重大。宪法是根本法，是普通立法的依据。这也就意味着今后国家的日常立法必须要遵循。

怎么“长牙”？

南方周末：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法工委下设法规备案审查室。都说，合宪性审查能让宪法“长出牙齿”，宪法“长牙”怎么理解？

廉希圣 ：建设法治国家是一个过程，还有很多需要加强的环节。近几年，我们国家全民的法律意识的确有所提高，现在老百姓遇到事情，动不动就起诉、打官司，过去哪有这个观念？只有全民从上到下，到各级党政机关都有了宪法意识，宪法才能“长出牙齿”。在全民的宪法意识还没有普遍提高的情况下，怎么“长牙”？要实现这个愿望，需要有个过程，要一步一步来，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也吃不成一个胖子。

南方周末 ：你是宪法学领域的权威学者，但之前你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宪法是你上学时不太感兴趣的专业，怎么到大学任教之后又开始做宪法学研究？

廉希圣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时，中国的宪法还没制定，学的是苏联、东欧国家的宪法。我们讲到中国宪法，是指建国初期制定的共同纲领。我喜欢的专业是刑法，想去实务部门，比如公安机关、法院工作。

1954年，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首届法律系学生毕业，工作都是服从组织分配的。那时候，全国的法学教育才刚起步，我们不少同学都被分配到高校任教。

那时候研究宪法的学者不多。我刚到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工作时，我对宪法兴趣不大，觉得宪法太原则，不像刑法、民法那么具体。接触一段时间后，我慢慢发现，宪法可以研究的问题很多，也更深，政治性比较强，这就引起我的兴趣。

南方周末 ：你到中国政法大学已经68年了，感觉法学教育这些年有什么变化？

廉希圣 ：变化还是蛮大的。1954年我到北京政法学院时，校舍很简陋。专业也不多。现在大不一样了。政法大学有多少学院，设置了多少门专业课，我都说不清楚。

南方周末 ：对现在的法学教育有什么建议？

廉希圣：我搞教学研究，有个很深的体会是，研究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立足于本土，从中国国情出发来研究问题，不然研究就没有价值。要把研究成果用在中国，就必须了解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搞清楚，这样你才能有的放矢。不能绕开中国国情谈问题，研究出来才能用，我们研究问题不得用吗？学以致用。

另外，我觉得研究问题还应该长话短说。现在博士论文动不动就写十多万字，一篇论文，有几段真正有用的话，就是一篇好论文。要是通篇没有价值，写再多也没有用。

为日本战犯辩护，一个都没杀

南方周末 ：从1912年9月16日北洋政府司法部颁布《律师暂行章程》算起，今年是中国律师制度建立110周年。你说过自己一生参与过三件大事，其中一件就是作为律师为日本战犯辩护，能不能谈谈相关情况？

廉希圣 ：1956年，学校指定我和其他老师一起参与这个工作，我被指派为3名日本战犯辩护。那会儿中国还没有律师，当年中国律师协会还只是一个筹备委员会，我的律师资格是司法部给的，算是中国第一批律师。

南方周末 ：为日本战犯辩护，当时的公众能理解吗？

廉希圣：这是我参与这次辩护工作遇到的一大难题。当年还是律师制度的初创时期，很多人对律师是干什么的不理解。很多人觉得，日本人杀了这么多中国人，你怎么还帮他们说话？

当时会见当事人，他们都认罪的，已经关押十来年了，罪行是抵赖不掉的。他们都没想到会有律师给他们辩护。

这肯定是一个挨骂的活，但要不要做下去？我认为，这项工作的意义是很大的。听着挨骂的声音，也要把这个工作做下去，它涉及法庭设置的规范化。我们当年审战犯的法庭设置应该说是个典范，对于以后的审判工作流程很有参考意义。

南方周末 ：开庭时的法庭怎么设置的？

廉希圣：我们当年没地方开庭，将沈阳皇姑区一个礼堂改造成为法庭。梅汝璈（1946年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东京审判）按照远东军事法庭的规则，给我们介绍法庭怎么设置。我们当年审战犯的时候是什么做法，法庭是怎么设置的，怎么个程序，都是他亲自介绍的，我们按照介绍来行事的。

上世纪50年代还不流行穿西装。为了场面，司法部出钱，让我们每位辩护律师都去做了西装。我在百货大楼买了一套英国料子，现在来说一套料子至少几千块，找了最好的裁缝做的。

南方周末 ：审理战犯的过程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廉希圣 ：比如说要请证人出庭，有些证人是当年日军要杀他砍头，头没砍下来，带着刀伤来的。溥仪也出庭作证，他的证言有些我还记得很清楚。开庭第一句话，他说，来出庭作证，这是他为中国人做的第一件好事。他觉得，他把东北给了日本人，是个罪人。他为出庭作证感到兴奋，但也很惭愧。这是溥仪在法庭上说的话。

南方周末：你给日本战犯做什么样的辩护？

廉希圣：我们给日本战犯做辩护，没有办法做事实辩护。大量物证、人证摆在那儿，都是推不翻的。我们能辩什么？最后的做法是辩他的认罪态度，辩他是执行上级命令，是执行者。

最后结果是一个战犯都没杀，这也是这些战犯自己都没想到的。一些人回到日本后，还做了一些有关中日友好的事。

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 南方周末实习生 陈渡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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