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的2022年度书单

《毁灭与重塑：20世纪的欧洲》，[美]罗兰·N.斯特龙伯格著，燕环译，现代出版社2022年1月。 （资料图/图）

经历了启蒙运动和近代科学技术的大发展，19世纪的欧洲在物质层面和文化领域，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在这种辉煌的背后，其实很少有人会想到，巨大的灾难就在不远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其实也有许多偶然性，所谓“危机想象”，“想象的危机”，最后真的触发了。

本书讲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缘起、过程及影响，分析了欧洲的政治更迭、经济转型、经济大萧条、战后欧洲发展、欧盟的成立与变革等重大事件，也从科学、艺术、文学成就的视角考察了20世纪的欧洲历史发展，强调那些影响人们生活的历史行为和过程，不仅包括对公共事件的记录，还包括更深层次的、通常是无声的思想和新技术的社会变革过程。而这一过程，就是毁灭、动荡、重塑、辉煌的过程。希望这种过程不要全部重演。

《新月与蔷薇：波斯五千年》，[伊朗]霍马·卡图赞著，王东辉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1月。 （资料图/图）

古代波斯-当代伊朗文明，在五千年的风云变幻中，先后与希腊、阿拉伯、蒙古等多个文明发生碰撞与交流，近代以来又与英、俄、美交汇，激烈变革迭起。书中文学与政治、文化与社会互相影响，呈现的是新月下的玫瑰园，而且是“牺牲者的玫瑰园”。

书中对我们过去本来就见识浅陋的一些观念做了辨析。作者特别强调，伊朗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专制国家和社会，这是贯穿本书的基本观点。

伊朗专制社会的形成，是地理环境和历史共同铸造的，国家的专制权力直接触及每个人。 另一方面，波斯在欧亚东西方交汇的十字路口的地理位置，使这个国家变得不稳定却富庶（近世以来还有石油之利），对外人热情、也能学习接纳外来风尚，却又对外国人高度戒备。

伊朗人往往反对他们的统治者，历史上伊朗出现了“短期社会”，无论是君王还是大臣或者普通人，多无法思考长期利益。伊朗人“几乎总是欢迎在乱世中带来秩序的统治者，虽然一旦秩序建立，社会又会按老习惯对国家持负面看法。除了寥寥无几的例外，国家和社会间的根本性对立贯穿了整个伊朗的历史，国家倾向于绝对和专制统治，社会倾向于反叛和混乱”。

“传统的伊朗革命目标是除去一个‘不公正’的统治者，代之以一位‘公正的’统治者”，但几乎总是在变革到来时失望。

作者总结了伊朗主义的基础：波斯语、什叶派穆斯林、疆域。伊朗主义不仅是文化的，也是社会和心理的，是超越种族和语言多样性的。这是历史和社会不安全性的产物。当然，被逼到墙角，伊朗人则倾向于冒彻底失败的风险。古老国家的现代转型，都是极其痛苦的，痛苦是类似的，内忧外患，错过了诸多机会，至今仍在挣扎，遭受苦难的，不仅有普通人，还有利益阶层。

《美国的分裂：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思考》，[美]小阿瑟·M.施莱辛格著，王聪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2月。 （资料图/图）

施莱辛格通过追溯美国历史上的三次移民高潮，以及“大熔炉”式的“合众为一”的美国的经典形象和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即移民放弃故土的价值观，接受并融入一个崭新文化的美国的历史性成功，以及如今面临的挑战——同化观念正在被取代，原来被放弃的故土观念、族群差异以多样性的面目出现而得到赞美和强化，提出了自己的关切和思考。

施莱辛格认为这种新变化趋势是浪漫主义的理论家和不择手段的投机者（他们为自己群体代言的诉求被媒体不假思考地接受）激起的一种肤浅的热情。施莱辛格指出，多样性从一开始就是美国的标志，种族意识的高涨在一个因历史偏见而蒙羞的国家的确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后果，但是种族狂热的兴起可能会危害社会团结，冲击美国强调个人自由而非群体族群自由的基本价值，使美国社会产生的分裂的危险。事实上，这样的分裂，从文化到族群，这几年在美国也是甚嚣尘上。

施莱辛格辨析了应该如何进行历史的教育，何谓真正的多样性保护；辨析了美国核心价值里的欧洲因素，这是其他各大洲民族所都不含有的，尽管其中历史上也不乏罪恶，但欧洲这种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不断地自我纠正。“历史的功能并非促进族群自尊心的提升，而是更好地理解世界、理解过去；冷静地分析、判断和展望；尊重不同文化和传统，并不畏惧地捍卫那些使历史研究自由成为可能的普适价值，诸如宽容、民主和人权思想，等等。”

《1913，中国华北见闻》，[澳]玛丽·冈特著，李尧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2年2月。 （资料图/图）

澳大利亚女作家玛丽·冈特从小受祖父影响（其祖父曾是东印度公司海员），对遥远的中国怀有浓厚的兴趣。1913年，在她的同乡和远亲莫里循的鼓励下来到中国。

1913年的中国，刚刚经历辛亥革命，整个国家，传统和面向现代的因素都有。一个来自西方的女作家，孤身（当然有中国向导仆人）在北京、保定、承德等地游历，记录下了一个异乡人尤其是带着不同文明视野的异乡人所观察感悟到的当时中国华北地区的山川风貌，风土人情，以及内在的沉静与躁动。作者对中国人民怀着深切的同情，她赞扬这块土地上人民的勤劳，同时也指出了这种勤劳的另一面：没有尊严，不懂得劳动的尊严；她赞扬中国人民的善良和忍耐，但对被裹脚戕害的妇女既有同情，也有现代女性主义的愤怒；她看到了普遍的贫穷也记录下了华北地区的地方病……

在书的尾声，玛丽·冈特写道：“他们可以忍受一切艰难困苦，降低生活标准，承受巨大的压力。他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环境与条件——巴比伦辛勤劳动的奴隶绝望与无助——减少脚下那块土地上的人口，包括劳动阶级的人民……人们没有自己判断事物的权利，被习俗束缚，不敢偏离父辈走过的道路半步。中国人的孝道被捧上了天。然而这种美德，常常变成祸端……这种相互依存造就了某种卓越，一种中华民族几千年前就达到的卓越。然而最终变成了令人窒息的束缚。这种家长制，这种对过去持续不断的关注，使得这个国家丧失了独立自主的精神……”

本书 1914年出版于伦敦，作者文字很好（当然也有翻译之功），配有不少老照片。

《朴：童庆炳先生口述自传》，童庆炳口述，罗容海整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 （资料图/图）

本书是童庆炳先生的口述自传。童先生是北师大中文系的著名教授，不仅著述颇丰，有自己创新的文艺学理论，主持编著的教材被广泛使用，更有桃李满天下。

这本口述自传，首先是一个人读书改变命运的励志故事。童先生回顾了自己如何从一个吃不饱饭的福建山区贫寒的农家子弟，成为名满天下的学者的历程，这是一个底层有志者的强烈上进心的结果。这一历程，其实伴随着中国此起彼伏的政治动荡。但是，即使在动荡岁月，童先生也没有放弃，抓住了一切可以学习的机会，这是一种沉潜之功。国内绝大多数人没有这种幸运，他们困顿于运动中，虚耗自己。

童先生的幸运，不仅在于他个人的自觉努力和超强的学习能力，更与他的人性良善有关。童先生依靠最朴素的常识，使自己免于运动的裹挟，得以避开更大的漩涡。这也使得他能够在动荡岁月不但没有荒废自己，反而不断地自我成就。童先生的人生选择，对于后人而言，更具现实意义。

《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美]康拉德·H.雅劳施著，王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 （资料图/图）

《破碎的生活》写的是一群小人物在大时代的命运，从他们的日常生活角度，勾勒出一幅20世纪德国历史相对完整的图景。核心就是在充斥着残酷的背德、杀戮、死亡和艰难的剧变中，普通人的生活如何被一步步摧毁，战后如何艰难重建自己的生活。

书中选择的普通人主体是魏玛一代，也即一战后魏玛共和国时代出生的那些普通德国人，有在前线参战的士兵，也有在后方劳动的女性，有种族清洗的加害者，也有纳粹暴行的受害者。这一代人经历了20世纪几乎所有重要事件：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的到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战争失败，被占领，战后重建、冷战分裂，以及柏林墙倒塌后的统一与复苏。每个人的命运在这些政治事件中不断地改变，经济的不稳定造成了普遍的不安全感，使太多的人相信了种族主义独裁者的承诺，纳粹通过提供一种扭曲的民族情感恢复了德国人的骄傲，赢得了普通人的支持。正是普通人对所谓德国的敌人和犹太人的敌意，以及对纳粹的支持，才让纳粹的恶，最后质变成大战和大屠杀，而最终，这些第三帝国的支持者，无论是男性女性，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这个代价，战后还延续到两德分治时代。时过境迁后，有人反省，有人推诿，有人回避，这是过去的宏大叙事中很少见的谈及普通人与历史巨变互动关系的著作。

《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运》，谌旭彬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 （资料图/图）

​生活在洪武时代的人，活下来几乎就是幸运的偶然的。

《大诰》本是朱元璋自我吹嘘的记录，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心虚的自我辩护，世皆愚顽，唯我独醒且智，这样为你们这些愚顽之民着想，让你们受着君王的恩典还不知感恩，都该死，不死也得迁于化外。谌旭彬老师这本书，通过对《大诰》中案例的辨析，不仅管窥了洪武时代底层小民的生活，其实也侧面提供了洪武时代生活的基本样貌：民不聊生，官也不聊生；贵不聊生，贱也不聊生；士农工商不聊生，逸民旷夫僧侣也不聊生；兵不聊生，将也不聊生；贫不聊生，富更不聊生；老不聊生，幼也不聊生；近不聊生，远也不聊生……

​纳博科夫用英语写的第一本小说《庶出的标志》，其实就是《大诰》中秀才断指故事的现代版，但其残酷性远比不上《大诰》所记叙的真实案例。

《希特勒的末日》，[英]H.R.特雷弗-罗珀著，石雨晴译，郑州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 （资料图/图）

这本书是希特勒之死最可信和最权威的记述。

二战前，特雷弗-罗珀是牛津大学的历史教师。二战期间，罗珀在英国的秘密情报部门服役，专门负责侦听、截取纳粹反间谍机关发出的无线电密报。二战结束后，关于希特勒的死亡真相众说纷纭，苏联人先是说希特勒已经死亡，后来又说其已逃往西方。罗珀受到英国情报部门的委托，赶赴柏林调查希特勒死亡的真相，走访、讯问了不少当事人。1945年11月1日，罗珀在柏林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公布了他的调查结果。1947年3月，罗珀出版了《希特勒的末日》一书，详细记录了希特勒生命中的最后10天及其自杀身亡的过程。

罗珀通过调查，在书中勾勒了一幅末日希特勒纳粹帝国的相对完整的图景。既有府地堡之外军事形势的快速变化，也有地堡之中希特勒绝望又不甘心失败，近乎歇斯底里地指挥着想象中并不能完成甚至已经不存在的对苏联红军的抵抗，他不再倾听其他声音，只听对他的附和，没有一个宠臣和将领敢告诉他真相，甚至也不敢知道真相。书中详述了他和他的宠臣关系的变化，他和德国陆军传统和容克贵族的最后代表力量德国陆军总参谋部之间的冲突，以及帝国阁僚之间为争宠争权而展开的勾心斗角，揭示了纳粹德国政治的愚蠢低效、技术的逐渐落后，愚昧的兴起，成功的枯竭。

这本写于1947年的书，以实地调研为基础，资料翔实谨严，对第三帝国各色人物的评价，虽然只是个人之论，却多真知灼见。我个人觉得，这本书对希特勒王朝末日的叙述和点评，胜过后来许多作品。

《椿树峁》，谢侯之著，中华书局2022年7月。 （资料图/图）

1969年冬天，18岁的北京青年谢侯之与几位中学同学一起，被甩出了正常生活的轨道，来到陕西延安万庄大队里一个叫椿树峁的小队插队，见识了一个超越他们想象的世界。在那片荒凉干涸的黄土高原上，他们和当地的贫苦乡民一起生活，一起做有用没用的活，从生理上不能忍受到生理精神上都咬牙坚持下来，从不习惯到习惯，他们掏地，开荒，修梯田，办乡学，给娃娃们讲“古朝”，借衣服给后生娶婆姨；他们学会了炒洋芋，做酸汤，学会了喝烧酒，吃臊子面；淳朴善良的乡民，包括那些山村的孩子们，在艰难的生存环境里，对这些外来的青年人，给以力所能及的照顾和关怀。这些经历，激发了这些年轻人的人性意识和独立思考。

这些年轻人本来生活在大都市，原本的家庭对于教育学习就比较重视，即使被抛到这样的一个环境里，他们也没有放弃，他们读各种非政治书籍，从教材到小说，做能找到的各种题目，即使给小孩上课，也不是依着政治化的教材，而是向山村的孩子展现了一个他们很难有机会触摸的世界，用诗词和自然课，引发了孩子们对陌生世界的好奇；甚至，这些年轻人还在窑洞中研讨物理学假说……

当然，同龄人之间互相的抱团取暖互相鼓励，也是黑暗中非常有效的支撑。谢侯之、王新华、王克明、许小年曾是一个小集体，而比谢侯之年长的史砚华，对谢侯之他们有引导之功。当他们有机会离开陕西上了大学，都各有成就。谢侯之写到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许小年时说：“他在西沟红庄，经历到穷苦底层；看自由自留，救农人讨一口活路。故偏执不移挺市场，吁解绑自由，反对政府干预。去赞哈耶克，去望珠穆朗玛峰，去挑战凯恩斯……”许小年后来对市场经济的执着，针对的正是他所看到的亲历的苦难的渊薮。

虽然通过历史和文学影视作品对西北苦难的生活有所了解，但这本《椿树峁》里，谢侯之平静叙述出的当时当地那种生存状态，那种贫苦，那种对命运的可怕的坦然顺从，还是让我很受震撼：“再咋地苦情，咋地遭罪，都平静着，麻木着，并无嚎叫不甘，认下，受下，顺了死生，随了命定。你暗中感受到那种承受苦难的能量。”并非乡民别无所求，他们是知道求不得，无论是求天求地求人，都不得，才会“认下，受下，顺了死生，随了命定”。但当他们把孩子送到知青那儿上学，对老师表现出的尊敬，不只是一种淳朴，在我看来，也有抗拒命运的期盼。

事实上，政治形势改变之后，椿树峁的人家搬走了，山峁也被浓绿覆盖，我相信谢侯之笔下当年那些淳朴的乡民和孩子，他们的命运也一定有了改变，虽然关于这些人的后来，作者并未着墨。我相信有“那片小鹿小兔般的眼睛”“玻璃般的童音”的孩子们和他们的父辈后辈，一定会改写自己的命运。

谢侯之笔下的陕北插队故事，风格平实，苦涩里带着幽默。谢侯之善于讲故事，把场景描写得生动有趣，个别篇章于无声处撼人心魄，比如《乡学》《野草》，等等。好看，是因为真实，是因为情之所寄。

朱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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