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三年，中国基金会行业的发展韧性在哪里？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周南 文梅 北京报道

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而基金会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在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中，承担着重要任务。二十大的胜利召开和慈善法的修改顺利推进，在为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的同时，亦对基金会行业的发展作出了新部署，提出了新要求。

日前，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2年会举办，继2020年年会讨论变局挑战中的基金会，2021年年会探讨中国基金会在新征程上的方向和路径之后，“韧性发展 勇毅前行”成为今年的主题。如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长吕全斌所说，新冠肺炎疫情三年，基金会行业难逃冲击。“有的基金会注销了，有的基金会缩水了。”不过，仍有大批基金会释放韧性，没有“躺平”。

根据民政部《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底，中国社会组织总量达90.2万家，比上年增长0.9%，其中，基金会数量8877家，占社会组织总量的0.98%。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2189家，占基金会总数的24.66%。

疫情三年，中国基金会的“韧性”表现如何？在新形势和新环境下，基金会行业又该如何走上高质量的韧性发展之路？

数据：高校基金会表现亮眼

作为一个行动研究者，广州社会组织研究院执行院长胡小军对基金会行业发展的观察细致入微，在他看来，从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通过，到2016年《慈善法》正式实施至今，中国的基金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具体到疫情三年，数据则是最直观的表达。

据胡小军介绍，根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截至2022年10月25日，广东、浙江、北京、江苏、上海的基金会数量位居全国前五，且这五个地区的基金会数量之和占全国基金会总量的约50%。从基金会的登记层级来看，省级民政部门登记的基金会占比最高，达67.5%，构成了中国基金会的主体，同时市级、县级民政部门登记的基金会分别占比21.2%、8.9%。

作为“捐助法人”的基金会以财产为基础，由于数据的滞后性，根据目前已有的基金会财产数据，截至2020年度，全国基金会净资产总量为2193.79亿元，捐赠收入超过1000亿元，业务活动成本为879.9亿元。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2020年我们仅采集到6782家基金会的公开数据，因此，实际的净资产、捐赠收入和活动成本都要高于这个数据。另外，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也是抗击疫情的关键之年，两大事件的叠加让捐赠收入和业务活动支出较2019年都有明显提升，不过这一趋势是否会延续，还有待观察。”胡小军补充道。

近几年，高校基金会正作为中国基金会体系中最具资产实力的一支力量，为社会服务注入新的动能。在今年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发布的高校基金会优秀公益项目案例中，高校社会服务表现亮眼。

而根据2020年基金会年末净资产数据，前20名中有7家高校基金会，且这7家高校基金会净资产额占基金会净资产总数的15.9%。其中，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位列前三，净资产分别为157.65亿元、70.11亿元和40.30亿元。同时，在基金会捐赠收入榜单中，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收入位列第一，为69.87亿元。

另外，基金会的专职工作人员方面，根据2020年数据，56.8%的基金会有1到3名专职工作人员。“可能一部分企业基金会、高校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并不在基金会领薪，但这一数据本身也能反应出基金会的职业化水平。”胡小军说道。

行动：在低迷中“进化”

无论是基金会发展政策的制定，还是基金会行业建设的行动，都应该立足于以上的数据基本面，不过，基金会的实践远比数据生动精彩。站在行业的视角，从社区基金会备受关注到地方基金会活力焕发，再到东西部基金会的协作发展，从专业议题网络的搭建，到国际间合作，近年来，基金会行业在实践和行动中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就是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践行“四个服务”。一方面，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围绕乡村儿童、乡村老人、乡村医疗、乡村教育等议题，基金会在乡村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另一方面，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2月，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联合国内多家基金会和专业机构，共同发起“社会组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协作网络”；同年4月，基金会发展论坛发布了《中国基金会行业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共同倡议》，得到233家基金会响应。

地方基金会活力焕发，在区域公益生态建设中开始发挥积极作用是又一特点。在地方基金会积极搭建本地公益行业共建平台，并致力于基金会行业交流机制实体化的同时，更多基金会明确将“行业建设”作为战略重点。

同时，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开始立体资助和搭建专业议题网络，尤其是具有企业背景的基金会正积极整合企业自身优势，向公益行业提供专业化产品或服务。

以北京嘉实公益基金会（下称“嘉实公益”）为例。疫情期间，不少机构难以为继，据2020年5月发布的《疫情下公益组织的挑战与需求调查报告》，有14.8%执行型公益机构受疫情影响很大，机构将难以为继，49.4%的机构属中度负面影响，机构面临不少困难，但还能坚持。基于企业基金会的优势，嘉实公益并未陷入筹资难的困境。不过，为了应对行业面临的共同困境，2020年8月31日，嘉实公益投入200万元，启动了“嘉园行动”项目，为疫情时期陷入困境的教育公益组织提供最高10万元的一年期办公租金支持。

“对于嘉实这样一家金融企业来说，最有价值的就是人才。”嘉实基金会秘书长刘丹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基于这种理念，嘉实的公益项目主要聚焦于教育领域，“嘉园行动”也遵循了这种价值观趋同的态度，优先考虑对项目有系统性思考和设计的教育公益机构进行支持。

事实上，在有了非限定资助意向后，如何向理事会展示捐赠项目的效果、如何设定遴选标准和资助标准成为难题。最终，项目组决定将非限定资金支持落在一个可衡量的点上，比如房租。“如果节省了房租的支出，公益组织可以把原来需要用来付房租的钱用来做其他事情，比如人员工资发放等，间接提供了现金流的支持。”刘丹说道。可喜的是，最终35家机构入选并获得资助。

低迷中相互支持、得以韧性“进化”的基金会在社区公益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在长三角、珠三角以及成都等地的社区基金会发展正在加快，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正在形成。同时，更多基金会开始关注社区议题，包括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针对流动儿童与流动家庭开展资助计划等。

“这些都代表着我们的重心开始向下，更加关注我们的社区，让公益更多地回归它的本质，建立人和人之间的连接，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够得到帮助。”胡小军说。

此外，公募基金会与互联网公益在联合劝募领域中的实践和推进深刻改变了中国公益的生态；东西部基金会协作与在地公益力量的成长亦受到关注；以及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基金会的国际化成必然趋势。胡小军认为：“虽然基金会整体的能力依旧非常有限，但在国际减贫、人道救援、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中国的基金会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未来：现代化新征程中的韧性发展

成长中的基金会行业也面临各种反思和挑战。

例如，“对于公募基金会和互联网公益平台，我们越来越强调要与伙伴共成长，要优化管理流程，要为伙伴赋能、提供立体持续的支持。”在胡小军看来，关于互联网公益的反思非常多。“比如社会问题的表层化和简单，以及公益领域中是不是存在大量的‘数字出公益’、‘PPT’公益、‘远距离’公益，这其实涉及到‘技术理性’理论、‘反思性实践’理论的对话和思考。”

不过，也正是在狂飙突进与争议声响中，基金会行业开始思考，公益慈善的使命和价值到底是什么？

或许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健刚的话可以回答：“公益慈善组织更需要回归生活，建立社区公共领域以及开展针对普通人的面对面的服务与教育，从而让人文价值仍然能够留在公益慈善的工作场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特征，也为基金会的韧性发展指明了新的战略方向。无疑，迈入新发展阶段，对基金会的韧性发展也必然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基金会行业需要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与能力短板，并起而行之。

在胡小军看来，“所谓韧性，首先是一种适应性，而非稳定性，韧性是在我们应对危机的过程中，通过学习、通过协同创新提升适应变化的能力，从而推动基金会行业的积极转变；它更强调长期的能力建设，而非短期的应急特征。”

基于这样的理解，在迈向现代化的新征程中，他指出，基金会首先应明确自身在慈善体系中的五大角色定位，即基金会是社会力量参与慈善的重要形式和载体，是慈善组织的核心主体，是驱动慈善创新的重要引擎，是公益生态建设的有利推动者，是促进多方协同、共创社会价值的枢纽平台。也正因如此，加强基金会的行业建设，促进基金会的高质量发展，对于充分发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现实意义。

“因此，我们要更加关注地方基金会的成长和发展；其次，要更加关注基金会行业建设，赋能公益创新的关键要素；第三，要更加关注本土议题深耕，服务区域和国家发展战略；第四，要更加关注对非营利领域的滋养和培育；以及，从基金会自身建设角度而言，要更加关注有效治理、慈善财产的科学管理和配置、文化建设。”胡小军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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